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师：张京宏
时间：2021年4月17日星期六
整理：李蕾洁
赵书记、陈书记、大家好：
前几周西方国家媒体和反华政治力量拿“新疆棉花强迫劳动”等议题说事，闹得沸沸扬扬，在国际上夸大扭曲事实，这几天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会面，讨论香港、台湾、新疆问题，在联合声明讨论中首次提“台湾”，这是69年以来的第一次。现在的互联网媒体十分发达，传播竞争成为国家战略和策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该从内心信谁说的？
本来党史讲座系列，这些敏感的内容不好把握，包括尺度、分寸、宣传纪律。但是我们现在执行的宣传纪律，还是几十年前邓、陈、叶为代表的一批中央高层确定的基本方针，即“实事是要求是，但宣传要讲纪律”，问题是现在环境变了，时代变了，传播方面不竞争，我们的群众就会被国际上一些反对我们的力量所影响，思想的影响最终会从思想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和行动力量，对我们的国家发展不利。
共产党起家，靠的是笔杆子，就是宣传。国民党反动派在1927年“清党”，宁汉河流，屠杀共产党，到1928年全国本来已经接近6万人数量的共产党员被屠戮殆尽，只剩下不到1万人活着，亲近共产党的群众，被屠杀了至少三十多万人。李大钊在北京被绞死，陈独秀六神无主，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使得作为总书记的他主张交出工人武装的枪支。这种情况下，向警予、开国领袖等人提出说，共产党过去只抓笔杆子，迎来的只是大屠杀，今后要笔杆子和枪杆子都抓，枪杆子里出政权。经过革命流血和枪杆子的斗争，共产党夺取了政权。革命战争的残酷和生死较量的实际，使得建国后笔杆子的宣传力量并未发挥应有的力量。现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地拓展创新党中央的一些政策方针，以更适应当前的新时代。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对贪污腐败的处理原则，过去中央高层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基本原则是“党内斗争，不判死刑”，但最近腐败问题已经涉及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对腐败官员的处理原则，也不再是无论贪污多少钱，贪污多少个亿，都不杀头。这个原则过去被国际上一些人编成取笑我们的段子，说是坏分子们对孩子们说，贩毒50克，一万多块钱，就杀头；好好读书，加入共产党，披着共产党的外衣，用共产党赋予的政权力量，去升官发财，贪污腐败，吃喝嫖赌，就是弄几个亿或更多，都不会杀头，所以要好好读书，入党当官，然后做坏事还能保全性命。过去党史讲座，特别是走过场的，都以这些党在新时期碰到的新问题、新情况为“敏感”，而不去面对。现在我们可以说，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没有变，贪腐分子混进党内胡作非为，纪委监委决不姑息，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干部，应当把共产党和混进党内的贪腐犯罪分子分开来看。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腐败。”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典型的案例就是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四大AMC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资管董事长赖小民被处决。赖小民贪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党中央反腐决心持续的一个重大信号。贪腐分子败坏共产党形象，破坏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已经严重到要取了共产党的性命。共产党不杀腐败分子，就会失去人民支持，最终会失去执政基础。一旦失去政权，苏联共产党的下场就摆在那里，不用多说。
事实上，杀一个腐败分子容易，但腐败分子留下的烂摊子对党和国家影响更麻烦。华融资管涉及1000亿美金的资产包括国债等将在国际资本市场面临重新债券估值等，会涉及系列金融风险。央行明确指出，现在中国内地4400家金融机构，545家涉及倒闭风险，占总金融机构数量的12.38%。许多不从事经济金融和银行信托的人不了解金融货币政策和金融风险的严重性。疫情以来我国经济上进行过7380亿美元的刺激，最近几个月为了防止资产泡沫开始进行收紧，包括刺激性支出和宽松信贷政策都在收紧，大家去看看Shibor 3M的利率就明白了，这和伦敦的Libor 利率一样，主要是反映银行间同业利率，也是信贷政策松紧的信号灯。信贷政策的松紧，波动小于3-5BP（每个BP等于万分之一）是正常的，一旦波动大于几十个BP，甚至形成票据贴现利率和质押信贷利率的倒挂，就说明是货币政策的调整即宏观调控起作用。许多商业银行的主管信贷的副行长会在既定信贷规模约束下，充分利用政策，提高商业银行的效益水平。
