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与经济发展”
2017-9-20
讨论十八世纪道德哲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1670-1733）的《蜜蜂的寓言》时，涉及“道德与经济发展”的主题。曼德维尔这部著作的副标题——“私人的恶德，公众的福利”，就是其核心所在。曼德维尔之所谓“恶德”，只是传统观念上的“恶”德而已。一般而言，道德总是具有时代或者阶级的相对性的，成为一个时代或者一个阶级的“美德”的东西，可能是另外一个时代或者阶级的“恶德”。反之亦然。曼德维尔试图证明，在传统观念下被看成是“恶德”的那些东西，如自私，虚荣，贪婪，奢侈，妒忌，骄傲，情欲等等，其实是人的本能，是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对利润的追求，谁愿意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甚至远渡重洋呢？如果不是虚荣心在作祟，谁会那样努力追求社会地位，追求出人头地呢？曼德维尔告诫世人：“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
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总是维护特定时代特定阶级利益的工具。奴隶制的道德用于维护奴隶主的利益，封建道德用于维护地主、教会和贵族的利益；在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自然会构建出自己新的道德体系以维护自身利益。资本主义之前的人类社会，长期处于经济发展的停滞状态，由此形成某种维护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道德体系，这样一个道德体系的核心就是维持社会的停滞，以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既得利益。反对进步，阻止改变，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任务。因为自私，虚荣，奢侈等等导致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是不符合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的，因此就成为应该受到谴责和抵制的“恶德”。封建道德所反对的，就是资产阶级新道德所主张的。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而言，他们的利益就在于借助于人的本能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因此被反动阶级视为“恶德”的东西，在新兴资产阶级的辩护人如曼德维尔这样的启蒙学者看来，就是人的本能，就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为“恶德”辩护，也是为资产阶级的新道德辩护，从而也是为资产阶级辩护。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十八世纪是个全新的世纪。根据安格斯·麦迪逊（1926-2010）的《世界经济五千年》，在十八世纪之前，全球经济增长率曲线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状态，十八世纪之后就突然间变得陡直了。霍布斯（1588-1679）曾经悲叹人类的命运的“危险、卑微而短促”，十八世纪的经济进步一下子就人类拯救出来了。经济进步推动社会发展，也使人获得了尊严。但是，有的人看到的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人类物质福利的改善，有的人看到的却是传统利益结构受到冲击，是与经济进步同时存在的道德退化。其实，“道德退化”只是利益结构受到冲击的心理反映而已，这是既得利益者的自艾自怨。曼德维尔的著作，既是为资产阶级新道德辩护，也是对落伍阶级的嘲讽。
在经济思想史上，十七世纪的威廉·配第（1623-1687）是资产阶级新道德的体现者和实践者。配第一生都积极进取，努力奋斗，他追逐金钱，追逐地产，追逐名誉，追逐政治地位；为了成功，他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为了成功，他诋毁朋友，甚至出卖人格。马克思都看他不顺眼，说他没有气节。可是，没有气节的配第，确实是一个成功者，他不仅在金钱上，政治上取得成功，而且在学术上也颇有成就。配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是“政治算术”的发明人从而是统计学的奠基人，他还是他那个时代的重要的科学家，发明家。从传统道德观来看，配第身上有很多不足挂齿的东西，但是，从资产阶级新道德的观念来看，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者。
