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师——中国文艺界现状随想

　　　　　　　　　　　　　　(于今/文）

　　　　　　　　　　　　　一、大师的远去
　　在报纸上看到有人对《收获》杂志仍把巴金列为主编提出质疑，我倒十分理解《收获》的做法，他们是为了表达对大师的崇敬、眷恋和怀念。
　　但巴金确实走了，沐浴着“五四”春风成长起来的大师们一个接着一个走了，伴随着他们离去的是一个时代。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每一个时代之所以能形成独特的文学现象，都是因为有一群大师在“推波助澜”，如唐诗之李白杜甫，宋词之苏轼辛弃疾，元曲之关汉卿王实甫，明清小说之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艺术领域也是如此，就如梅兰芳之于京剧，侯宝林之于相声。大师们的经典作品就如源头活水，中华文化的长河借之得以绵延不绝。
　　但大师们渐行渐远。
　　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
　　你也许会说，我们的文艺界不是很繁荣么？每年出版的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作品难以计数，作家、音乐家、画家和各种艺术家的数量肯定也是世界第一，这难道还不够吗？我的回答是，仅有数量是不够的，正如发展经济，没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只是徒耗资源。今天文艺的繁荣，并没有大师和经典的支撑，文艺界如同失去了灵魂和主心骨的痴人，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更多的只是平庸和伧俗。

　　　　　　　　　　　　二、大师的时代

　　中国本不乏大师，更有著名的盛产大师的时代，如春秋战国时代，如五四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诸子并起；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杂家，百家争鸣。诸子各持己见，著书立说，成就了中国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格局也由此奠定。这些大师，穷困者多，富贵者少，失意者多，得意者少，但终其一生，浸淫于道德学问，不改其志。
　　五四时期，有鲁迅、胡适、陈独秀、郭沫若，有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朱自清、郁达夫、沈从文，有陈寅恪，有钱锺书，有张大千、齐白石，有聂耳、冼星海…他们多学贯中西，或愤世嫉俗，或超然物外，但都用手中的如椽巨笔，抒写着、描画着世态、人生、人性，抒发着真切的感受和真实的感悟，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个时代的沧桑，可以体味作者的心路历程，即便有种种的压抑和掩饰，自由思想的火花，独立人格的光辉，仍在字里行间跳动，难以磨灭。
　　这两个时代，政治谈不上清明，经济谈不上繁荣，却天才辈出，文化和思想达到极盛，其内在原因一时恐怕还难以说清，但认真比较一下，还是能看出这两个时代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共同点，都是处于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属于所谓的“思想解放”的时代。时势固然造英雄，但我觉得文化人的自觉与独立在其中还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师们都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那一类，胸怀天下，自觉的思考，独立的创造。在大师们的推动下，这两个时代才都形成了“需要巨人且已经诞生了巨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三、大师的难产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反而没能造就出这种局面？
　　其实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领导人就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文艺发展方针，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文艺成为了可怜的牺牲品，文化人的个性和人格几乎被抹煞。改革开放后，思想桎梏逐渐卸去，文艺界从对“伤痕”的反思，到民族文化之根的追寻，本有步入“自觉”正轨的趋势，并使文艺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我把它称为第三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期)。孰料市场经济大潮一来，便个个把持不住，当起了“弄潮儿”，把文艺界几乎变成了“名利场”，刚刚摆脱了政治附庸身份的文艺，却几乎又成了金钱的奴隶，创造力的退化，精神的“阳萎”便无可避免了。
　　在这个“名利场“中，阴谋与阳谋，棒杀与捧杀，争名、争利与争宠，鱼龙混杂，一团浆糊。文人与商人，文人与政客，文人与流氓多位一体，美女写作、身体写作、妓女写作各领风骚，这个主义那个艺术层出不穷，流派纷呈蔚为大观。理想、追求、探索都可以不管，民生疾苦更与我何干？苦心孤诣不如快快赚钱，艺术美感不如生理快感。只要畅销就好，畅销就能出大名，畅销就能满腰包。创作速度你可别担心，一年几本大部头，机器也未必有他效率高。在名利的诱惑下，文艺女神也不再守妇道，时而搔首弄姿，时而打情骂俏，时而婉转承欢，时而争风吃醋，宛若一个颠倒众生的娼妇。
　　这样的XXX，这样的XX，似乎更适合“文痞”、“文棍”的滋生。即便有几颗好种子，终究也会被“转基因”，怎能绽放出夺目的光华，怎能长成参天大树，又怎能诞生大师？

　　　　　　　　　　　　　　四、呼唤大师
　　北京的春天，大风卷起的沙尘总让人想起渐渐逼近的荒漠，总希望能有大树、能有森林环绕着、保护着北京城。
    　没有大师的文艺界，就如没有大树、没有森林遮蔽的土地，即便有几蓬杂草，终究会在大风沙的侵蚀下，成为荒漠。
       自然界的荒漠尚有改造的可能，但文化荒漠，断绝的却是民族之根。
       我们的时代需要大师，需要经典。
       今天这个时代，与春秋战国、与五四时期也有诸多相似之处，社会的变革，思想的解放，有过之而无不及，“百花齐放”本正当其时。
       但为什么大师如此“难产”？难道真的是市场经济的过错？
       非也。欧美诸国实行的同是市场经济，却是人才辈出。
       其实根子还在人和体制身上。
       身在文艺界的诸君扪心自问，你是在为文学（艺术）而创作，还是在为名利而创作？你是在思考稿费、版税，还是在思考创作的意义？
       失去了艺术的自觉，失去了人格的独立，也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探索的勇气。耳不闻民生疾苦，眼不见时代变化，为名驱，为利使，心浮气躁。其面目可憎、思想贫乏、语言无味也是情理之中，精品已是奢望，更何谈大师呢？
       曹丕在《典论•论文》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又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要不朽还是要速朽，全取决于文化人的自觉。
       当然，体制的因素也不可小视，是激发创造力还是压制创造力，是促进文化人的自觉还是压抑文化人的自觉，文化体制有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我们目前的文化体制，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时代的痕迹，制度的、观念的束缚一时仍难以除去。
       建设先进文化，关系国家的“软实力”，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文化体制改革已大大滞后，民众殷切呼唤着文艺界的“春天”，“破冰”已是迫在眉睫。
       改革当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改革的思路。
       以往经济发展过程中违背规律所造成的恶果让人痛心，如环境的破坏，如资源的消耗…如果仍沿用这种思路，文化的“荒漠化”也将是无可避免（应警惕和避免文化粗放型增长现象发生）。所以，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尊重文艺自身的规律，尊重个性，尊重创造，营造适于大师生长的土壤和环境。
       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文艺界的诸君也应行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