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诗人对社会还有一些责任，就会写得更好。作为少数派，他别无选择。缺乏这种责任，他就会陷入被人遗忘的境地。另一方面，社会对诗人没有责任。按多数人的定义，社会认为除了读诗还有别的选择，无论诗写得多么好，这样做的失败会导致措辞水平下降，因此社会很容易成为政客或暴君的牺牲品。这意味着社会自身等同于遗忘；当然，一个暴君为了从中挽回他的公民可能会进行惊人的大屠杀。
大约二十年前在俄罗斯，我第一次读到奥登，那是一个相当蹩脚、毫无精彩可言的译本，是我从一本题名为“从布朗宁到我们今天”的当代英语诗选中发现的。“我们今天”属于1937年，这本诗选出版的时间。不用说，它的几乎整个译者群包括编者——牟·古特纳（M.Gutner）——不久之后被捕，他们中的多数已消亡。不用说，接下来的四十年，俄罗斯再也没有出版过当代英语诗选，而刚提到的这本书有点像收集者的一个项目。
然而，在那本诗选中，奥登的一句诗抓住了我的眼睛，正如我后来熟记的，它出自他的早期诗“地点没有变化”的最后一节，这首诗描述了一种有些幽闭恐怖症意味的情形，“没有人走/得比铁路末端或码头尽头更远，/既不会打发也不会派遣他的儿子……”这最后一句，“既不会打发也不会派遣他的儿子……”以否定性外延和常识的混合打动了我。长期受益于俄罗斯诗歌那种本质上不容质疑，自作主张的日常饮食，我很快记住了这种食谱，其主要成分是自我克制。而且，这些诗行有一个窍门，从具体语境悄然移向普遍意义，无论何时，一旦我想在纸上写点东西，对包含在“既不会打发也不会派遣他的儿子”中的荒诞所做的这种危险的触及就会在我心灵的背部振动不已。
我认为，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影响，只是荒诞感决不是这个诗人的发明，而是对现实的反映；发明很少被认出。这里可以归功于这位诗人的并非情感本身，而是它的处理方法：安静，不强调，没有任何踏板，几乎是在进行中。这种处理方法对我特别有意义，恰恰因为我在六十年代早期偶然遇到这行诗，当时荒诞派戏剧正全面展开。在这种背景下，奥登对这个主题的处理之所以突出，不仅因为他在许多人中先发制人，而且因为一种相当不同的伦理主题。他处理这行诗的方法表明，至少对我：有点像“不要说狼来了”，即使狼就在门口。（即使——我要加一句——它看上去很像你。特别是因为这一点，不要说狼来了。）
对一个作家来说，尽管提到他的受刑经历——或者就此而言，任何一种艰苦——就像将名字坠入平常人中间，如此凑巧，我下一次有机会认真阅读奥登发生在北方服刑期间，在一个迷失于沼泽和丛林的小村子里，接近北极圈。这次我得到的诗选是英文的，由一个朋友从莫斯科寄给我。其中有很多叶芝的诗，那时我发现他用韵律写了不少演讲词和伤感之作，还有艾略特，当时他是东欧至高无上的霸主。我正准备读艾略特。
但是全凭运气，这本书打开了奥登的“纪念威·巴·叶芝”。那时我还年轻，因此特别喜欢挽歌这类诗，而周围无人垂死，没有机会写一首。因此我读它们也许比其它任何类型的诗更热心，我常想这类诗最有趣的特色是作者无意中把它弄成了自画像，结果几乎每一首“纪念”诗被散播——或者被弄脏。尽管这种倾向可以理解，它却常常将这类诗变成作者对死亡主题的沉思，从中我们对他的了解比对死者的了解还多。奥登这首诗决无此弊；而且，我很快意识到甚至它的结构也被设计成了对那位已故诗人的颂词，以相反的顺序模仿了这位伟大的爱尔兰人自己风格发展的模式，直到他最早的作品：这首诗的第三——最后——部分的四音步诗行。
正是因为这些四音步诗行，尤其因为第三部分的八行诗，我才理解了我正在阅读的是什么类型的诗人。对我来说，这些诗句遮蔽了对“黑色的寒冷日子”这种令人吃惊的描写，叶芝的最后，用令人颤抖的
水银柱跌入垂死那天的口腔。
它们遮蔽了这个被侵害的身体的难忘表演，就像一座城市，仿佛在一场被粉碎的反叛之后，它的郊区和广场逐渐被清空。它们甚至遮蔽了那个时代的声明
…诗歌没有使任何事情发生…
