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孕育变革，变革呼唤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的行政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和批评，当代西方的公共行政理念与治道变迁肇始于此。这一变迁过程至今仍在行进之中，与此相伴的则是波及世界各国的行政改革浪潮。那就是：以企业精神改革政府或称“政府仿企业化”。政府仿企业化是一种崭新的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考，对于解决行政体制中的一些弊端不乏新的思路，当前，我国正处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阶段，重新思考政府仿企业化理论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

　一、传统行政模式的危机与政府仿企业化理论及其实践 。穷则变，危机是变革的先导或前奏，传统行政模式的危机表现为其不适应性，而这种不适应性的来源则是时代的变革造成的。 政府仿企业化的倡导者一般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论证其合理性的：其一，政府必须以变革来响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几大特征：如全球化、信息技术等。在一个日趋全球化和充满竞争的时代，政府作用在提升国家比较优势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与国家的经济表现之间有一种联系。”其二，企业也同样面临着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问题。奥斯本和盖布勒指出：美国的企业花了大量时间，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下放权力、扁平机构、强调质量、接近顾客[4]。与政府相比较，企业在对知识经济时代的适应能力上表现出众；而政府很难像企业一样站在变革队伍的前列，因此，在为生存或竞争而进行的巨大变革中的企业就值得政府模仿。

　二、政府仿企业化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定位 。行政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实践来看，中国采取了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又相互配套的发展模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

       长久以来，我们倾向于用精简、高效、统一、廉洁、民主、法治等来描述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是，这些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非总是一致，其中民主与效率的张力尤为明显。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与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与民主的统一。根据这一思想，有的学者认为，政治现代化应以政治体制改革来追求民主，而行政体制改革则应以效率为核心目标或价值。

                                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又如何在行政改革中定位呢?  

         第一，政府仿企业化是一种值得探索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也就是说，政府仿企业化首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内容层次或方式手段。

          第二，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应对于行政职能合理化当中的操作职能层面意义上的优化。

           第三，政府仿企业化是行政机构改革的一部分，然而不是全部，也不是核心。

             由此可见，政府仿企业化是行政改革的一种思路和途径，本身构成行政改革内容的一部分。

 基于以上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对于政府仿企业化，研究公共行政的学者，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新的思路和途径，其效果和影响如何评价，是否要认真地考虑时间问题。 第二，任晓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一书中曾经提到了“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的概念，内源发展系指“每个社会都应通过在自己的技术、社会、文化和思想领域进行各种各样的和多方面的创新，实现自己的现代化，都应选择独特的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应也不是被迫要模仿其它社会并忠实地仿效或注定坚持唯一的发展道路或模式。”作者指出，外源发展必须让位于从本国实际上出发的内源发展。

       行政体系的发展也有“内源”和“外源”之分，有些学者提出要用“发展行政”代替“行政发展”，意在凸现行政体系自身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变革上的主动性和内源性。

       那么，政府仿企业化于行政体系而言，是属于内源发展还是外源发展，是发展行政还是行政发展呢?这全在于政府如何仿企业化。简单地说，我们是从政府独特的规定性出发，去探求哪些方面可以借鉴和模仿企业呢，还是以致力于将企业表现得特别出众的优点加诸于政府呢?这有点类似于因为牛痘可治病，所以政府的痼疾多半是天花，并且最好是将这种牛痘即刻种到政府身上。第三，当代世界各国行政改革需要有新的理论突破，“政府仿企业化”或者是其中一种，然而从政府仿企业化理论本身来看，一个缺陷是过于局限于技术性、工具性层面，缺乏一种终极性、价值性的目标和理念的供给。因而，从理论形态上看并不完善。另一方面，政府仿企业理论将企业视为模本，似乎忽略了企业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事实情况是：政府和企业作为当代社会典型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实体，二者为了生存与发展都必须变革，并且同等程度地迫切需要组织理论的创新，因此，就理论上来说没有谁仿谁的问题。

       在给出以上三点思考以后，文章的末尾需要说明的是应该如何对待中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仿企业化”思路。

     “政府仿企业化”毕竟最初是发端于西方的，有其一定的背景和基础条件。由于信息和知识的全球化先于各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全球化，某些中国学者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这一颇具改革意味的方略，然而我们在界定这一“改革方略”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地位之时必须将中国国情尤其是政治国情中的宪政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我们必须在维护这一体制的前提下操作改革)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只有当“仿企业化”这一方略更多地具有了与中国国情契合的特点之后，只有当这一方略本身得以再发展，它在中国行政改革中或者能获得更好的生长点。

       另一方面，今天的世界已经处于全球化浪潮中，江泽民同志指出：面对这一趋势，中国不能置身事外。加之仿企业化方略包含的改革精神值得称道，以及各国对本国政府的效率问题、腐败现象前所未有的关注，以至于在中国感受得到甚至比西方国家更为强烈的社会对政府的要求，这同时也是对政府改革或改革政府的诉求。

       因此，仿企业化理论要发展，改革精神要坚持，中国国情要考虑。总之，政府与企业共同面临挑战，在中国尤其如此。因此，值得称道的不是政府仿企业化本身，而是其意指的改革精神和改革思维。危机感不仅仅来源于企业运作得好而政府充斥着腐败、无能与低效，而更多的是政府和企业共同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