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的住所位于京城最繁华的长安西街，这里除了有大兴隆寺、朝天宫等著名佛教和道教的道场外，还有城隍阁、关帝庙、火神庙、马神庙等建筑，每天人来人往，鱼龙混杂。大都市的繁华和气派远非余姚小县城可比，这一切都让初到京城的王阳明觉得既新鲜又兴奋。

　　王华很重视对儿子的教育工作，为王阳明找了一家比较好的私塾学习。年轻人精力本来就充沛，加上天性好玩、兴趣广泛，王阳明很快就结识了几位新朋友。此时的王阳明在京城简直是如鱼得水，一有机会就和小伙伴混迹在闹市之中，经常出入道场、市井等场所。丰富多彩的童年经历一方面让他大开眼界，另一方面也使他的性格渐渐变得放逸不羁。这种变化让一向处事严谨、注重礼教的王华有点儿担忧。

据钱德洪《年谱》记载：

　　明年就塾师，先生豪迈不羁，龙山公常怀忧，惟竹轩公知之。一日，与同学生走长安街，遇一相士。异之曰：“吾为尔相，后须忆吾言：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

　　这个相士的故事不知是否属实，但相士说的“圣境”“圣胎”“上丹台”“下丹田”等都是道家修炼的术语，这至少说明王阳明与道家结缘的时间比较早。在父亲王华看来，年轻人要多读圣贤之书，注重言行举止和自身修养，将来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这样才是比较靠谱的人生正道。

　　明朝的科举考试竞争是比较激烈的，范进中举的故事大家应该知道，很多文人为了能够进入仕途，没日没夜疯狂读书，这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可王阳明毕竟不是范进，他有自己的想法。一天，十二岁的王阳明在上课时估计是神游了，老师察觉到他的异样，就故意问他：“王守仁，你在想什么啊？”老师可能原本想借此批评他两句，没想到这孩子是属猴的——见杆子就爬，竟然一本正经地和老师讨论起了人生“大问题”。

事情的经过《年谱》记载如下：

　　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唯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龙山公闻之笑曰：“汝欲做圣贤耶？”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可能是封建科举制度下大多数读书人内心最真实的写照。读书是为了科举，科举是为了金榜题名，这样的逻辑在当时似乎已经被广大读书人奉为圭臬。老师当时这么随口一答，估计也是惯性思维，没有仔细去推敲王阳明的“诡计”。这下子倒好，王阳明抓住了老师的“小辫子”，一本正经地反驳老师说：“您说得恐怕不对吧？我认为读书学圣贤才是人生第一等事。”

　　这个问题让老师顿时陷入了尴尬，因为从当时的社会现实讲，像范进一样寒窗苦读的人比比皆是，读书人铆足劲儿不就是为了考取功名吗？可是令人感到讽刺的却是：读书人从早读到晚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篇篇都是教导人如何成为圣贤的。由此可见，明朝文人士子中知行脱节的现象普遍存在，大家所学与所求不一致，所说与所想完全背离。这样的问题不是没人知道，而是大家心照不宣，这如同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大人，没有人敢去捅破那层窗户纸，而王阳明偏偏扮演了那个讲真话的孩子，和老师较起真来。

　　《年谱》没有记载老师是如何作答的，只说王华听说此事后的反应是“笑问”。细细品味，这个“笑”似乎不是赞赏，而是带着那么一丝讽刺，因为在王华脑海里，圣人是何等高大！几百年都不能出一个，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不好好读书，居然敢有这种痴心妄想，你有何德何能，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可笑！可笑！

　　王华当时一定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他们王家还真的出了这么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