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住在我们那一间半房子里：我爸，我妈，和我。一个家庭，当时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家庭。当时是战后，很少有人能养得起一个以上的孩子。有些人甚至不能让父亲活着或存在：巨大的恐怖和战争摧毁了许多大城市，尤其是我的故乡。因此我们应该认为我们自己是幸运的，尤其是由于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仨都活过了那场战争（我说“我们仨”因为我也出生在战前，在1940年）；无论如何，我父母也活过了三十年。

我猜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幸运的，尽管他们同样从未谈过。大体上，他们不太有自知之明，除非当他们变老和不适困扰他们时。甚至那时，他们也不会用那种使听者恐惧或令他同情的方式谈论他们自己和死亡。他们只是咕哝着，或不指明具体部位地抱怨他们的疼痛，或详细地讨论某种药物或其它什么事。最亲近时，我妈会讲出这样的话，同时用手指着一套非常精致的瓷器，说道：这就归你了，等你结婚时或当……她会打断自己。有一次，我记得她和她的一个不太友好的朋友在电话里交谈，我得知她的朋友病了：我记得我妈从街上的电话亭出来，我正在街上等她，在她玳瑁壳边框的眼镜后面，她非常熟悉的眼睛里伴随着稍微有些陌生的表情。我靠着她（我已经比她高了许多），问那个女人说了什么，我妈回答，漫无目的地盯着前面：“她知道她快死了，就冲着电话哭喊。”

他们把一切都看作理所当然的事：体制，他们的无力，他们的贫穷，他们任性的儿子。他们只是试图充分利用一切：坚持将食物端上桌子——无论那种食物是什么，都把它变成碎屑；量入为出——尽管我们总是生活在发薪日与发薪日之间，还是储存一些卢布让孩子看电影，游览博物馆，买书以及零食。我们所有的器皿，用具，衣服，家庭日用织品总是洁净的，发光的，熨过的，补过的，浆硬的。桌布总是一尘不染，异常整洁，灯罩上面的灰已被掸去，镶木地板光亮清洁。

令人惊异的是他们从不厌倦。劳累，是的，但不厌倦。他们大多时间呆在家里，站立着：做饭，洗衣，在我们套房的公共厨房和我们的一间半房子之间来回穿梭，随手做些这样或那的家务。当他们坐下来，当然是就餐，但我记得我妈多数情况下坐在一张椅子里，俯身于手工组合的脚踏上让缝纫机歌唱，收拾我们的衣服，把旧衬衫领子的里面翻出来，修理或重新校正旧外套。至于我父亲，他唯一坐在椅子里的时间是当他读报时，要不就在他的书桌前。有时在晚上他们会通过那台1952年产的电视机看一部电影或一场音乐会。那时，他们也会坐下来……就这样，坐在空空的一间半房子里的一把椅子上，一个邻居发现我父亲死于一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