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听到哈耶克的名字，已经是21世纪的初叶了。在世纪之初的几年间，哈耶克的名字被一众“大家”反复提及，几乎成为“圣人”的代名词。他对于市场和自由经济坚定不移的秉持，他言论的毫不犹疑和没有任何折扣的态度，的确也使得他本人和所发出的声音是如此的振聋发聩，令人无法不肃然起敬。

 

我是个怀疑论者，所以即使对于哈耶克这样的大家，也总是要从一旁的角度先静静地欣赏，然后才能够慢慢走近其思想殿堂。这并不意味着我先入为主的“狭见”，恰恰相反，我的“旁观”，首先（同样地，也）是没有折扣的吸收和尊敬，并非要从中挑出什么“骨刺”。

 

但我却是要对着一众“信徒”表达我的高度怀疑的。信徒者，特别是一定要“第一时间”展示自己拥趸和笃信态度和地位的，总是要在心中揣着这样或那样的目的或者期望，至少是一种舍我其谁的争先精神。所以在“信”的阶段，通常是择自己最能够产生共鸣也是最容易影响他人态度的内容，尽快地将它们曝光，且不断强化。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解读”和“诠释”。古往今来，“大家”风范，大概就是如此。

 

而哈耶克，以及他的著作，恰恰最适合“信徒”们的传播并加载自身的意象价值，从而将这种所谓的“价值”延伸并快速产生出不同于原作者本身的影响力。他的观点直接、简洁，几乎完全摈弃学术家们惯常的繁琐求证和引用，并且“最恰当”地切中要害。一些文字几乎不需要解读，就能够轻易地应用于近80年时间跨度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和时点。它们如此恰当地洞察了计划经济与专制制度的必然联系，并且"更恰当地"阐释了市场与自由经济的美妙表现，以至于这种阐释轻易地就能够被转译为一种先知般的“预言”，并使之与现代民主制度产生了美妙融合。

 

总之，哈耶克的思想，不仅具有完美的预言特征和文字及逻辑的表现力，更具有完美的现实映照，有着比《圣经》更加迷人的内外兼修的实践意义和触手可及的魅力。这当然会使得“大家们”，特别是希望成为一个变革时代助力者甚至核心推动者的“精英们”浮想联翩，不能自持。

 

 

（二）

 

我总认为，所有的“阐释”永远都是个性化的。无论它是作为一种布道式的宣教，还是作为一种布尔乔亚式的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展现，甚或只是一种绝对自我意义上的内观，都只是个人对于自己认识不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每个人希望通过“阐释”来证明自己对于某个事物或者观念的充分理解和认同，甚至想要证明它和自己原本就是心心相印。这就是阐释。

 

因此，我认为，阐释不应该附加任何在个人感受和自我启蒙以外的任何意义。否则，阐释就会趋向功利，因而（更加深刻地）误导其他未曾窥见所阐释的思想或者观点全貌的受众们。

 

遗憾和悲哀的是，学者们，特别那些通常没有什么建树和独立思想的“学者”们 -- 他们应该更恰当地被称为“转述者”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学者 -- 似乎更加属意于将“阐释”尽可能广泛且深刻地应用于他们各自所支持的政治或者学术的立场。

 

我们对于学习和认知的态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于“阐释”的盲目信仰。一种最被接受和推崇的认知态度是：对于任何来自他人（特别是来自人们所“公认”的大家和名家）的观点或者见解，你应该首先放下一切分离和怀疑，清空自己，理解，并接受，然后才能够有所怀疑和辨析。否则，你就被打入自满和“半瓶子醋”之列，成为不知天高地厚的典型 -- 这通常被认为是“失败者”的初始状态。

 

然而，就像信仰一样，如果你在顶礼虔敬的同时，还包怀着一些特定的目标或者追求，那自然无法避免对于所虔敬的人或思想的盲目和执着。关于“执着”：虽然被佛教伦常所弃置，但实际上是常常被视为信仰的基础和起点。（只不过，人们对于“执”的认识，更多是基于蒙昧而非信仰的定义原则。） -- 所谓放下“执着”，我认为，在宗教那里是特指对于“自我”的执着的。

