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于2009年12月31日，标题已改动。）

文明史中国上下5000年，封建史中国2000多年，半殖民中国100多年，社会主义中国刚刚60年。新中国在沧海桑田变化中显得如此年轻稚嫩，其所经历的半个多世纪，是时光流转的一瞬间；其所走过的改革开放前后两段路，是漫漫征途的咫尺间。

虽然，在这60年间，您用前一个30年奠定了您的政治基础，又用后一个改革开放30年走完了西方国家百余年的经济发展道路，但我，究竟应该如何对您说？我想告诉我的国家：您依然是“新”中国，依然很年轻、很稚嫩。

一个国家犹如一个巨人，面对成就与辉煌，它容易显出它的强大和伟岸；而面对历史和哲学，即便是巨人也显得如此渺小。

在时间起源、生命起源、意识起源、实践起源和文明史起源之后的这段漫长的光阴轮回中，60年，是如此短暂！

我想告诉我的国：当您像雄狮一样傲然挺立时，不会忘记您走的是前无古人的路。60年间，您每一步都留下了璀璨的脚印，每一步也裹挟着危机和风险。明天的中国，也许更强大更成功，也许轰然倒下或遭遇更严重挫折。

凝视今天的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她就没有眼前的发展局面，也没有眼前应对风险的回旋余地，更没有化解危机的从容条件。而坚持改革开放，她便要直面风险，融入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对尚且年轻的新中国来说，机遇与挑战共生，财富与风险同长，发展与代价并存，稳定与乱象交错……

改革开放之初，多数人没有看清楚“中国特色之路”既是一条充满希望的必由之路，又是一条笼罩迷雾的社会主义道路。曾有许多信仰游移的人因探索途中迷雾遮眼，感到心绪茫茫；他们曾为开创“特色之路”的错综复杂局面，一度失去方向感。有人甚至把改革开放之路视为“要么亡国、要么亡党”的一场抉择。如今30年已经过去，当我们庆幸眼前收获时，是否回味过“杀出一条血路”——这句惊世名言的警示性含义？

显然，中国不会亡国，中共也不会选择亡党。但是，其所走的路恰恰是在丧权之路的岔口寻找强国之路，在亡党之路的边缘开辟党建新路。

这既是恢宏气魄，也是“中国警钟”！

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除了这条崎岖陡峭、险象环生和警钟长鸣的路，还有没有平坦、安稳、笔直、杨柳依依和莺歌燕舞的路？没有。

这个民族，她的一切落后与被动，都深深根源于封建官制和帝王统治太长久太成熟。作为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她只能在发达国家以竞争强势开拓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相比欧美各国已走过的300年市场经济道路，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欧美道路不可比的时代背景是：他们曾面对近代史上多数国家处于封建腐朽统治，其工业资本可轻而易举实现殖民扩张；当近代史上多数国家处于封闭状态时，欧美国家西式民主可以自然走过无序阶段的反复折腾到最终稳定成熟的发展道路。

如今面对截然不同的国际背景，如若照搬西方模式——从自发源头起步，那便是真正的亡国之路、亡党之路和分裂之路。

发达国家从他们自身经历的发展道路中，早就按照曾经的发展阶段精确计算出一个开放的市场化国家当其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时，资本的自由化愿望、分配的重重矛盾、贫富的两极分化、官场的腐败堕落、民众的不满情绪以及各阶层自由化民主主张将会集中凸显。这个国家的动乱分裂和无序的民主政治也就从此开始。

在西方强国眼里，作为发展中国家最理想的发展“模板”是这样被描绘的：其市场是开放的，科技是落后的，政治是脆弱的，官场是腐败的，文化是破碎的，军备是无力的，人心是分裂的，社会是动荡的，工业是没有核心技术的……而如今，正在崛起的中国，其量化数据正当其时，且远未达到中等发达成熟的稳定期。面对这样一个体量庞大的新经济体，它能刺激无数幻觉与梦想；它对渴求市场的国家是美梦，对渴望霸权的国家也是“美梦”。

我们不妨从“梦”的源头说起。

20世纪70年代，美国摧毁日本“争当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之急切渴望的战略策划接近告磬。连续经历10多年经济腾飞的日本，当其国内产值日益逼近美国时，未料其房产、金融领域即将遭遇一场“货币战争”的导火索也已经点燃，且在悄然而急速地嗤嗤燃烧。

此时的日本，被从各种渠道大量注入的“流动性”，为其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鼓起泡沫；美国和美元雄踞霸主地位的市场筹划与经济侵略企划，在经过小范围金融预演和理论论证后已经成熟。这增强了美国高层主动与中国交往的信心和决心。就在此时，这个西方最强大国家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被其封锁了20多年的“红色中国”。

此时的中国，还依然处在“极左”僵化的时代。在密切联系经济财富的科学技术领域，她落后于欧美国家至少50年。当时，电子工业革命高潮几乎错过，面对信息化工业革命尚无思想准备；经济发展活力深受僵化体制和强国技术封锁的阻碍，经济落后正在撼动政治基础。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位东西方政治家，几乎同时想到了中国对外开放问题、几乎同时想到了如何打开中国“国门”的问题。毛泽东对“西方的月亮”有过沉思，尼克松则深思熟虑怎样对“东方的雄狮”不战而胜。

两国在目的不同、立场不同、战略方向不同而解决问题的“焦点”完全相同的不谋而合的思维中，展开了以“乒乓球”为媒介的交好过程，并且以“闪电式”的恋爱方式建立了划时代的外交关系。

从此，“红色中国”甚为宽阔的海陆疆域面向国际社会拉开了“和平与发展”大幕；从此，美国开始为它未曾放弃的”冷战思维”方式注入并且加足了新的动力，即启动了新一轮“以市场开放为先导”的战略筹谋；从此，中国告别“冷战”时代，美国则迎来“暗战”时代。

