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原型考释

左攀   潘龚凌子1 

    《桃花源记》问世至今1600年，引来无数文人心驰神往，那个美丽和谐的“理想国”究竟在哪里？史学大师陈寅恪指出:《桃花源记》既为寓意之文，那里寄托着陶渊明的政治理想和生活情趣；亦为纪实之文，是当时坞壁生活的真实写照。当时“武陵”有二，一为武陵郡，今湖南常德，一为武陵县，今湖北竹山竹溪交界处，千年以来，人人皆以常德为武陵正宗，笔者结合陶氏家世信仰和政治态度综合考察，桃花源的真正原型，应该在今竹山竹溪交界的堵河流域上游一带。

  “武陵郡”与“武陵县”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东晋时期“武陵”有二，一为郡，一为县，《汉书·地理志》记载：“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后汉书·郡国志》武陵郡下注：“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实际上早在战国时期，秦蜀郡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始皇统一六国，常德属黔中郡， 西汉高祖时取"止戈为武，高平为陵"之意，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隶属荆州。东汉光武帝恢复武陵郡， 三国早期为蜀汉所辖，关羽败走麦城后归属孙吴，仍名武陵郡，隶属荆州。两晋如故。武陵郡名延续千年，直到北宋徽宗时期才更名为今日之“常德”。

武陵县的建制，比武陵郡稍晚，这里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既非富庶之地亦非战略要冲，见诸史籍的只有星星点点的记载，顾祖禹总结武陵城的历史沿革：武陵城，县西五十里。汉县，属汉中郡。后汉废。三国魏时复置武陵县，属上庸郡。晋、宋、齐、梁因之，后周废[1]。他的总结可以在正史中得到印证：汉中郡，秦置…县十二：西城、旬阳、南郑，褒中，房陵，安阳，成固，沔阳，钖，武陵，上庸，长利[2]。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斩达，传其首。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县为上庸郡[3]。《晋书，地理志》列上庸统辖六县，分别是上庸、安富、北巫、武陵、上廉、微阳，直到刘宋时期，仍有武陵令的职位设置[4]。可见顾氏之言，真实不虚。《华阳国志》列上庸县郡治，武陵榜上有名。说明从西汉到魏晋，确有一个“武陵县”与“武陵郡”并存，管辖范围在今天的堵河流域上游，其治所大概在今竹山、竹溪的某一地区。

由于郡治比县治级别更高，面积更大，产生的影响自然更深更广。陶渊明作《桃花源记》不久即与世长辞，他的文学价值被发现已是百年之后，因此众多文人误把武陵郡当成桃源所在地，如唐孟浩然的《武陵泛舟》、王昌龄《武陵开元寺黄炼师院》、五代王建《武陵春日》、宋梅尧臣《武陵行》、 唐宋时期，“武陵郡”几乎成了桃花源的代名词。这些作品如同苏轼的“赤壁系列”，歌咏历史，却搞错了地方。其实他们犯下这种错误十分正常，北周时武陵县撤销建制，这些诗人生活的时代，天下只有一个“武陵”了。

陶渊明的家世信仰和政治态度

“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而不究家世信仰问题，则其所言恐不免皮相”[5]陶渊明生活在门阀政治最为盛行的东晋时期。能够与上流社会诗文唱和，主要得益于曾祖陶侃。陶侃出身贫寒，在两晋之交的风云变幻中，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成为东晋开国元勋。陶侃终身以建功立业为目标，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他对当时极为盛行的清谈之风嗤之以鼻：“《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其母湛氏也是恪守礼法的典型，陶侃一度做管捕鱼的小官，曾把一瓮鲞鱼送给母亲，湛氏不但不接受还写信斥责儿子损公肥私。可见陶氏家族在陶侃时代主要受儒家修齐治平的名教思想影响，对谈玄说理毫无兴趣，对蔑视礼法、抨击名教的行为深恶痛绝。

陶渊明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父陶敏也曾是安成太守。陶侃九岁丧父，家道中落，孤儿寡母只好寄居在外祖父孟嘉家里。孟嘉是陶侃女婿，东晋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6]”陶渊明的成长经历决定他的个性修养必然受到曾祖父和外祖父的双重影响，再加上时代思潮的涤荡，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不同的志趣。

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曾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雄心壮志，还一度跻身官场，在桓玄幕下做了三年参军。但当他发现桓玄有篡位之心，毅然辞官还乡。后来桓玄果真反叛，他又离家投入刘裕幕下讨伐桓玄，桓玄兵败挟持安帝逃到江陵，正是陶渊明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来到建康，才让刘裕获得这个重要的军事情报得以解救安帝。年轻时代的陶渊明并不是隐逸之士，他不仅继承了曾祖修齐治平的名教思想，还曾在政治实践中有所作为。