 

 

因为“自我”特别是因自设定目的而生的“执着”，那些“信众”们就更加喜欢在囫囵吞枣一般地获得“启示”的快感后，亟不可待地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并常常适合地配合自己的社群地位，将一种思想尽可能迅猛地泼洒向普罗大众。他们深知，“怀疑”是会迅速地毁坏一种思想的完整性的 -- 因为任何思想，因为终究是来自个人和个体，就总是不可能极尽完整。换句话说，任何伟大的思想，都无法经受得住“怀疑”特别是在时间基础上的“怀疑”的折磨，大厦终有破损和坍塌的一天。那些决计要引领时代和潮流的执着“信众”们，就一定要想方设法，试着尽可能延长大厦的稳固和完整，完全不去思考它的终极命运。

 

 

（三）

 

哈耶克的思想，是如此生逢其时而又恰如其分地展现了20世纪整个世界的政治潮流变化，以及因为如此大规模的战争而被（本质化地）定义了的“正义”和“邪恶”的彼消此长。他用非常简单的逻辑（或许还有朴素的道德情怀的因素于其中），就解释了二战前后国际政治关系中令人纠结的现实，并明确地阐明了这种关系和潮流发展的趋势 -- 更确切地，是给出了寻求解决方案的明确原则。这种原则，也许并非真正地具有过指导意义，但却是真正地具备了“证实”的意义。战后全球政治格局的变迁所带来的新的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于全球社会的极大推动，实在的证明了他的深刻洞见。他的预言式的阐释，客观上成为一种“纲领” -- 对于一种近乎“完美”和“最有效”的制度和社会体系重建并维护下去的指导。

 

我所谓的“客观上”，是因为我很怀疑他的诺贝尔奖的获得，到底是因为“事前”的指导性意义，还是因为事后的实证性意义。他的这本《通往奴役之路》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此后经过了30年，他终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就自己在主流学术界的巅峰。这30间年，世界在不断地实践着他的著作中对于“个人自由”（也许还有“个体自由”，恕我粗陋的学识）的极度坚守，同时也在不断地爆发对于他的书中思想的反动浪潮。

 

除了上帝，恐怕没有人能够预言。那些“预言”，包括哈耶克的那些观点，都更多地是一种感受和对于感受的表达方式，而非真的是要“预言”什么。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我认为事情会是这样的。。。”，其实体现了我们对于不确定性的某种程度的焦虑和反感。下一个时刻，事情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是无法给出无可争议的“预告”的。甚至，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连上帝也并没有确定“它”一定发生，而只是建议了发生的可能性和或然率。存在的状态，本来就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个，而非唯一。

 

理论往往不是为了何种事情的发生。有些时候，理论是毫无目的的，它们只是学者们对于自己思想过程的一段记录，或者对于众多具体或者非具体的“记忆”的整理。理论面对的是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 那些已经成就了的因果，无法证得从未发生的因果。更何况，在“果”之前的一切，都只能是“因”。“因”还没有充分地发生，我们又如何能决定“果”？

 

 

（四）

 

最后，还是回到哈耶克吧。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不可能想象他面对当今的世界时，会如何与我们交流他的思想和见识。想起他的时候，我还会常常把他与管理学家Peter Drucker（德鲁克）放在一起。大师们离去，人们津津乐道的常常是他们留给时间的言论、文字和作品 -- 我们称之为“结晶”。似乎一旦结晶，就变得珍贵和不朽，甚至可以穿越时空，永远散发着光芒。

 

但我常常要疑问，假如他们此刻还在思考，是得意于自己当年的洞见，还是为眼前这个面目皆非的世界而困惑？也许二者皆而有之，但总不会是真得就把自己归于预言术士之列了。

 

思想与肉体，到底有多少区别？

 

