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制度是在反对封建专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贵族对平民掌握生杀予夺大权，民众匍匐在权威之下朝不保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民权伸张，公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人民的福利大幅增长，西方成为世界的中心，西方民主的进步意义不言而喻。

　　此后，西方民主进一步发展，普选制逐步确立，个人权利进一步张扬，国家权力进一步收缩，同时，多数西方国家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的结合似乎完美无暇；另外，由于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曾经是西方国家殖民地，深受西方宗主国的影响，整个世界是一个西方化的世界。因此，绝大多数国家均效仿西方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西方制度的影响臻于鼎盛。

　　然而如今，我们却看到西方制度日薄西山、暮气深重，社会的活力正在丧失。经济社会的发展，最主要的动力在于其社会的活力，一个社会充满活力，即使在威权体制、甚至独裁体制下，仍能迅猛发展，如果活力缺乏，民主制度亦不能力挽狂澜。社会的活力取决于多重因素，大抵而言，包括政府的进取行为、社会的财富雄心、社会思想的活跃程度等。西方活力的衰退，亦可归因于这些因素。

　　一、政治权力难有作为

　　亚当斯密曾经在《原富》里提出政府只要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这一理论得到有效贯彻，经济增长的各种束缚得到解放，财产权得到保障，极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公共管理渐趋复杂化，金融业的杠杆性和传染性大大提高，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1933年波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总爆发，以此为契机，主张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势力大张，此后，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干预范围和力度虽有周期性波动，但已不可能回到守夜人的职责定位。

　　鉴于公共管理的复杂化，政府的政策取向、政策轮替及政策动员能力、政治家才能都显得极端重要，遗憾的是，在西方体制下，政府力量只能在左右摇摆中空转虚耗，而无法有力地承担必要的治理责任。

　　1、反对党、舆论及公众制约力量恶性膨胀，政策轮替及动员能力严重受限

　　现代之前，通讯及交通工具不发达，民意的传递较为缓慢、政治交易（谈判）成本高昂，在这种情境下政治家在执政中所受到的掣肘较少，政党可以按其倾力绘制的理想蓝图一心一意完成施政目标。

　　步入现代后，民意的传递、民众的聚集越发便捷，谈判成本逐渐降低，特别是互联网兴起后，舆论操弄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百出，民意可以瞬间汇聚，通过社交网站发起的街头运动风起云涌。

　　政府的重大决策或政策变更，国家的远期战略布局，均需要凝聚共识、强力推动方能取得成效，然而，政策的推行一般在短期内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而远期效果又无法在当期验证，更难以预测，加上反对力量的对抗性宣传，政策赢得绝大多数民众全力支持的可能性极低，而由于反对力量的组织、舆论的推波助澜，利益受损人群将迅速大规模聚集对政府施加强大压力，政策的稳定性和实施力度不再取决于其长期效果，而取决于该部分聚集民众的组织性和抗议力度，最后的结果，不是该政策被迫取消，就是抗议民众与支持民众的发生激烈冲突，无论哪种情况，政策的稳定性与有效实施均如天方夜谭。

　　因此，在多党竞争的普选背景下，执政党的政策取向、政治行动极易被短期民意绑架，公共政策空间被严重挤压，执政党的政策轮替能力及政策动员能力受到强力制约。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国家任何长期的、激烈的政策轮替与政策动员均难以为继，政治家只能战战兢兢地进行政策微调，作秀成为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一言以蔽之，西方有政党轮替而难有实质意义的政策轮替，政治如古老的座钟一样缓慢摇摆、循环往复，没有激情、没有进步，这在社会经济良性运行的时期尚可支持，一旦经济恶化，政府必然束手无策，最终滑向深渊。同时，政府的无为也导致民众政治参与热情普遍下降，政治娱乐化甚嚣尘上，政治权威洒落一地。