对中国来说，开放国门是为了“和平与发展”。不过，要打破僵化的经济体制，赢得发展与活力，她却必须走出一条敢想敢干、前所未有又切实可行的道路。有能力突破思想僵局并完成改革思路总设计的，是毛泽东身后继往开来的邓小平。当代中国所经历的改革开放30年，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轨的30年、是财富积累达到惊人速度的30年；另一方面，也是各种代价和险情、各种深坑和陷阱伴随发展道路的30年。

此间，她经历过“6.4风波”的阵痛，眼见过邪教聚徒的风险，痛苦过贫困群体的扩大，忽视过生态环境的破坏，强忍过官民情感的破裂，难堪过民族品牌的衰败，罹患过腐败顽症的侵蚀，遭遇过金融危机的打击，失去过正确信仰的支撑……而这一切困惑、迷雾、迷惘，不仅不期然发生在中国道路的进程中，也在兰德公司的预料中。

说奇怪也不奇怪。改革开放最初几年，人们还记得美国媒体对中国官场弊端、官风不正的态度，常持以国际舆论的“正义话语权”，不烦垢病。而后来，除了对中共强军思想和市场化进程问题被纳入舆论指责外，其余均被列入不置评论，静观其变。西方世界早就从前苏联巨变中得到一种信念：一党执政的国家在经济市场化和思想自由化的演变中，其腐败权力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国家崩溃便在一夜之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给予中国的公开舆论压力除了思想渗透之外，主要集中在市场化开放程度上。

可是说奇怪还真奇怪。中国发展业绩一次又一次令全世界叹为观止！她已经遭遇了“拉美陷阱”却没有掉进陷阱；她同样显现了“前苏联症候”却没有挪动国家根基；她阔步迈进了人均3000美元的动荡期却并没有惊涛骇浪；她在收入差距超出警戒的险境中，以波澜不惊的从容把稳了改革发展方向。中国好比“喜羊羊”故事令世界惊叹！她的基本制度有抗风险优势，她的核心领导集团堪称是有坚强信念的民族脊梁！

人们从文献中教科书中找不到这种奇迹，从近代史中更难以置信这是何等国运，从各国发展经验中看不到前车之鉴。然而敢问：未来30年中国奇迹还能否伴随中国？显然，寄望奇迹永远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长鸣中国警钟！

在丧权之路的岔口寻找强国之路，在亡党之路的边缘开辟党建新路。这险境就像身后有“灰太狼”的羊群，须在高度警醒不停奔跑中求生存求发展。

因为中国仍然是拼搏奋斗中的中国，她并没摆脱危机。还因为“一山不容二虎”，一个世界容不下“两个老大”。这类如达赖与班禅，西藏归一统后，两人互为“兄长”和互为“师徒”的宗教体制，最终是要破裂的。其不可长久维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自然哲理。

大自然的有序变动是“同一”或“统一”前提下的“二分”，也是服从“同一”或“统一”的“二分”。“一分为二”的真谛在于“同一”或“统一”可与“二分”之间相互支撑，如果仅仅是“二分”，则难免体制将回到朴素辩证法因自然顺变而促成的自发“二分”状态。

美国的“两党制”所以能延续到今天，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参众两院内部都有超越于“驴象之争”之上的精英团队，这个团队早已应运而生了。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基本经济向好、社会基本稳定的局面，与前台幕后协调垄断财团利益的新的政治体制有密切关系。所以，当代美国只有“精英治国”一说，不再有“驴象定国”一说。

自然与社会的无序变动，是从并无“同一”的“二分”或难以抑制差异扩大的“二分”开始的。即使拼凑成一个国际性领导集团，它也是“G2”；即使伸长了勾肩搭背的手臂，同样不可长久。西方政治精英们习惯按照书本理论迷信西方领导体制，尤其是近20年策略显得微妙：不再公开批评中国官场腐败甚至帮助腐败，何因？显然是面对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要吝啬“反对党”监督机制在全球化时代被中共享用。

长期以来，在西方精英团队的眼里，他们相信：中国只需有两种因素即可引发政治格局发生巨变。一是推断一党执政难以遏制权力腐败，且丧失民心。二是经济困局可引发社会动荡，可促使国体崩溃。其智囊认为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可随机可伺机引爆的外部条件；前者是“干柴”，后者是疾速点燃“干柴”的一股“烈焰”。

目前，这股“烈焰”的把柄正紧紧地握在他国手中。年轻的中国正处在兴新市场经济体的幼年成长期，其宏观经济在全球化格局中的有效调控能力深受制约。有清醒者意识到五大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能被自主掌握的只有一个半。

国际资源价格定价权被他国掌握，价格变动是可促成连锁反应的市场机制；国际汇率杠杆被他国掌握，流动性进出的作用力能一夜间蒸发他国10年财富积累；国际产品准入权被他国掌握，政治准星抬高一寸可使数万家企业价值链发生断裂；政府投资引导权仅限国内项目被自主掌握；最后，只剩下扩大内需的权力自主掌握在自己手中。

此时，西方现代经济学对中国发展道路失去大半用途，唯有《资本论》和《国富论》揭示的基本原理和一些简单经济学原则尚可保持它的不朽光辉。如今的中国道路仍然需要如履薄冰前行，在诸多针对性应变中还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经济如悬于一发的“金蛋”，唯恐一旦坠落；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如攀援古蜀道的农夫，脚下万丈深渊！

险！险！险！

原谅我，我的国！当辞旧迎新时刻，我不能为您敲响清脆悦耳和悠扬动听的新年钟声，而为您敲响了这振聋发聩的“中国警钟”。

创业难，改革难，知难不难。

听警钟，思忧患，忧患者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