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作家采用一种非母语的语言，他这样做或出于需要，像康拉德，或由于炽热的雄心，像纳博科夫，或为了更远的疏离，像贝克特。属于不同的团体，1977年夏天，在纽约，在这个国家生活了五年之后，我在第六大街一个小店铺购买了一台“信22”便携式打字机，并开始用英语写作（随笔，翻译，偶尔写一首诗），出于和上述三种人几乎毫不相关的理由。那时我唯一的目的，就像现在一样，是在和这个人的无限接近中发现自己，我认为这个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威斯坦·休·奥登。

当然，我很清楚自己的工作徒劳无益，与其说是因为我出生于俄罗斯，后来才接触它的语言（我决不会放弃它——我希望反之亦然），不如说是由于这位诗人的智慧，在我看来，这种智慧是无与伦比的。此外，我之所以意识到这种努力无益，是因为奥登已经仙逝四年了。然而依我看，用英语写作是接近他的最好方式，继续使用他的措辞，即使不能被他良心的密码评判，也力求用英语中任何一个可能促成这种良心的密码的因素加以衡量。

这些话，这些句子的结构，向任何一个曾读过奥登一节诗或一段文章的人表明我是多么失败。不过，对我来说，出自他标准的失败比别人所谓的成功更可取。而且，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必定失败；无论这种清醒来自我自己，还是源于他的写作，我无法说清。我只希望在用他的语言写作时，不会降低他心理操作的水平，他的视线固定面。这是一个人向另一个更好的人所能做到的极限：在他静脉中延续；我认为，这是文明涉及的一切。

我知道在气质等等方面，我是一个不同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可能会被视为他的模仿者。尽管这样，对我来说也是一句恭维。我还有第二条防护线：我常常将我的写作拖回俄语中，对此我异常自信，如果他懂俄语，甚至他也可能会喜欢。我决心用英语写作与自信，满意或舒适之类的任何感觉毫无关系；它只是一种取悦一个影子的欲望。当然，无论他到哪里，语言的栅栏几乎无关紧要，但不知道怎的，我想如果我用英语向他表达得更清晰些，他可能更喜欢它。（不过，11年前的此刻，当我在克斯特恩（Kirchstetten）的绿草坪上尝试时，它没有奏效；那时我的英语阅读和听力优于口语。也许无所谓优劣。）

换句话说，不能完全归还被给予的数量，一个人至少试图用同样的硬币偿还。毕竟，他自己是这样做的，将“唐璜”诗节运用于他的“给拜伦勋爵的信”或他的六音步诗“阿基里斯的盾牌”。求偶总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和同化，如果一个人追求的是纯粹精神，更是如此。而在肉体方面，这个人做了那么多，以至于他灵魂不朽的信仰变得不可避免。他留给我们的相当于一部福音书，它既是由爱带来的也是被爱充满的，而爱绝对不是有限的——关于爱，也就是说，它决不能被人的血肉之躯完全收容，因此需要词语。如果没有教堂，一个人可以根据这位诗人轻易地建造一座，而它的主要戒律将象他的诗句一样蔓延

如果喜爱不能相等

    让爱得更多的人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