　　或许有人认为，政治权威消解、政治家走下神坛是社会的进步，这一论断在百年前也许正确，如今却是过犹不及。权威本来就是政治的一种天然属性，当政治权威被过度消解时，施政的有效性已不堪闻问。

　　同时，政治家如果需要献媚于选民，屈服于短期民意，政治家智慧如果没有发挥的空间与舞台，必然不利于政治家这个群体吸引优秀人才，这对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2、深陷福利陷阱，财政不堪重负

　　绝大多数民主国家，经济选民的选择都决定政权的最终归属，因此，政党竞选一般在力拼惠民政策，多数选民由于其财政幻觉或信息不对称，并不能在探究财政承受能力后作出理性、负责人的选择，因此，很大程度上惠民力度与当选几率呈正相关关系，然而，惠民政策、福利制度的实施必然导致赤字飙升，更为可悲的是，高福利一旦实施，任何主张减少福利的政党均可能导致政治上万劫不复的后果，因此，福利的不断加码几乎难以逆转，最终必然导致：

　　在激烈抗议中无止境增税，经济不堪重负；

　　或者无止境发债，财政破产。

　　可以想见，在上述情形下，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公共投入或宏观调控均严重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持，政府在经济上的软弱几乎无可救药。

　　3、过度保护私人财产权，基础建设举步维艰

　　个人权利，特别是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是西方民法的基石，也是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更是一句深入人心的法律谚语，划定了公权与私权不可逾越的界限，私人权利被奉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抵御不当的公权行为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然而，私人权利常常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私人权利的过度保护将绑架全民福利，在目的正当且合理补偿的情况下，总有部分人基于偏执或个人私利而不愿为公共建设让道，这让那些迫切期待受益于该公共建设的民众欲哭无泪。但在西方，以个人对抗公权却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总是能无条件地博得同情。

　　二、财富雄心消退

　　西方、特别是欧洲各国已建立完善而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体系，民众即使没有工作，也能过上安逸的生活，而普通工作岗位就可以维持中产阶级的体面，对于多数人而言，这种体面已实现其生活目标，奋斗的动力不足。

　　也许这是一种幸福的生活，问题在于，当财富创造的动力衰竭、财政无法负担高福利时，这种幸福必定难以持久。

　　三、思想禁锢

　　言论自由一向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旗帜，然而，西方过度强调的所谓政治正确正在限制思想的自由发挥。任何出格的言论都可能被抨击甚至被起诉，或者引咎辞职，导致言论被禁锢，严重影响社会思潮的形成与突破。

　　同时，思想禁锢也表现在西方国家对民主制度的终极自信，他们认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是唯一正确的、普适的。在西方国家看来，任何制度的创建与改革，均必须以西方民主制度为蓝本，简而言之，政治制度的改革如果不是开放报禁、党禁，则不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即使有成效，也是不真实或者暂时的，这种制度层面的傲慢与偏见和当年“我大清”的上国迷思如出一辙，实际上，西方民主制度仅仅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史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终点。

　　这一思想禁锢甚至延伸到政治运作层面。立法机关作为民意机关，一向被视为十分神圣，是民主的化身，当少数代表为阻止某一提案通过时，可以采用拉布甚至闹场的方式干扰立法程序正常进行，而行政权力碍于代议机关的神圣光环，无人敢于动用警察权维护代议秩序，导致立法机关的效率低到令人发指，最终损害全民的利益。

　　西方世界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当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暗夜里摸索时，西方率先打开那扇科学人文之窗，迎来近现代文明的曙光，其制度创新能力和理性思维令人叹为观止。如今，西方社会正陷入发展低潮，欧债危机仍在深入发展，美国经济亦复苏乏力，然而，历史证明，这样矛盾尖锐复杂的时刻常常孕育着重大的甚至颠覆性的理论突破和制度变革，我们期待西方的深厚文明底蕴战胜当前的体制困境与思想藩篱，再次引领人类的历史进程，否则，西方的璀璨时代将黯然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