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歌颂资产阶级新道德的作品。如大家熟知的笛福（1660-1731）《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是一位资产阶级新人，是资产阶级新道德的实践者。鲁滨逊出生于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本来可以在家乡找得一份安稳的职业，结婚生子，平安度过一生的。可是在那个时代，空气飘散的都是资产阶级不断进取不断开拓的新鲜空气，于是他离开家乡，前往美洲冒险。本来在美洲他也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他的种植园已经能够给他提供持续的丰厚的利润。可是，鲁滨逊还要继续努力，要抓住更多的机会，挣更多的钱。于是，才有了那一次冒险航行，才有了遇难而流落孤岛的命运。鲁滨逊没有向命运低头，他要继续努力，继续进取，要与命运进行抗争。最后，坚持不懈的鲁滨逊取得了胜利。鲁滨逊的胜利，实际上意味着资产阶级新人的胜利，意味着资产阶级新道德的胜利。实际上，《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也是具有资产阶级新道德的资产阶级新人。他本来可以从事一个安稳的职业安安稳稳度过一生，但他不甘平庸，努力奋斗。在屡次经商失败之后，尝试从事文字工作，最后因为《鲁滨逊漂流记》而获得成功。
歌德（1749-1832）的《浮士德》也是一曲资产阶级新人及新道德的赞歌。浮士德的晚年，对自己作为学者的一生很是失望。与故纸堆打了一生交道，于社会毫无意义，于自身则像白过了一般。在他意图自杀之际，魔鬼拦住了他。魔鬼与他订立一个契约，他将灵魂抵押给魔鬼，魔鬼则赋予他再生的能力，让他再年轻一次，再体验一次生命过程。新的生命历程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式的，自此，浮士德成为资产阶级的新人。浮士德不再是那个穷经皓首的老夫子，而是成为一个追求现实存在的，追求物质享受和世俗成功的新人。在《浮士德》前半部里，浮士德追求爱情，追求世俗的利益；为了爱情，他可以放弃尊严；最后，为了个人更大的成功，他又可以放弃爱情。在《浮士德》的后半部里，浮士德在一个更广大的世界里实现人生的价值。他组织了一个填海造田的庞大工程。为了人类的福祉，个人理当作出牺牲。不仅是牺牲自己，还要牺牲他人。所以，那一对不愿意搬家的钉子户老夫妇的家园，最后被浮士德指挥手下荡平了。当浮士德感觉劳累，也感觉不断的成功实际上成为拖累之后，他想停下来，歇一歇，于是他的眼睛就瞎了。资产阶级新人的宿命就是要不断努力，不断进取。当初浮士德与魔鬼的契约里，也要求他不要回头，不要停留，一直努力奋斗下去。
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利益结构急剧变化和快速调整的时期。有人从中受益，也有人从中受损。受益者构建新的道德体系来为自己辩护，而受损者则举起传统的大旗为自己呐喊。所以，在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制度变迁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并存的，是制度变迁的怀疑者和反对者。比如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卡莱尔是资产阶级新道德的坚定反对者，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新道德的维护者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坚决反对者。卡莱尔支持奴隶制，支持死刑，反对自由和民主。因为马尔萨斯的经济学承认人口过剩造成的低水平循环陷阱，因为古典经济学支持人们出于自利目的的经济行为，因此，卡莱尔将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讥讽为“阴郁的科学”。所谓的阴郁，其实也是传统利益格局下既得利益者的自艾自怨，只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背景下不得志者的哀怨而已。卡莱尔的朋友，小说家狄更斯（1812-1870）也是一位资产阶级新道德的怀疑者，一位道德的落伍者。从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中，可以看出狄更斯与他的朋友卡莱尔之间的相同的落后的道德倾向。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其实是一部经济学的讽刺小说。小说中最重要的角色，其实是一位没有出现的人物，他就是——经济学。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是一位叫做格擂硬的企业家，从社会底层艰难爬上来的这位暴发户，自私自利，粗俗不堪，他的人生理想就是用银汤勺喝鹿血汤。他总是随身带着天平和尺子，总在度量和计算。狄更斯用这一桥段，来讽刺“政治算术”的发明人威廉·配第。粗俗的格擂硬有两个儿子，他给他们分别命名为亚当·斯密和阿尔萨斯！