它们，这八行用四音步句写成的诗使这首诗的第三部分听起来像一个十字架，放在一首拯救灵魂的军歌，一首葬礼的哀歌，和一首童谣之间，像这样所唱的：
时间不能容忍
这个勇敢而天真的人，
在一周内淡漠于
一具美丽的躯体，
崇拜语言，并宽恕
每个使语言长存的人；
原谅懦弱，高傲，
献上敬意，对他们拜倒。
我记得坐在那个小木屋里，透过正方形的小舷窗，凝视潮湿、泥泞、飞尘的路面，路上走着几只零星的小鸡，我对刚读过的内容半信半疑，疑的是我掌握的英语是否并未和我开玩笑。我那儿有一本真正巨砾型的英俄词典，我把那几页读了一遍又一遍，核对每一个单词，每一处暗示，希望它们不要让我遗漏了从书页中向我凝视的意义。我猜我只是拒绝相信早在1939年一个英语诗人说的，“时间……崇拜语言”，而我周围的世界依然如故。
但就那一次词典没有否定我。奥登确实说了时间（不是当代）崇拜语言，而思想的列车将那句声明嵌入我心中，一直转动至今。因为“崇拜”是不太伟大的人对更伟大的人的一种态度。如果时间崇拜语言，它意味着语言比时间更伟大，或者更古老，接着，它比空间更古老，更伟大。这就是我受到的教育，我确实是这样感受的。因此如果时间——它是和神相联系的，不，甚至是同化神的——崇拜语言，那么语言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这种天赋总是小于给予者。那么，语言不是时间的仓库吗？这不是时间崇拜它的原因吗？一首歌，或者一首诗，或者甚至一句话本身，带着它的停顿，暂停，扬扬格，等等，不是一种重组时间的语言游戏吗？而那些使语言“长存”的人不也是使时间长存的人吗？如果时间“宽恕”了他们，它会这么出于宽容或需要而这样做吗？而宽容无论如何不是一种需要吗？
尽管这些诗句很短，而且是水平的，但它们对我似乎非常垂直。它们也很随意，几乎是闲谈式的：形而上学被伪装成常识，常识被伪装成童谣的对句。仅仅这些伪装的层次就告诉我语言是什么，我意识到我正在阅读的是一位说出了真理的诗人——或者通过他真理使自己被听见。至少它比我从那本诗选中设法理解的其他任何诗歌更像真理。也许对它有这种感觉，只是因为我对诗句下降语调的感觉这些枝节问题的接触：“宽恕/每个使语言长存的人；/原谅懦弱，高傲，/献上敬意，对他们拜倒。”我认为此处这些话只是为了抵消“时间……崇拜语言”那种上升的肃穆感。
关于这些诗句我还可以无穷无尽地说下去，但是现在我只能说这么多。彼时彼地我只是被惊呆了。此外，对我变得清晰的是一个人应该保持警觉，当奥登发表睿智的评论和意见时，无论他直接的主题（或状况）是什么，都要密切注意文明。我感到我正在应对一个新型的哲理诗人，一个具有非凡抒情天才的诗人，他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公众道德的观察者。我怀疑这种面具的选择，这种语言特色的选用和风格与传统问题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主要取决于被强加于他个人的谦逊，这种强加与其说是出于特殊的教条，不如说是通过他对语言性质的感觉形成的。谦逊是决不能被选择的。
我还必须读我的奥登。即使在“纪念威·巴·叶芝”之后，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一个比叶芝或艾略特更谦逊的作家，在精神上却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暴躁，然而，我恐怕，更具悲剧性。得益于事后的聪明，我现在可以说我并不总是错的，如果在奥登的声音里有过戏剧的话，它并非自身的个人戏剧，而是公众的或存在的戏剧。他从不将自己置于悲剧画面的中心；最多他会承认自己在场。我还从他口中得知“约·塞·巴赫运气特别好。当他想赞美上帝时，他会写一首赞美诗或大合唱，直接向全能的神说话。如今，如果一个诗人想做同样的事，他不得不使用间接话语。”大概，这同样适用于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