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程一身
如果诗人对社会还有一些责任，就会写得更好。作为少数派，他别无选择。缺乏这种责任，他就会陷入被人遗忘的境地。另一方面，社会对诗人没有责任。按多数人的定义，社会认为除了读诗还有别的选择，无论诗写得多么好，这样做的失败会导致措辞水平下降，因此社会很容易成为政客或暴君的牺牲品。这意味着社会自身等同于遗忘；当然，一个暴君为了从中挽回他的公民可能会进行惊人的大屠杀。
大约二十年前在俄罗斯，我第一次读到奥登，那是一个相当蹩脚、毫无精彩可言的译本，是我从一本题名为“从布朗宁到我们今天”的当代英语诗选中发现的。“我们今天”属于1937年，这本诗选出版的时间。不用说，它的几乎整个译者群包括编者——牟·古...
他比他妻子的寿限长十三个月。超过她78岁的生命，他活了80岁，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只有32年。他们是如何相识，如何相恋的，我几乎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哪一年结婚的。我也不知道最后十一或十二年，没有我的那些日子，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因为我从未听说过这方面的消息，我最好臆断他们的日常生活一如平常，没有我，也许他们的情况甚至会好转：一方面是金钱，另一方面是不必因我再次被捕而担忧了。
只可惜在他们晚年我未能帮助他们；只可惜他们垂死时我不在他们身边。我这样说与其说是出于内疚感，不如说是因为一种相当自我本位的愿望：一个孩子伴随他父母穿越他们生活的所有阶段；因为每个孩子无论如何会重复他父母...
我们仨住在我们那一间半房子里：我爸，我妈，和我。一个家庭，当时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家庭。当时是战后，很少有人能养得起一个以上的孩子。有些人甚至不能让父亲活着或存在：巨大的恐怖和战争摧毁了许多大城市，尤其是我的故乡。因此我们应该认为我们自己是幸运的，尤其是由于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仨都活过了那场战争（我说“我们仨”因为我也出生在战前，在1940年）；无论如何，我父母也活过了三十年。
我猜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幸运的，尽管他们同样从未谈过。大体上，他们不太有自知之明，除非当他们变老和不适困扰他们时。甚至那时，他们也不会用那种使听者恐惧或令他同情的方式谈论他们自己和死亡。他们只是咕哝着，或不指明具...
一间半房子（如果这种空间单位在英语里还有意义的话），我们仨住在里面，房里铺着镶木地板，我妈强烈反对他家里的男人，尤其是我，穿着袜子走动在地板上。她坚决要求我们时时穿上鞋子或拖鞋，她告诫我，这会让她想起一种古老的俄罗斯迷信；那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她会说，它可能预示着家里要死人。
当然，也许她只是认为这种习惯不文明，象那些普通的坏习惯一样。男人的脚散发着臭味，而那个时代还没有除臭剂。不过我想，一个人确实很容易滑倒在擦亮的镶木地板上，尤其是穿着羊毛袜子时。如果一个人年老体弱，后果可能是不幸的。镶木地板与木、土等有密切关系，因此我进一步想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近亲远戚脚下的地面。无论距离多么遥...
清明日，穿过情人村
村子并没有什么不同
雨刚停止，那段土路
暂时被积水填平，行人
暂时慢下来。蛤蟆
公开求偶，洪亮的声音
穿透峡谷似的楼层
我穿过情人村去上课
再穿过情人村回家
路上遇到不少陌生人
如果一只手突然松开
另一只手，这只手的
主人可能是我的学生
清明日，穿过情人村
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
读书的粘在书上
盖楼的粘在楼上
看门的粘在门上
打牌的粘在牌上
上网的粘在网上
擦鞋的粘在鞋上
洗车的粘在车上
做饭的粘在锅上
送快递的粘在电车上
谈情说爱的粘在肉上
没有灵魂的身体那么轻
却没有一个被风吹走
清明日，穿过非清明日
的情人村，穿过非清明日
的日子，穿过...