这些道德落伍者的自艾自怨终究要被历史进步的涛声所淹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资产阶级成为主导力量，新的道德体系必须适应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于是“恶德”也就逐渐成为美德了。传统观念对奢侈消费一直持批判态度的，但斯密却看到了奢侈消费具有的革命意义。在斯密的《国富论》中，讨论了奢侈消费和生产关系变化的关系问题。在传统农村中，地主总是将过剩的产品用于招待宾客，结交食客，豢养家丁，这就构成了稳定的封建关系。随着奢侈品向农村的渗透，地主开始出卖过剩产品积累金钱，于是减少了宴会，减少了食客，也减少了家丁。这样，封建关系就因为地主消费模式的变化而变化。最终，奢侈品消费在农村的扩张带来了农村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带来了封建关系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建立。所以斯密说，这样两个阶级，一个出于贪婪，一个出于愚蠢，其共同行为的结果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是变革参与者和实施者都没有预料到的。斯密这里讨论的，是个体行为的无意识后果的问题，其中也体现着消费观念变化引致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深刻内涵。
关于社会观念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近现代思想上最有影响的文献应该就是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最初讨论的，是关于意识形态对人们经济行为影响的问题。从新教伦理的角度来讨论资本主义的产生，只是前面这个大论题中的一个小论题。韦伯首先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理性的牟利行为，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只有在新教伦理的背景下这种理性的牟利行为才具有合法性。在传统的主流意识系统中，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对世俗的牟利行为，都持有保守和排斥的态度。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包括在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世俗的主流文化中，都将牟利看成是一种恶；至少是不值得推崇和提倡。韦伯认为，在加尔文教的教义中，因为有了天职观念，牟利或者赚钱也就具有了合法性。按照加尔文教的解释，我们每个人在世俗生活中都承担着某种职业，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天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前定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世俗职业的成功来确认是否被拣选。即使是经商者，也可以通过其金钱的成功来确认自己的被选。这样，赚钱就同其他任何职业一样，具有了充分的合法性。一方面是努力赚钱，另一方面又坚持禁欲，这就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韦伯从新教伦理的角度对资本主义产生的解释，只是一种解释而已。当然，这是一种有一定说服力从而有广泛而深入影响的解释。很多人并不同意这种解释。比如，与韦伯共同出版“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期刊并发表韦伯这部著作的桑巴特（1863-1941），就有自己不同的认识。在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中，从女性消费及女性的奢侈消费的角度，讨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思想，在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影响。韦伯的这一著作，在今天还有着很高的阅读率，并持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韦伯这一思想的深远影响，一方面固然因为这一思想本身的启发价值，同时还因为它可以成为某种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念，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思想当然是有着普遍的解释力的从而有着普遍的价值的，但是，就意识形态和人们经济行为的关系而言，任何单方面的解释可能都是不完整的。我们一贯接受的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可能使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是单调的，不全面的。正是因为韦伯的这一思想站在了与马克思不同的角度上，因而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中用以对抗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重要武器。至少，韦伯的“意识形态决定论”是可以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的有益补充的。
