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感人至深的文艺宣传
———群众文化调查实录
李造时
1949年11月27日，安康城区和平解放。中共陕南区委指示：“采取各种方式广泛宣传我党政策及政府法令、布告，揭露敌人谣言，解除群众顾虑，安定人心。”为此，地委筹划布置，宣传部组织实施，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在这期间，文艺宣传引人注目，社会反响最大，触动思想最深，获得成效最优。
一
1949年10月，第二野战军55师政治部文工团，在已解放的平利县城演出《白毛女》。12月，在安康城内演出《白毛女》、《刘胡兰》、《王秀鵉》、《大家喜欢》、《兄妺开荒》、《红布条》、《军民一家》、《买卖公平》等剧目。
1950年5月，安康军分区文艺工作队成立。排演了《赤叶河》、《刘顺清》、《兄妹开荒》、《军民一家》、《红布条》、《一个烟袋锅》、《买卖公平》等剧目。1950年初，城区中小学陆续开学。讲余时间，师生走街下村，贴标语，扭秧歌，跳舞唱歌，讲时事，说快板，演剧。县中文艺宣传队———政治教员杨宗英、骨干队员王林夫回忆：“我校在上级派来共青团干部罗国栋、那履坤的指导下，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有20多名队员。校长姚宜民亲自辅导。节目有《孙大伯的儿子》、《活捉杜鲁门》，音乐教师冯自新还创作了《进城》。到城郊、关庙、五里演出。”
安师文艺宣传队———学生会主席张运慈回忆：“学生会组织了文艺宣传队，有15名队员。排练的节目有：《血泪仇》、《宝山参军》、《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改造二流子》、《一个烟袋锅》、《一贯害人道》、《上当》，活报剧《一根扁担》、《麦克阿瑟滚出朝鲜去》，舞蹈《东方红》。1950年下半年，配合反霸减租、土改试点，到五里飞机场一带演出，发动群众倒苦水、斗恶霸。”
安康署期宣传队———专区第一届文联副主席、县政协6－8届副主席、省劳动模范许卜年回忆：“安中毕业班，文艺人才济济，弹、唱、演、说、写、画都有能人，特别是他们的革命热情更是难能可贵。1950年7月，在‘活力素剧社’（是共青团员王道中、罗金樑倡办，排演大型话剧《炼狱》及《一朵红花》、《宝山参军》、《保卫党中央》）的基础上，选了县中几名队员，组成‘安康署期宣传队’，有30多名队员，我负责业务，米信公为指导员。地县宣传部拨了经费，购置幕布、戏装、道具。到岚河、流水、恒口、五里演出《赤叶河》、《大家喜欢》、《兄妹开荒》、《买卖公平》。”
文化馆干部张前寿、杨明灿回忆：“1950年12月，遵照安康县委宣传部指示，将二黄同心社与西关农工商二黄自乐班合并成立了安康人民剧院。”汉剧老艺人，1951年初参加陕西省和西北五省区文代会代表杜建德回忆：“我担任演员队长，演员100多人。1951年秋，赴五里、恒口、大河、叶坪区乡演出。剧目有：《白毛女》、《穷人恨》、《小二黑结婚》、《洞庭英雄》、《北京四十天》、《三打祝家庄》、《两颗铃》、《将相和》等。”
二
1950年下半年，全区正在广泛开展镇反、减租反霸、土改试点和抗美援朝运动。这就需要强势有力的宣传鼓动来配合。地委宣传部请示地委同意，将安康署期宣传队的全体队员送地干校培训。当年11月1日，正式成立“地委文艺工作队”，沈继培任队长，地委宣传部王玺任指导员，全队32人。
地委文工队《工作总结》记载：“下乡前，新排《保卫村政权》、《模范农家》、《送公粮》、《喂鸡》。在扩干会上演出3次，在庆祝安康解放一周年晚会上公演。
1951年4月，地委文工队更名专区文工团，隶属专署领导。赴安康、汉阴、石泉、紫阳、岚皋的17个城镇演出《白毛女》、《刘胡兰》、《保卫村政权》及宣传镇反的小节目，历时两月余。
演员青春似火
省政协第4、5届委员，白毛女扮演者黄贤明回忆：“1951年7月，队领导选派我和王道中、刘正洽、柳清萍赴西北文工团学习，我们背着衣被徒步前往。一上路，就连续下雨，山洪猛涨，只得绕路。为了自鼓干劲，编了一首《学习曲》，现在还记得前一段的歌词是‘学习去，学习去，是党给我们光荣的任务，是同志寄托的希望，我们带着40颗同志们的心，向西安挺进，挺进！’历经艰险，没有粮吃，只能以土豆充饥，脚上都磨了血泡。冒雨走了11天，才到了目的地。我们学习，更是争分夺秒，都想抢时间多学点本领。我学舞蹈，两腿肿粗，两膝乌青。学习返回，翻印了表导演资料，排演了大型歌剧《白毛女》。”