一切皆有界限，包括悲伤。
窗玻璃使凝视冷却。栅栏不能舍弃
一片叶子。一个人可以格格地转动钥匙，咕咕地咽下食物。
孤独是任意一个人的立方。
一头骆驼用鼻子愤恨地嗅着围栏；
洞察力切开空虚，深入而均衡。
无论如何，空间是什么，如果
身体不缺席，在每一个给定的
点上？因此乌拉尼亚比克莱奥姐姐还老！
在日光或沾满煤灰的灯笼照射下，
你看到地球的秃顶，没有任何个人简历，
你看到她无所隐藏，不象虚无。
它们在那里，结满蓝莓的森林，
在河里人们空手捉鲟
或者在城里，电话本已经湿透
你不再做标记；再往东奔腾着
褐色的山脉；野母马痛饮
在高高的莎草里；当它们越聚越多，...
她的衣服没有光泽
颜色象土，踩上去
可能也感觉不到疼痛
她蹲着，面对垃圾桶
如同面对自己的婴儿
她的右手正从桶口缩回
手里抓着两个豆浆袋
我看见她把封口撕下来
还试图清除边缘的残痕
就象小学生从作业本
撕下写错了字的那张纸
一直撕到纸的根部
两次轻微的撕裂声
让我想起每天早晨
我喝完豆浆随手把袋子
投进垃圾桶，再被她
或另一个我看不见的人
偷偷取走继续使用
发现我在看她，她的目光
立刻回到手中的豆浆袋
空空的豆浆袋，如同一对
裤脚口连在她身上，我
并未让她放下。她沉默着
不象收酒瓶饮料瓶的人
午休时还在大声吆喝
这个时代，那么多东西...
当一个作家采用一种非母语的语言，他这样做或出于需要，像康拉德，或由于炽热的雄心，像纳博科夫，或为了更远的疏离，像贝克特。属于不同的团体，1977年夏天，在纽约，在这个国家生活了五年之后，我在第六大街一个小店铺购买了一台“信22”便携式打字机，并开始用英语写作（随笔，翻译，偶尔写一首诗），出于和上述三种人几乎毫不相关的理由。那时我唯一的目的，就像现在一样，是在和这个人的无限接近中发现自己，我认为这个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威斯坦·休·奥登。
当然，我很清楚自己的工作徒劳无益，与其说是因为我出生于俄罗斯，后来才接触它的语言（我决不会放弃它——我希望反之亦然），不如说是由于这位诗人的智慧...
我也曾生活在一个城市，它的飞檐常常用雕像
追逐云朵，而这里一尊本地的“思想者”，尖叫着“性变态者！
性变态者！”那颤动的山羊胡子，像拖把一样擦着
林荫大道；一个无边无际的码头使生命近视。
这些天来，傍晚的太阳依然使公寓房的多米诺失明。
但那些爱我胜过爱他们自己的人已不再
活着。猎犬，已经失去它们的目标，
用报复将余生挥霍——在这里它们恰恰
与记忆以及所有事物的命运非常相似。太阳
落了。远方的声音，这样喊着“人渣！
别管我！”——用一种陌生的语言，但它理所当然。
而这个世界最好的淡水湖伴着金色的鸽子 ...
米沃什的现世与千禧年
[爱尔兰]西默思·希尼
1911年生于立陶宛，切斯拉夫·米沃什是我们现世的诗人，不仅因为他几乎与这个世纪同龄，而且因为“这个世纪”这个词不断出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一个年代又一个年代，他生活的故事及其时代的故事保持着同步。二十年代，他在维尔纽斯和巴黎求学。三十年代，波兰先锋文学的一名成员。四十年代，卷入波兰抵抗运动，目睹了华沙犹太区的毁灭以及纳粹在起义下的溃败，随后被委派到位于华盛顿的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五十年代，与政府决裂，成为流亡在法国的一位知识分子——这次逃亡达四十天之久。六十年代，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拉夫语言教授。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