现在我看大家基本精神都集中了，我们说说党的新疆民族政策历史和沙文主义。我们先说什么是沙文主义。沙文主义的英文是Chauvinism，是法国士兵沙文提出的，核心思想是本民族利益至高无上，对其他民族只须征服和压迫。后来沙文主义被广泛使用，包括大国沙文主义，汉族沙文主义等等。国外有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各种著作和访谈中，映射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民族政策中，或许涉嫌大汉族沙文主义，主要论据是，1951年的新疆，维族人占总人口的80%，480多万人，汉族人口5%；但到2014年，2300万新疆人口中，汉族人口占37%，其中生产建设兵团260万人，占新疆汉族人口的三分之一，并进一步提出具体细节的论据，包括新疆招工，国有单位基本是汉族优先，等等，并分析了汉族人在北疆包括阿勒泰、伊犁、克拉玛依、乌鲁木齐等进行的资源开发和建设，说主要受益都被汉族人拿走了，等等等等。能提出和组织论据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其量级和我国历史学界范文澜等人的功力不相上下，不过范文澜是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立场、观点、方法有所不同。问题是，这些映射中国政府在新疆实行大汉族沙文主义的观点也经不起分析。首先看人口，1951年维族人口480万，2010年新疆维族人口1017万，2018年为1272万。维族人口增长近3倍。其次看中央财政部的预算。以2021年财政部的公布的预算看，2021年财政预算赤字3.2%，为3.57万亿；预算中地方财政能上缴中央的有江浙沪、北、广、鲁、闽、天津、辽宁总9个省和直辖市，其余20多个省和直辖市，财政都是靠中央转移支付的。转移支付是中央财政对国民收入的二次收入分配，新疆多年来都是中央财政补贴。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财政部网站，这不是秘密。
党中央对新疆的民族政策，可以分几个阶段看。首先是建国前后，时间段在1948-1953年，算五年。1948年前新疆是国民政府管辖，南京政府在1933年派遣了一个东北辽阳农民出身的处级官员盛世才，去治理新疆。盛世才通过政变控制新疆一直到解放，但全国解放前夕盛世才岳父一家11口人被东北军军官杀害，震惊全国。盛世才本人到1970年才去世。盛世才也有贡献，在新疆实行六项政策，执行宽容的民族政策，使得苏联对新疆的控制和对外蒙的控制有所区别。新中国建国前夕，斯大林权衡利弊，决定让外蒙独立，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而把新疆的控制权，让给中国共产党。新疆解放前夕，国民政府主要负责人跑到台湾去了，新疆的国民党高级官员部分跑到印度去了，在新疆只剩下10万名国民党士兵。
开国上将王震是建国后新疆政权的建设缔造者。1991年王震将军接受采访时说，当时部队开赴新疆，是三个队，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共产党到新疆后收编了国民党的10万士兵，就地改造。这些人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首批人。一些影视剧反映了王震从新疆跑到上海见陈毅，当时陈毅担任建国后的上海市长，王震问陈毅要什么呢？要女人。王震曾说，10万士兵基本是男性单身，没有女人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了根。在陈毅的帮助下，建国初期从上海和华东地区征调了大批妇女支援新疆，解决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士兵安心问题和扎根问题。
当然，王震在新疆执行的政策也是镇压为主。王震对中央的报告说，要通过雷霆手段和镇压手段，使得新疆“50年内出不了一个反革命”。王震的粗暴手段和盛世才治理新疆的宽和民族政策形成了对比，党中央高层认为王震水平不行，没什么文化，开展了党内严肃批评，这种党内批评和压力使得1953年王震被调离新疆，要王震呆在北京，加强文化课学习。
新疆民族政策的第二阶段，可以从1954-1991年分析。尽管党中央高层对大老粗王震的高压镇压手段严厉批评，但实践证明，王震的镇压是有效的。1954年王震又回到新疆，搞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在党中央的约束下，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得到了一个新的平衡。新疆第一任自治区政府主席赛福鼎·艾则孜也对新疆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应当说，在前两个阶段，共产党中央的新疆民族政策是相当先进的，尽管执行中有执行人员在具体执行的偏差，或左或右，但偏差可控。
