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于2011年1月１日，标题已改动。）

在新华网看到广东省委书记有关“重视研究孙中山思想”的理论讲话。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上述学术研究指向，表达了对当前社会治理的理论思考。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注重研究孙中山思想，其学术含义和课题选择很有必要，尤其是回顾过去各级政绩与民生脱节、“政绩”出发点和落脚点有误的强烈针对性。但笔者也同时看到，当前理论界和党校学术研究的突出问题，不仅仅现阶段理论指向针对性不强，也包括在坚持现阶段理论思想时，存在处理不善的其它难点问题。

包括：走现实道路的理论着重点其与《共产党宣言》之间的关系，还有党的完整理论体系与面向国际社会如何正面传播的关系。初级阶段党建思想理论的复杂性，主要就表现在现实理论与长远目标、本党理论坚守与面向世界传播——这两个“两者之间”如何接轨、如何处理上。

过去许多年，中央为了抓住机遇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上述现阶段思想理论与长远理想目标的相互关系上主要采取“不争论”做法，应该说，邓小平的执政魄力是成功的，有他，才有30年较快的发展局面。当然，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不争论”不等于放弃研究；研究，也不等于只专注于现实需要的思想理论。

尤其是现实的特色理论与共产党的远大理想，本党理论坚守与让全世界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两大研究领域曾被长期忽略，一是可能导致中下层多数党员逐步迷失党的信仰，二是可能帮助了西方用集权专制和赤色暴力来看待中共发展史，这将给“世界霸权”留下可乘之机。为此，愿为高层的学术倡导以这篇博文做理论回应，以弥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被忽视的问题。

首先认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理论涵盖性很好，它可以包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科学发展观不仅涵盖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关系，同时包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本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三民主义把民生作为执政要点列入执政纲领中，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当然，科学发展作为执政理念并非一定要包含中国共产党完整政纲，尤其是最终达成的奋斗目标，后者属于党章之要。孙中山思想的核心是：民族、民主、民生（指“新三民主义”），它阐明了中国发展前程中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关系。

民族，就是指民族独立之民权问题或主权问题。早在国民党建党前，孙中山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权利思想，孙先生把主权完整统一，摆在中国前途之首位。他认为有民族独立而后有民主政治，有民主政治而后才有长久的民生保障。

“三民主义”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为什么拥有较好政治纲领的国民党，却未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呢？主要原因，是蒋介石违背了三民主义。蒋信奉基督和上帝却要求国民党党员信奉三民主义，是肯定做不到的。那个时期的多数“党国官员”他们只信奉升官发财，此其一。

其二，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天然联系。信奉三民主义就必须“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也是孙中山提出的，蒋介石又做不到。在国共两党之间，蒋首先大开杀戒。中国共产党走上武装反抗道路即因此而开始。

其三，蒋介石的一生把总裁专制放在首位。为达成目的，在战略上又犯了民族大忌，提出牺牲民族主权的所谓“党国战略”，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攮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但凡朝纲一乱，政治军事经济战略必定短视和紊乱。

在有数千年文化传承的中国，不管你多么伟大，只要敢公开丧权辱国、投降鞑虏，必先失掉一半人心。“攮外必先安内”首先造成敏感的知识阶层思想分裂，接着国家分裂，国民党内部分裂。中华传统文化给予诸多政坛人物的命运，正是这种不可逃逸的“定数”。

上述，在政治家眼里，看到的是蒋介石背弃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帜；在普通百姓眼里则看到的是蒋政权“不正统”。在政治家眼里，中共领导人民推翻蒋政权是继承孙先生遗志，完成了他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在普通百姓眼里则视为“正统”取代“非正统”。

中国传统文化对不论任何民族的“同化力”极强。这种文化容许把外族先改造成“龙的传人”然后统治中国（如元清汉化治理经验）。但它绝不容纳任何非“龙的传人”侵入统领这块国土。即使在国家积贫积弱、四分五裂、外敌可轻举占领的国难时期，中国的文化血脉依然汹涌澎湃。她会在贫弱分裂状态中幡然醒悟并再度凝聚力量重新归于大统。