自太元十八年任江州祭酒到义熙元年因“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而辞去彭泽县令，陶渊明经历了十三年的仕宦生涯，目睹官场的勾心斗角，世间民不聊生，他渐渐心灰意冷，最终放弃“大济苍生”的凌云壮志，开始享受宁静淡泊、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陈寅恪先生总结陶氏信仰为“外儒内道”的“新自然说”：“平生保持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虽服膺儒术，而不归命释迦也。”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既不能建功立业，更不忍同流合污，归隐田园既是道家舍弃尘缘、清净无为的具体实践，也是儒家危邦不入、独善其身思想体现。这一切恰如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冷眼看穿。”

渊明虽归隐田园，但对晋室炽热的忠诚始终没有改变。元熙二年(420)，刘裕迫使司马德文禅让，东晋宣告灭亡。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陶渊明痛不欲生，但他也明白这一切绝非他的力量所能够阻止。这位一贯清高又无法兼济天下的大丈夫选择一种另类的反抗方式，在花甲之年改名为“潜”。“潜”者，潜龙勿用是也，陶潜此举，是明确表达自己不事二姓的坚强决心。当年陶潜作《拟古》诗九首，大多为忧国伤时，寄托感慨之作，其中多托古讽今，暗指刘裕篡晋，如《夷齐》章云：“天人革命，绝景穷居。”《箕子》：“去乡之感，犹有迟迟。知伊代谢，触物皆非。”第二年，刘裕设计害死已被废为零陵王的晋恭帝，陶潜运用隐晦曲折的语言作《述酒》，不仅表达对篡权丑行的极大愤慨，还宣告自己是晋之遗民，绝不奉刘宋为正朔的鲜明政治态度。陶公“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7]事实上，陶渊明在晋、在宋的隐居，都是为了保持自己独立自由的人格，但是，陶渊明在晋朝的隐居，只是不愿意“心为形役”，并不具有不奉晋朝正朔的意思；入宋后的隐居，则是不奉刘宋正朔。[8]总而言之，陶渊明虽归隐田园，并非充耳不闻园外之事，反而对晋室怀有炽热的感情和永恒的忠诚。“峨峨西岭内，偃息得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刘宋代晋，他立志要像伯夷、叔齐隐居西山，不食周粟。就连对变节老朋友的馈赠，陶渊明也誓死不食嗟来之食。元嘉元年，投靠刘裕做了江州刺史的老友檀道济劝他出仕刘宋，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弄的老友即尴尬又羞愧。陶公之所以如此，一来是受儒学世家忠君爱国，耻事二姓的思想影响，二来“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9] 

《桃花源记》正是在刘宋代晋，诗人思想极其激愤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诗人总结在荆州时获悉的桃花源故事，描述了一幅没有战乱、没有压迫、道德淳朴、宁静和睦的社会生活图景以寄托自己高洁的政治理想和生活追求。洪迈说“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借以为喻耳。”[10]陈寅恪云“此文乃是自然而非名教之作品，藉以表示其不与刘寄奴新政权合作之意也。”不愧为史界名家，英雄所见略同，一语道破天机。

武陵郡——南蛮杂居的是非之地

    对武陵郡土著居民的起源，《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帝高辛少女被畜狗盘瓢携负入山，“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瓢死后，因自相夫妻……今长沙武陵蛮是也”。此言不仅荒谬，而且明显带有侮辱歧视的成分。范晔之所以怀着一种仇恨心理丑化他们的祖先，乃是因为他们在东汉初年屡次叛乱：光武帝二十三年，“武陵蛮叛，寇掠郡县。遣刘尚讨之，战于沅水，尚军败殁。”[11]二十四年，武陵蛮寇临沅，[12]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蛮，不克。于是伏波将军马援率四将军讨之。直到二十五年，伏波将军马援等破武陵蛮于临沅。[13]冬十月，叛蛮悉降。汉章帝建初元年，武陵、零陵澧中蛮叛。烧当羌寇金城，这次叛乱旷日持久，最后动用荆、豫诸郡兵力才得以平定。东汉二百年，这里的叛乱基本没停止，桓帝时的一次叛乱，车骑将军冯绲奉命讨伐，“斩首四千余级，受降十余万人”，可见叛军规模之大。朝廷下诏给武陵太守应奉“蛮夷叛逆作难，积恶放恣。镬中之鱼，火炽汤尽，当悉焦烂，以刷国耻。”[14]三国时期，刘备曾遣马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15]，孙权派太常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16]，叛乱对于武陵先民来说，似乎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官方正史不约而同的对武陵郡居民以“蛮夷”相称，《水经注》云“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悉是蛮夷所居，故谓五溪蛮。”皆槃瓠之子孙也。正是民族压迫与民族反抗这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经常性的战争。习惯性的叛乱，旷日持久的战争直到晋朝仍未停止，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也被牵涉其中。

西晋末年，湘州流民推举杜弢为首领发动起义，司马睿派遣王敦和陶侃出兵镇压。在陶侃的打击下，杜弢一度投降，但是事后不久再次起兵，派部将王贡率领“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诱五谿夷，以舟师断官运，径向武昌”，而时任武昌太守的陶侃“使郑攀及伏波将军陶延夜趣巴陵，潜师掩其不备，大破之，斩千余级，降万余口。”[17]后又“遣谘议参军张延讨五谿夷，降之”[18]“斩千余级，降万余口”，稍有人性者，都会为这个数字不寒而栗。

