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聚焦高考招生的教育问题。本文的议题，并不想去争论这稀罕的高考录取配额，究竟该如何分配才能皆大欢喜的问题。事实上，按照目前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以及大学评价体系的单一标准，无论怎么分配，总有人不满意。那么，症结在哪里？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非自然资源的稀缺，尤其是人为制造的资源紧俏——诸如教育资源，终究并不是真的紧缺，而是对流动性差的中低阶层而言的稀缺。
教育部指挥棒一挥，高考招生名额的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江苏湖北等省的考爸考妈们不答应了，主张孩子们“一心只读圣贤书，以求金榜题名时”的父母们这下走上了街头，走到了官员面前，慷慨陈词：有些官员的孩子去国外读书，你们不高考，我的孩子还得高考……我们爱江苏，江苏爱我们吗？
权利运动，常常跟以往的邻避运动有相似之处，垃圾别在我家门口烧即可，别人家的孩子上不上得了大学我不管，我的孩子必须上大学！
不过，这里并不想指责这些家长们自私或这场维权运动的局限性。比如，教育部的有关负责人就回应表示，所谓江苏的录取率不仅不会降低，甚至还可能提高。能就此指责家长们的焦灼不安与抗议不值得正视吗？恐怕不能。家长们有表达其诉求的权利。
过去，我写过不少批判应试教育的相关文章，曾经试图表明，那些以“高考标准化测试公平”为理由支持应试教育的人们，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公平性错觉”。
高考并不公平，那些以标准化考试公平为由支持高考模式，反对给予大学自主招生权力的人，是在把招生权力从学术共同体的教授手里拱手让给不懂教育、也不打算维护学术尊严的行政部门。这下，原本主动支持或被动支持（没有条件用脚投票的高考家族们）应试教育的家长们，领教了行政部门的罔顾程序正义的粗暴决策、关门决策。
但我们能就此幸灾乐祸吗？能说“谁叫你们如此死忠地捍卫应试教育”吗？也不能。要知道，不管是主动支持应试教育，还是被动支持应试教育，国人有权利选择让孩子在国内高考，上纳税人供养的公立高校。至于应试教育究竟是不是教育的“好东西”，值不值得如此紧张稀罕它，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何况，那些无可选择的家庭，他们既没有富人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没有高知灵通的信息资源和开阔的视野，给孩子密集的智力支持，你叫他们如何对高考“用脚投票”呢？莫非是像北京对待外来户口那样，规定和劝说他们让自己的子女去上技术学校？（北京曾有政策，规定外来户籍人员子女在京报考，只能报读职业技术学校）
于是，本文的议题，并不想去争论这稀罕的高考录取配额，究竟该如何分配才能皆大欢喜的问题。事实上，按照目前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以及大学评价体系的单一标准，无论怎么分配，总有人不满意。江苏满意了，广东不满意，要知道，广东学子上北京大学的概率，是北京孩子的百分之一，广东人可以说，凭什么？要知道，在这个大学评价机制由官僚垄断的体系下，那些向往国内大学的人们，始终认为清华北大是不可逾越的圣地，是他们意欲朝拜的优质教育资源。你要是告诉他们，广东人进中山大学的概率高于其他省市啊，他们并不满意。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在于高等教育的公办垄断机制，在于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极为滞后。家长们始终把阶层晋升的希望，寄托在上大学，他们无法接受孩子不上大学，上职业技术学校。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家庭的失败，就是孩子人生的失败，如何说服人们不去挤高考这个独木桥呢？
基础教育的私立学校已经遍地开花，民办的脚步迈出去，再也阻挡不了了。尤其是一线城市，诸如广州，今年甚至出现公办小学招生不满额（这里不排除户籍和房产卡住那些想读读不了的，这部分生源被排除在统计之外），而有品牌有口碑的私立学校挤爆的局面。那些中产阶层崛起、教育观念已然变革的城市，已先行进入了教育的中产化和私人定制模式。
那么，高等教育呢？如果高等教育仍然固守公办垄断模式，任由官僚掌控高校评审、划分等级的权力，可以预见的是，这种体制下的高等教育，持续下去，只能沦为“民工子弟学校”（这里无歧视意味，只是描述高校将失去中产阶层生源）。
在广州，最优秀的公办高中的生源中，放弃高考选择留学的比例越来越高。2015年的数据：“三年前832人入学，三年后只有720多人参加高考一模，这是广州执信中学的统计。没有参加高考一模的100多名学生去了哪里？据校方介绍，这批学生中，已有不少人收到国外大学抛来的‘橄榄枝’。其中，2015届pcp班23名毕业生已全部被国外名校录取，其他普通班级有27名学生获得国外大学青睐。”（据新快报）
教育部的官员们，如果真的那么“爱国”，那么为了民族繁荣兴盛而“忧国忧民”，是不是该用脚趾头想一想，用权力人为制造的教育资源紧缺，最终，将肥了谁呢？是真的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吗？高等教育如果失去优质人才，中国将面临着怎样的衰败？
看着越来越多的非巨富家庭，砸锅卖铁地筹集留学资金，放弃高考，奔向美国等国家的大学学府，把美国的大学喂得越来越“任性”，对华人生源越来越挑三拣四，越来越苛刻，不知道教育部的“指挥棒们”夜里是怎么安然的——如果他们会思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