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社会活动家简又文先生（笔名：大华烈士）在其笔记体的《西北东南风》一书中，记载了不少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奇闻轶事。其中，有关李鸿章当年在英国伦敦参加一贵族举行的宴会时，公然向香槟酒杯里吐痰的故事，就因为十分突兀，颇有在这里重提和议论一番的必要。
关于此事的全过程，还是引述简又文先生的原文来得更加形象些：“李鸿章曩在英国伦敦赴某贵族宴会时，席间咳嗽，即随手取桌前盛香槟酒之小玻杯，吐出浓痰一口于其中，复置座前。玻璃杯罩了黄绿的液质，色如翠玉，反光四射，颇为美观，而举座失色矣。”
代表一国政府出使的重臣，竟然在富丽堂皇、冠盖云集的外交宴会上，当众做出这样出人意料的不雅举动，真是有些大煞风景了。很自然地，当这样的举动一出来，在座的“文明世界”的富有教养的绅士淑女们尽皆“失色”，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而且，岂但是“失色”，不少人恐怕是要大感恶心的吧？
相信如果这件事情当年真的发生过，那么，这场宴会最后的不欢而散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若再推想下去，当时的中国官员乃至整个中国的国民在这些英国贵族眼中是什么印象，也就不必再说了。
虽然简又文先生的《西北东南风》一书不属于严肃的史学著作，充其量只能列入野官稗史之类，因此不免有些道听途说的成分。但就李鸿章在英国伦敦的这次异举来说，我倒倾向于认为乃是实有其事。道理很简单，这很符合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时代特征，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典型事件。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李鸿章当年访问英国等西方国家，是在甲午战败之后的1896年。当时的李鸿章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以风烛残年之身出使西方世界，这在李鸿章的个人履历中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同时他的这次历时半年之久、履及俄国、德国、英国、美国等西方主要列强的具有官方色彩的出访，也使他成为自大清帝国开国以来向西洋各国派出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那么，1896年时的大清帝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单以中外交流一项而论，其时以这位李中堂为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的洋务运动，已经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三十余年。三十年余年来，中国建起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设了学习外文的“同文馆”，向西方派出了留学生，高薪聘请西洋各国的人才担任政府和新式海军的高级雇员，各地效仿西方列强所兴办的一些现代企业也应运而生……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已经和林则徐之前时代闭关锁国的状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尤其是这个李中堂，一向被当时的中外人士认为是整个清廷中思想最为解放，对洋务最为了解的人士。但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被普遍认为对西洋文明最为通晓的人物，却在大英帝国首善之地的高级宴会上表演了这么一出丑陋的闹剧，这实在是太富有戏剧性了。
今天，我们没有理由推断李鸿章大人是在完全明了西方世界的礼仪规则的情况下，故意做出来这样一个举动，来给“洋鬼子”难堪。一个年逾七旬、熟读孔孟之书的老年人，万里迢迢出使西方，不会粗俗到在外交场合上故意出丑的地步。退一步说，即使他将一己的荣辱置之度外，大清政府和亿万子民的尊严和面子也还是要顾全的。这点道理他李鸿章不会不明白。因此，他在伦敦的宴会上往盛香槟酒杯子里吐痰这个举动，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他的无意之举，是习惯成自然后的一个下意识的本能反应。
这是不言自明的，即在我泱泱华夏大国，吐痰一事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无关大雅的小事体。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的熏陶下，即使是身居高位的李鸿章大人，想来也不会太把吐痰当成一件事关文明与修养的大事情来对待，顶多就是当咽喉不舒服时，把痰吐到痰盂里去罢了。正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势，直接促成了他在伦敦的这次出丑。而他之所以不假思考地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主要是因为他对西方礼仪的一些基本原则根本不了解。他不知道在西方是不能随时随地地吐痰的，更不清楚放在他面前的漂亮的玻璃杯根本不是中国的痰盂，而是用来喝香槟酒的。
如果这样的一种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虽然是以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为职志的，但是，即使是那些提倡和参与了这个运动的自以为和被普遍以为是很了解洋务的、走在时代前列的“弄潮儿”，诸如李鸿章者，其实对于西方文明的规则真正了解和掌握了多少，也还是大可存疑的。否则的话，就绝然不会在绅士云集的宴会上弄出这样令人难堪的场面来了。
“窥一斑而知全豹”。大而言之，由李中堂的这口痰，完全可以照见出洋务运动乃至此后一系列类似运动的一些本质来。由此入门，也就可以搞明白：中国和日本几乎是同时起步开始学习西方，可为什么人家日本进步神速，并终以此打败了强大的北洋海军；而我们却囫囵吞枣，只知做表面文章，纵使学到和掌握了西方的先进“器物”，也仍然不能避免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悲惨结局。此无他，概因为我们只学会了人家的皮毛，并没有学到人家在“器物”层面之外更有价值的东西罢了。所以，唐德刚先生才要在他的《晚清七十年》里放言说：要在“四个现代化”之外再加上一条：“政治现代化”，以成“五个现代化”。而我个人则认为，至少还应该再加上一条：“精神面貌现代化”。也就是说要在“器物”、“制度”以及“精神”等各个层面全方位地摆脱“中世纪”，大踏步地与“国际惯例”接轨。唯有如此，我民族才会有希望真正崛起于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实现100多年来数代人的梦想。
西元1896年，正是中土的丙申年。丙申年李鸿章在伦敦大庭广众之下吐出的这口痰，从表面上看，似乎说明了中西两种文明的隔膜之深，但倘若从更深的层面看，则毋宁说是整个民族心理弱处的一次集中展现，细加玩味，即使在今天也不能不令人警醒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