魏晋时期，五胡乱华，胡汉之间的长期战争导致华夷之辨声浪日高。早陶渊明几十年的江统说夷狄“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晚陶渊明几十年的丘迟更道“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而令陶渊明难堪的是他引以为傲的曾祖父曾被温峤骂为“溪狗”自己很可能也有南蛮血统。可能当时有人借此讥笑与他，他曾专门做《命子》诗，对自己的身世做庄严陈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天集有汉，眷余愍侯。”陶氏是否源自南蛮，学者见仁见智，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陶渊明绝不会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况且自陶侃至渊明以过四代，即使有南蛮血统，在文化上已经彻底汉化，“外儒内道”的家世学养，刘渊灭晋的家国仇恨，注定他不会对少数民族有太深的感情。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得意传世之作。这个美丽和谐的地方寄托了作者高洁的政治理想，是诗人心中的人间天堂。“武陵郡”是蛮夷杂居，久不汉化的夷狄居所，又是屡屡反叛的是非之地，这里战火不断，自己的曾祖在此“斩千余级，降万余口”，犯下滔天罪行，埋仇恨种子，志向高洁的陶渊明会在这里寄托自己的理想？再说陶渊明十分同情的晋恭帝被废后封“零陵王”零陵就在武陵之侧，立志不仕二姓的陶渊明心中的圣地绝不可能是哪个叫“武陵郡”的地方。

武陵县——晋朝龙兴之地

    汉魏之际，武陵县所属的位“东三郡”于三国的交界地带，这里东连襄阳以控荆州，北接长安据有关中，南通秭归三峡天险，西扼汉中龙兴之地，官渡战后成为各方战略家关注的焦点。早在公元207年，诸葛亮作《隆中对》指画天下形势，就提出要通过包括武陵县在内的东三郡跨有荆、益，等待时机兵分两路夺取天下。刘备依照这个的战略部署步步推进，终于同时占有荆州大部和整个益州。为了彻底实现“跨有荆、益的既定国策，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春，刚刚夺取汉中的刘备命令孟达率部曲四千从秭归攻取了房陵和包括武陵县在内的上庸。为牵制孟达，又派养子刘封南下监视。荆州、益州连为一体，刘备踌躇满志，高高兴兴的晋位汉中王。

    孟达以建武将军的身份统治包括武陵县在内的“东三郡”，因襄樊之战未救关羽，又与刘封不和，襄樊之战不久即畏罪投降曹魏。魏文帝死后，孟达失宠，诸葛亮即暗中通信策反，图谋叛魏。又恐他言行反覆无常，想促他速叛，知魏兴太守申仪和他有矛盾，便派郭模到申仪处诈降，有意泄露其事。孟达闻此泄露，准备马上起兵。司马懿得到消息，一方面写信安抚孟达，一面亲率大军日夜兼程前去讨伐，八天后即抵达上庸城下。吴、蜀派兵解救，被司马懿部拦阻于安桥、木兰塞等地，十六天后，孟达败死。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快速反应作战，《晋书·宣帝记》概括司马懿的战绩为：“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汉晋春秋》亦赞宣帝“南擒孟达，东荡海隅，西抑劲蜀，旋抚诸夏”。就连李世民在为《晋书·宣帝纪》作史论时也说：”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

上庸之战对司马懿而言绝不仅仅是荣誉，这场战争结束了东三郡的半独立状态，彻底堵住了蜀汉东进之路，此后诸葛亮屡次北伐，唯有北出祁山，跨有荆、益的梦想直到蜀汉灭亡也没有实现。司马懿则凭借这场战役获得魏帝王的器重，升任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大司马曹真一同成为军事统帅。正是上庸之战的政治资本，为子孙受禅奠定了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讲，包括武陵县在内的上庸郡不愧为晋朝的龙兴之地。

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必定对本朝开国皇帝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一个热爱晋朝的武人世家知识分子，必定对开国的历史十分熟悉。相比同时代的历史人物，由于家世信仰和个人性格的原因，陶渊明对晋朝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再说陶渊明曾祖陶侃，祖父陶茂，都曾做过武昌太守，陶侃多次征伐襄阳，对襄阳附近地区应该十分熟悉，魏晋之际这里连年征战，难民多结坞壁以自保。渊明出生于武人世家，自幼熟读经史，对这段历史应该并不陌生。

综上所述，陶渊明受家世信仰的影响，对晋室始终怀有炽热的感情和永恒的忠诚。在刘宋代晋，思想极其激愤的情况下写《桃花源记》，晋朝的龙兴之地，堵河上游的武陵县无疑是他追思家国之痛，寄托政治理想的最佳位置。把晋朝的龙兴之地写成道德淳朴、宁静和睦的人间天堂，是对晋朝的追忆和效忠，对现实社会的失落和愤慨，更也誓死不与新朝合作，甘做前朝遗民的温婉政治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