孙中山把民族独立和主权统一摆在中华前途首位，并非偶然。也并非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毛泽东、邓小平为什么在民族独立和主权问题上，会表现出同样的寸步不让。

今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实现大陆统一和强盛。民族问题即主权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外来渗透和分裂势力依然存在，台海两岸没有统一。此外，在民主政治上还只是有一个好的政纲政体之框架，较完善的制度建设才刚刚起步。新中国创立60年的前30年，我国经历了由党和政府带着“阶级情感”为多数人行政包办“当家作主”过程，由于是阶级情感包办，就难免会践踏少数人的民主权力（大约3000万人）。

而后30年，中国又经历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从经济发展方面和各项政策上推进民生改善。不过，三民主义思想内涵是把民族、民主、民生视为一体。认为民族权力是民主的保障，民生的长远大计则在于民主，民生必须靠民主制度建设来保障公平。由于中国的主权问题并未消除外来干预和分裂风险，这又使民主政治进程提速艰难。

三民主义好不好？很好。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更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研究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可以充实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明确提出：全党要学会运用辩证思维。如果仔细研究民族独立与民主政治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可看到两者间确实存在着阶段性同步关系。在国际社会，忽略这种关系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先后因民族贸易权、金融权无法实现平等独立而陷入政治经济发展困境。

民主与民生的辩证关系如何？也一样存在着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封建史比发达国家超出300余年，中国早已失去了民族主权不受强国干预和压制的发展环境，这使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互动前行中如何作出权衡利弊选择，显得异常复杂艰难，而这一切又源于孙中山所清醒认识到的中国前途之政纲首先维系于民族独立、民族统一和主权完整。可见，民生需要民主，民主需要主权，主权则更需要好的国际环境。

在民族权力处于弱势的国际环境中，选择渐进式和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道路，当然是明智之举，这也是当今中国虽遭遇拉美陷阱而能避免陷入其中的原因。话讲得更直白一些，当民主政治进程不能以激进方式达成时，强调党员干部带着政治情感切实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力，坚持用好政策，“包办”民生改善大事，是适宜当前国际复杂环境的明智选择，也是《智慧论》阐述的理性制度与情感关爱可相互支撑的道理。

三民主义准确描述了中华振兴之纲的要义，三民主义也是一种跨越国界、超越“姓资姓社”关系的政治理论。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在民族权力牢牢掌握的前提下，才能推进民主政治，并在民主制度保障中实现民生改善的不断提升。

总之，不论是制度保障民主还是情感护佑民生，民族、民主、民生的关系都是既定的同步的，这对于走好当前中国道路确有现实意义。但是，好的政纲必须有最终目标，国际社会任何国家都须经历“三民主义”的奋斗过程。既如此，那就要接着问：为三民主义奋斗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答案就一个：不再为民族民主民生而流血而牺牲而奋斗。

如果300年以后，这个世界仍然有多数国家还在为民族权力平等问题与霸权国家争来斗去，那就是对三民主义奋斗史的极大讽刺。就国际环境而言，一国民主政治绝不能在“华盛顿”等三只航母耀武扬威包围下来扩大民主；就国内环境而言，一国民生也不能总是收获带血的GDP，总在追讨带泪的工薪钱，总是蜗居辛酸的合租屋。

中国共产党有自己最终奋斗目标。其目标的包容性直接决定这个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被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可的广泛性。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共同的长远目标是永做世界霸主，当“老大”是其最高理想。只要这种理想存在，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就只能在美国实现，在多数国家将成梦幻泡影。在美国，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精英，但凡不做“世界霸权梦”的绝对当选不上总统。今天真正依附“霸权主义”的国家越来越少。