从韦伯的新教伦理决定资本主义产生的思想中，可以延伸出意识形态对经济运行和制度变迁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我们从詹姆斯·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中可以读出这样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斯科特的这部经济社会学著作可以看成是对韦伯思想的一个解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马来西亚的绿色革命，引起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并引发了意识形态的斗争。斯科特以马来西亚一个叫做塞达卡的小村落为案例，解释了这一革命和斗争的过程。在绿色革命之前，这个传统的小小村落，有着传统的和谐气氛。地主和贫民之间，是一种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春耕季节，贫民主动到地主地里帮忙，得到饮食的招待，并得到礼品的报酬。收割季节，贫民也自动前往帮忙，有饮食的供应，并可以从收获中扛一袋子谷物回家。这里没有交易，有的只是相互帮忙。日常生活中，贫民陷入疾病或者饥荒的困境，地主也会主动出钱出物接济，帮助穷人度过难关。在这个伊斯兰教的世界里，富人们的人生理想，就是到麦加朝圣。富人们前往朝圣时，会带着穷人的代表去；朝圣回来，会与贫民们分享见识和心得。绿色革命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新的种子、肥料及生产工具的使用，产量增加，生育增加，于是商品化就出现了。粮食的商品化，进一步推动了生产过程的市场化。慢慢地，在播种和收获的环节，地主不再需要同村的贫民的帮忙，而是到附近的市场去雇工。雇工的效率更高，实际的成本更低。这样，村里的贫民就失去一个获得收入的机会。逐渐地，地主前往麦加朝圣成为个人和家庭的事情，与村落无关了。他们不再带领穷人前往，也不再与穷人分享见识和心得。当然，地主对穷人的接济也越来越少了。绿色革命使富人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好，同时使弱者的境况越来越糟。于是弱者就采取各种武器来与地主斗争——其实也就是与绿色革命斗争，就是要阻止绿色革命的深入。比如破坏地主的新式农具，破坏已经长成的庄稼。在弱者所使用的各种武器中，有一类就是意识形态的武器。比如对地主进行道德上的谴责，讲坏话，造谣，污蔑，诅咒甚至下蛊，等等。弱者的这种反抗，在一个正在努力脱离传统文化的社会里，会有一定作用。但是，由经济利益推动的制度变迁，会有着比弱者的反抗更强大的力量。最终，弱者的反抗会逐渐偃旗息鼓，绿色革命还是会沿着自己的路径开展下去。
美国历史学家步德茂的《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阐述了类似于斯科特的在经济变迁背景下弱者的反抗的故事。步德茂利用十八世纪清朝刑部的档案材料，梳理出一系列由于经济纠纷而引发的杀人案件，试图阐释经济变迁-利益纠纷-道德批判-刑事案件之间的作用机理。经济变迁背景下，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受到了挑战。步德茂梳理出的那些刑事案件中，很多涉及土地纠纷。比如由于市场的扩张，土地集中和兼并日益盛行，这就涉及到原有土地关系的调整。比如王氏世世代代耕种地主张氏的土地，现在的情况是，张氏进入城市之后，将土地卖与李氏。李氏由于各种经济的原因，需要解除王氏的经营权。作为弱者的王氏，首先是采取斯科特所谓的“弱者的武器”进行抗争。社会舆论和道德谴责在一个稳定的封闭的社会里可能会有一定效果，但在商品经济浪潮推动下的流动性社会里，道德武器的效果就很微弱了。道德上的无能为力，推动弱者铤而走险，其表现之一就是不自量力或者孤注一掷地诉诸武力。于是因为经济纠纷而引致的过失杀人就发生了。颇有意思的是，在步德茂梳理的杀人案件中，有好几场肉体搏斗都有弱者攻击强者的睾丸的事件。睾丸似乎有着很好的道德隐喻。作为富人来讲，废弃或者破坏传统的道德可能是一个软肋，当然，如果富人彻底放弃对传统道德的遵守，这个软肋也就不存在了。对于穷人来讲，则将道德作为攻击富人的一个工具。在利用道德武器时，其实只是要求对方讲道德，而对自身是没有要求的。这样说来，无论对于富人还是穷人，道德都有了睾丸的形象意义。在步德茂描绘的多次冲突中，弱小的一方在肉体搏斗中攻击了强者一方的睾丸，导致强者无奈之下使用了刀子，于是命案就发生了。
在阶级斗争中，道德总是一种重要的武器。但道德是具有时代和阶级的相对性的。在一个社会表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进因素的道德，在另外一个时代可能成为阻碍的因素。在历史进步中，道德总的来看往往是一种滞后的因素，甚至是阻碍的力量。上升时期的进步阶级是没有工夫停下来彰显自己的道德力量的。实际上，借助于经济进步，上升时期的进步阶级的利益可以得到充分的实现。相反，只有那些落伍的阶级，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制度变迁带来的不利影响时，才会充分利用道德武器来声张。所以，道德总是表现为落伍者对自身利益的呼吁。不过，就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言，即使道德的呼吁有回应弱者利益的性质，其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作为一种滞后性的力量，道德的存在对于维护弱者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定具有积极意义。正如熊彼特所说的，为了是高速行使的列车不至于失控，在铁轨上撒上一些砂子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