无论哈耶克，还是德鲁克，都没有什么“结晶” -- 思想也会腐朽，更会因为本体的戛然而止终究成为“古董”。我们后世不断地欣赏它们，并非因为它们的价值永不褪色，而更多的是一种寄托，希望有机会与它们，以及创造了它们的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有机会面对，甚至同体。即使只是一个虚幻的形象。就如同房龙与逝去的那些伟人围炉夜话的情景 -- 其实，那些故人们煞有介事的意识的表达，只是房龙自己对于伟人们思想的一种延展性的“诠释”罢了。与其说是“对话”，更不如是幻想中的“同体”。

 

因此，我也无法不理直气壮地对哈耶克由于对于“个人自由”无所保留的坚守，而完全鄙弃政府在市场和社会生活中可能承担的干预角色，的立场，表示谨慎的怀疑。

 

我的怀疑是：一个充分地，无保留地尊重并极力维护“个人自由”的社会，是无法真实、没有半点折扣地存在于人类中的。人类除了具有完全自主决定自身思想及行为的本能外，还有尽可能地从他人那里占有更多资源的贪婪和欲望。人类的“理性”往往更多地是为了追逐欲望，以致为欲望而铤而走险的精神，而（本能地）尽可能地少有对于他人利益的关照。哈耶克自己也一定相信，“公德”几乎完全不是来自本能，而是绝大部分来自于组织和社群的制约能力。公共事务是这样，市场更是这样。如果政府不能（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一些无可否决和抵挡的权力，那么无论是社会秩序，还是政治秩序，甚至经济和市场秩序，都不可能仅仅依靠个体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觉悟很好地实现。否则，我们要政府，如果仅仅是希望有一个只是而专门地为自己（是的，仅仅为自己）服务的庞大机构，这就是意义吗？

 

而所谓政府（这样一种人类历史上最特别的存在）的某些（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权力，恐怕并不能仅仅在于强力机器一类的粗暴和强制工具的范畴，还应该包括一些软性的杠杆和调节工具，用以解决法律的刚性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 -- 越是“软性”的杠杆，越需要足够的（外部）力量帮助其实现自身的灵活和伸缩，否则，就会失之过度或不足。

 

人们之所以特别排斥和警觉政府的“权力边界”，可能在于，一旦给予政府以干预和调节的权力，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被滥用，政府将不断地寻求权力扩大的机会，终究侵犯和挑战个体的基本权利边界，从而无可挽回地走向专制。古往今来，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不依循上述发展规律的政治和社会进程。

 

但这是否可以从反面说明政府权力最小化的极端正确呢？

 

即使在我们找不到任何负面的证据之前，（即便如此，）上述论断也只能是“临时地”正确，无法成为一个绝对真理和永不“凋零”的信条。更何况，关于因为政府权力被高度弱化和边缘化而出现的社会和经济的失控现象（即使是局部和短期的）在最近的几十年时间里也是在不断地重复和演变。

 

 

（五）

 

还有，理论在商业社会的环境中，常常是失去魔力甚至是失败的。商业社会不断催化新的理论，但任何新的理论几乎都无法经受商业社会未来变迁和演化的挑战。

 

商业社会最为现实和冷静：每一个商业上的成功都存在着不具复制意义的“偶然性”因素，因而对于任何一种成就过程的还原，绝大多数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也因此，“理论”大多只能在结果之后产生，而非之前。

 

人类的理性和秩序，看似是对于过程的选择和优化的结果。但实际上，它们更像来自于人类对于结果的选择和接受。唯有结果，才是实在和不容置疑的。

 

曾经的某一个日记中，我说“自由即理性。”。如今，我突然有些犹豫。那似乎更像是“理想”，值得追求，甚至追逐。但似乎无法追获。

 

也许到了应该修正一下的时候了。

 

 

 

 

2013年末到2014年初的日子里，用这样的心态，断断续续地，读哈耶克。读他的《通往奴役之路》。

 

是为一个新年寄语吧。

 

 

2013.12.30 - 2014.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