报载：“上海闸北陆丰路上有两栋普通6层住宅，建成至今已经19年了”。“上海首个‘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试点工程在这里展开。‘平改坡’综合改造的同时，老房子的南北墙体都向外扩出了1.5米，装上了三菱电梯。41户居民拥有了电梯房，老年人不再把上下楼视为畏途；他们只要每平方米支付1295元就能买下多增面积，而当时那个地段的房价已是每平方米5000元。”
但是，对于这样一件“天大的好事”，却“几乎从工程启动的第一天起，政府、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和一些居民就卷入了利益与矛盾的漩涡，角色众多，关系复杂，众说纷纭，倒似乎谁都有了委屈。试点一地鸡毛，多层房加装电梯工程的大面积推广也就遥遥无期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政府的“好心”得不到理解的尴尬局面呢？
报道中特别提到了以上举措“在技术上基本可行”。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仅有技术方面的评估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还需要进行环境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评估。尤其是社会评估，这在当前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几乎还摆不上议事日程。
从上述“好心”事件看，首先暴露出我们的政府对“私权”理解不深，或者说还是习惯于要以“公权”不当干涉“私权”。当一套房子通过某种合法的程序和手续归属于一户居民的时候，就形成了“私权”。所谓“私权”，就是在合乎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这户居民在对这套房子享有自由处置的权利，任何单位与个人都不得干涉。在今年出台的《物权法》上是这样表述的：“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众所周知，老公房里的生活本来是平静安稳的，甚至可以说是刻板无味的，这与老公房的居民大多是老年人有关。当政府出于一片“好心”，要对老公房进行改造时，譬如说，要为居民扩大住房面积，要腾出一楼开设社区服务设施，要为老公房添建电梯，等等，这就好比一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湖水里。因为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所有的居民都会对此作出不同的反应，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来对这件事情作出评判，而这些利益和需要是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牵头负责改造的机构面临的问题是众口难调，可以想象到的结果必然会是一部分利益被侵犯、或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居民埋怨不已；而且这些居民的利益和需求是否被侵犯、是否得到满足是以他们自己的判断为依据，别人的判断乃至社会公众的判断再好也没有用。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不满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其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上述“好心”事件还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个人的生活方式的尊重，这同样也涉及到“私”的领域。一户户居民家庭自有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一部分老年人，对自己住了几十年房子，里面的格局和布置那怕是动了一点点他们也是非常敏感的。所以，面积的扩大、有没有电梯，有没有社区服务，等等，这些在旁观者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并不重要，他们就希望这样平平淡淡、没有波折地度过余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如此这般的要求是应该得到尊重的，而政府的“好心”却可能会破坏他们与身边环境长期以来已经达致的平衡。
那么，政府的“好心”而使大多数居民得益的好事，是否就不能办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其实，居民的要求无所谓对还是不对，即使他们只是绝对的少数。解决之道只有一条，协商谈判，而任劳任怨是办事者的基本态度；如若再努力也谈不下来，就需要有迂回绕过障碍还不能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本事，这恐怕是今后政府官员最重要的但在现实中也是最不具备的本事。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官员们只需站在代表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发号施令就行，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社会有更大的宽容度。
最后要考虑的问题是已经再三强调过的，在实行这一类政策措施时，要想好低收入者怎么办。这年头，住公房的老人手头可能都不富裕，即使有点钱，也舍不得花，因为要防着生病。如果实行“公共交通式”的刷卡坐电梯，会不会到头来反倒违背了新政策的初衷——部分老人舍不得买卡因而他们上下楼的困难得不到解决。从经济理性上来讲，这是没有错的；但从人文关怀来看，这是没有达到政策的目标。公交车实行老人免费，“公交电梯”能否也照办？当然，得有人埋单，政府当仁不让是最受欢迎的，社会献爱心帮着分担也可以考虑。
总而言之，要使“好心”落到实处，需要进行新政策的社会评估，把困难一条条摆出来，想办法解决，这也许是和谐社会应有的行政之道。
但是，对于这样一件“天大的好事”，却“几乎从工程启动的第一天起，政府、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和一些居民就卷入了利益与矛盾的漩涡，角色众多，关系复杂，众说纷纭，倒似乎谁都有了委屈。试点一地鸡毛，多层房加装电梯工程的大面积推广也就遥遥无期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政府的“好心”得不到理解的尴尬局面呢？
报道中特别提到了以上举措“在技术上基本可行”。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仅有技术方面的评估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还需要进行环境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评估。尤其是社会评估，这在当前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几乎还摆不上议事日程。
从上述“好心”事件看，首先暴露出我们的政府对“私权”理解不深，或者说还是习惯于要以“公权”不当干涉“私权”。当一套房子通过某种合法的程序和手续归属于一户居民的时候，就形成了“私权”。所谓“私权”，就是在合乎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这户居民在对这套房子享有自由处置的权利，任何单位与个人都不得干涉。在今年出台的《物权法》上是这样表述的：“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众所周知，老公房里的生活本来是平静安稳的，甚至可以说是刻板无味的，这与老公房的居民大多是老年人有关。当政府出于一片“好心”，要对老公房进行改造时，譬如说，要为居民扩大住房面积，要腾出一楼开设社区服务设施，要为老公房添建电梯，等等，这就好比一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湖水里。因为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所有的居民都会对此作出不同的反应，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来对这件事情作出评判，而这些利益和需要是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牵头负责改造的机构面临的问题是众口难调，可以想象到的结果必然会是一部分利益被侵犯、或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居民埋怨不已；而且这些居民的利益和需求是否被侵犯、是否得到满足是以他们自己的判断为依据，别人的判断乃至社会公众的判断再好也没有用。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不满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其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上述“好心”事件还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个人的生活方式的尊重，这同样也涉及到“私”的领域。一户户居民家庭自有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一部分老年人，对自己住了几十年房子，里面的格局和布置那怕是动了一点点他们也是非常敏感的。所以，面积的扩大、有没有电梯，有没有社区服务，等等，这些在旁观者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并不重要，他们就希望这样平平淡淡、没有波折地度过余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如此这般的要求是应该得到尊重的，而政府的“好心”却可能会破坏他们与身边环境长期以来已经达致的平衡。
那么，政府的“好心”而使大多数居民得益的好事，是否就不能办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其实，居民的要求无所谓对还是不对，即使他们只是绝对的少数。解决之道只有一条，协商谈判，而任劳任怨是办事者的基本态度；如若再努力也谈不下来，就需要有迂回绕过障碍还不能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本事，这恐怕是今后政府官员最重要的但在现实中也是最不具备的本事。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官员们只需站在代表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发号施令就行，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社会有更大的宽容度。
最后要考虑的问题是已经再三强调过的，在实行这一类政策措施时，要想好低收入者怎么办。这年头，住公房的老人手头可能都不富裕，即使有点钱，也舍不得花，因为要防着生病。如果实行“公共交通式”的刷卡坐电梯，会不会到头来反倒违背了新政策的初衷——部分老人舍不得买卡因而他们上下楼的困难得不到解决。从经济理性上来讲，这是没有错的；但从人文关怀来看，这是没有达到政策的目标。公交车实行老人免费，“公交电梯”能否也照办？当然，得有人埋单，政府当仁不让是最受欢迎的，社会献爱心帮着分担也可以考虑。
总而言之，要使“好心”落到实处，需要进行新政策的社会评估，把困难一条条摆出来，想办法解决，这也许是和谐社会应有的行政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