中国共产党最终目标是什么？是否是为了建立红色政权而让共产党执政的红旗插遍全球？并不是。因为你把“执政红旗”插遍了全球还得为“民主、民生”而奋斗。那曾经是“极左”年代对《共产党宣言》的误读，是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自陷于两极对立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理想，让国际社会可理解的本质内涵有三：一是消灭阶级，也就是当今国际社会能听懂的话语——最终要实现人民“均富”即“共同富裕”。二是消灭国家机器，也就是当今世界各国能听懂的——最终要实现人民自治。三是共产党自身消亡。党为民族、民主、民生而奋斗的一切目的是达成不再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共产党使命因此而终结。这是一个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和制度创建过程。就这一最终目标所需国际环境而言，霸权主义必须先于共产党消亡。

上述共产主义理想，与西方社会曾经描述的“共产党就是集权专制和赤色暴力”截然相反。相比之下，永远做“霸权梦”的美国，才永远不会放弃国家机器和武力竞争。历史上一国强大起来无非是两种结果：一是到世界各地无事生非制造分裂，倚强凌弱；二是与国际社会和平共处，平等相待，友好交往。在五千年世界文明史中，只有中国浅尝过第二种“强国滋味”，欧美等先后依靠扩张侵略尝到的是无耻和贪婪的滋味。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是什么？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诸多逗号分号与最后一个句号的关系；是长期奋斗过程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为三民主义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经历三民主义奋斗过程。差别仅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过程以不可避免的两极分化震荡及至经济社会停滞不前为代价，过程更曲折漫长；而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能避免深陷于两极分化陷阱，可缩短改革发展的曲折过程。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设定为100年，即20年实现温饱，40年全面小康，60年达到中等发达，100年进入发达国家前列。这恰恰就是一个个逗号和分号。所以，在这100年发展过程中，必须头脑清醒地坚决抵制两极分化，同时不消灭差别，适度保护差别，以确保发展效率。如今中国，温饱已经实现，小康已无悬念，如果能如期实现中等发达，此后迈向发达国家前列，将势不可挡。中国无须倚强凌弱也能复兴富强。

上述有关“共产主义理想可以涵盖三民主义”的理论阐述，包含了自觉摈弃“极左”思想。因为“均富”是目标不是路径，消灭阶级差别是理想不是发展模式，共产主义是彼岸不是桥梁。中国曾经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错在道路有误而不是方向错误。它把目标判定为道路，把理想固化为发展模式，把彼岸景象当成了脚下的桥梁，把“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理解成了“齐步富裕”的发展道路。可是，自有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国际社会只有“齐步贫穷”的国家，从来没有诞生过从贫穷开始“齐步富裕”的国家。

而今天，我们一部分党员干部思想觉悟是否歪斜到了另一极端？要不要提醒他们：你是否把脚下的路当成了目的地？把必经的弯道当成了方向性路引？把正在走过的桥梁当成了永久的利益港湾？你有没有背叛党性？学习型政党要求党员干部要学会用辩证唯物论观点解释现实——当你的收入差别与普通百姓拉开差距时，一定要告诫自己：这种差别只是现阶段服从发展效率的分配制度，绝非是服从公平和理想的差别。

总之，如果三民主义是科学政纲，那么，科学发展观可以包容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更加可以包容它。目前，中国很清楚自己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主权尚未完整统一，民主需要艰难前行，民生还有漫长的发展之路。相比发达国家延伸出了300多年封建历史的中国，其在历史阶段性定位中的改革与发展进程，必然是各种矛盾盘根错节；民族、民主、民生的相互关系也将是很难按照西方的政治理论来有效推进。

所以，在复杂国际国内环境中依靠一个有坚强领导核心的执政集团固守国基，捍卫民族权力，维护大局稳定仍然是中国政纲的第一选择。民族、民主、民生秩序排列很不错。是的，当中共重视研究共产主义政纲对三民主义的包容性时，台湾政界是否也应该研究一下在过往历史中有无违背三民主义宗旨——始终在为1949年以前的那个非正统政权“曾经是我的”至今耿耿于怀，且时常忘记把民族独立和主权统一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