第三阶段是1992-2002年，这十年属于内地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十年。1992年总设计师南巡，不搞争论，发展是硬道理。经济的落差，使得原来全国都穷的时候的一种心理平衡被打破。这种落差又在思想认知上打上了“身份识别”的观念。经济的落差，观念和身份的识别，新疆特别南疆经济的明显落后，为新的冲突和矛盾埋下了伏笔。事实上，南巡之前，全中国汉族同胞特别农村汉族同胞，生活也很贫苦，不过这些没宣传。南巡的政策解放了生产力，造成了区域经济差距的明显化。经济收入的对比和差距，造成了新疆一些极端宗教思想的复活，已经零零星星地鼓动少数民族同胞中的少数人搞事情，南疆更突出些。
我本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新疆从南到北都去过，当然重点是经济金融工作。以我的实际经历看，无论在克拉玛依，还是在乌鲁木齐，或是吐鲁番哈密，或是库尔勒，我接触的机构以银行为例，都有维族人的参与。以2018-2020年我在新疆的实际考察看，我在克拉玛依和合作单位吃饭，有维族同胞参与；我在库尔勒和合作机构洽谈，也有维族同胞直接对接业务。
2001年本拉登在美国搞了“911”袭击，美国政府受到了挑战。我对“911”印象非常深刻，那时我在法院刑庭工作，我们去山东泰安开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在从江苏徐州去山东泰安的火车上，我的同事跟我说，小张，本拉登把美国炸了。美国人进行了调查，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反恐概念，对这件事情进行定性描述。在美国闹事的，就叫恐怖活动。在中国闹事的，就叫正当抗争。联合国开会，美国人说，查清楚了，恐怖活动的经济支持主要在伊拉克，有伊斯兰宗教极端派别的支持，得出兵干它。出兵要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全部同意，中国在联合国也是常委，起初不同意的。美国政府来商量，中国政府意思很简单，在美国闹事的是恐怖活动，在中国闹事的，在新疆闹事的，就不是恐怖活动？经过谈判，中国同意投票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美国承认中国新疆的少数极端暴力活动在定性描述上为恐怖活动，中国政府处理行为叫反恐。
2003年到现在是当前的新疆民族政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4月考察新疆提出新疆建设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指出：“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全国大局，决不仅仅是新疆一个地区的事情，而是全党全国的事。全党都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来认识新疆工作的重要性，多算大账，少算小账，特别要多算政治账、战略账，少算经济账、眼前账，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共同努力，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2003年以后许多新疆的恐怖活动，根子上与经济发展矛盾有关系，一些是过去矛盾积累后的爆发。现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化对新疆的经济发展支持，对文化教育的支持，是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办法。我们想一想，大家都有钱了，经济发展相对充分相对平衡了，人的心理相对平衡了，一些极端的思想就自然失去了阵地和土壤。所以，现在国际上操作新疆棉花事件，从经济层面说，已经失去了基本立足点。最好可以叫西方的记者自己到新疆去感受感受。已经有不少国家的记者去新疆采访，但还有少数记者歪曲报道，这也正常。任何矛盾都是包含着对立面前进发展的。
我多次说过，党史讲座和马克思主义讲座，最难的就是一个字：信。我说的内容，你听了后分析下来，感觉是可以信的，效果就合格了。童年和小学阶段，最不缺乏的资源就是信任。小朋友们之间在学校上体育课不小心摔倒了，都会和老师，和家长一五一十地说事情的本源。但我们成年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投资者和招商园区之间，最缺乏的宝贵资源就是信。我为什么信你，凭什么信你，信已经成为最最宝贵的资源。新疆占我国领土的六分之一面积，是祖国重要的组成部分。全国人民和新疆各民族同胞一起，共同建设，经济发展更好，精神生活更丰富，许多问题都解决了。大家记得香港问题吗，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一些香港人不信共产党，跑了，到英国到澳洲，后来发现香港回归后经济在发展，还能挣到钱，于是又回香港发展赚钱。用总设计师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用事实说话”，允许人家质疑，但最终用事实说服人家。新疆的经济发展，在今后一定会有大的进步。
这次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