安康县政协文史办主任周运亨回忆：“我们下乡演出，衣被自己背，道具、戏箱、景片、汽灯自己挑、抬。队员们付出的精力太大，长期得不到正常的休息，很多同志带病演出，大火炉旁堆满了药罐。我印象最深的是，同志们无私无畏的吃苦精神。记得在1950年冬，我们从白河到湖北竹溪，路经界岭，那时真可谓群山环抱，云雾缭绕，一片冰天雪地。走到那里，真像仙人腾云驾雾一般，整个公路像一条巨大的冰龙环卧山间，像是给我们早已修好的高级长形滑冰场。同志们虽然都在尽情地享受自然滑冰的滋味，但是没有摔跤的甚少。有些女同志摔倒滑出几丈远，把背包、道具就像战场上丢炸药包一样甩得很远。面对艰苦的行军，大家却是笑声连天，歌声遍野，没有一点埋怨，没有一人退缩。这使我们真正体会到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文工队员沈德群回忆：“白天行军，晚上演出，同志们没睡过好觉。两个同志抬布景走路，前边引着，后边打盹，到了演出点，风趣地说‘我们已经休息够了’。”“我们下乡演出，尽量不给群众加负担，稻草一摊，都睡地铺。记得有一次，从平利到老县，腊月天气，大雪纷飞。同志们拄着棍，爬上女娲山顶，天快黑了，只有住在庙里。中间隔一道线，一边睡男，一边睡女，头顶有青面獠牙的鬼神像。一个大殿里，只有一盏马灯亮着，又冻又怕。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头大身子小，叽哩哇拉乱叫。有的女同志吓哭了，我也哭了。原来是个哑巴叫花子。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人，谁见过这种场面！”“在岚皋铁炉坝行军中，河水猛涨，女同志为了不让男同志背，自己淌水过河。后来一些女同志得了妇女病。在那可歌可泣年代里，革命的乐观主义充实着我们每一个年轻人的心灵，经常都是忘我的工作，无私的奉献。”
文工队员吴传满回忆：“我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12岁的女演员陈泽忠，毫不畏惧地跟着大家翻山，行至半山腰，山路很滑，同志夺她的背包，她坚决不给，说这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
领导关怀如亲
曾任安康歌剧团团长柳清嘉回忆：“地委几位领导，多次过问文工队的工作和生活。地委宣传部长肖风，经常深入文工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问题，同志们当时亲切的称他为‘妈妈’。每次他来，同志们兴奋地相互传告：‘妈来了，妈来了！’”
曾任安康县汉剧团党支部书记余书棋回忆：“在平利演出结束正是腊月二十八，宣传队要赶回安康过年。适逢地委副书记李力安也要回安康。将他的牲口让给病号坐，他和同志一起徒步，一路谈笑风生，毫无官民之分。队员们感触极深，这无形之中把党的优良传统带给了每一个文艺战士。”
曾任安康县汉剧团团长王道中回忆：“队领导对政治生活抓得紧，每周末都要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做到了与人为善，襟怀坦白，乐于接受，心情舒畅。指导员重视党的建设，除平时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外，还选送几人参加地干校党建学习班，何仪和我先批准入党。我是团支部书记，几乎每天夜晚都有同志和我谈心。我抓紧培养，发展团员。”
文工队员高纪生回忆：“那个时候，人和人的关系极其溶洽，彼此关心。宣传队从平利回安康过年，只有我和赵书绅留守。正月十六，我俩回安康，走到下午4点在牛蹄岭下山时，李金仲、伙管员和炊事员拿的吃喝来接我们，真是及时雨。那种见面情，至今我忘不了。”
观众激情迸发
每次演出《刘胡兰》、《白毛女》、《赤叶河》、《保卫村政权》，群情激愤，台下口号连成一片。有的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对着反面人物扔石头、吐口水。基层干部感谢地说：“你们的演出，给受苦农民撑了腰壮了胆，在发动群众上，给我们帮了大忙。不少乡村干部和农民，给文工队送大米、酒肉、鸡蛋、蔬菜、核桃、杮饼、包谷花，真是鱼水情深！”
曾任地区文联副主席、安康歌剧团党支部书记兼团长陈纪元回忆：“1950年7月，宣传队到岚河演出。太阳一落山，翻身农民由各乡农会领队，敲着锣鼓打上旗，灯笼火把几条龙，赶来看戏。大操场坐的满满实实、整整齐齐。红色大幕开了，台上新腔新调，演的是《赤叶河》。农民王大富一家三口，勤苦打下的粮食，被地主恶霸吕承书盘剥一空，还强奸了王大富的儿媳燕燕。儿媳投河自尽，儿子被逼出逃，大富沦为乞丐，悲惨凄情。观众们忍不住泪水长流，泣不成声，又怕影响别人看戏，一个个走出了人群。场地中间空了，操场四周菜地边蹲满了男女老少。戏演完了，演员们正在后台教室卸妆。几个妇女扶着一位老太婆进了教室，她一把拉住燕燕的手，痛哭流涕地说：‘好苦啊，我的女儿，你回来的好！咱们翻身了，要报仇了！’演燕燕的柳清萍不知所措。演员们围上来细问情由，才知道老太婆的女儿也是被恶霸地主糟蹋而跳井冤死。”“1952年初，各县选送了一批苦大仇深、在土改运动中表现突出的青年积极分子进地委干校学习。为配合党史教育，文工团给全校学员演《刘胡兰》。戏一幕一幕往下演，学员们看得入神。匪兵抬出铡刀，提起刀把，杀气腾腾，学员们义愤填膺，群情激怒，口号声振动全场，剧场一下子乱了。学员们站在木板凳上，有的扑向舞台。校长、教务长和10几位干部一排子站在台口大幕外，向台下高喊：‘快坐下！这是演戏！是演戏！’”
杜建德回忆：“大河区委、政府，把剧院全体同志接到区上开茶话会。陈区长说，你们不仅演戏，还分头到户访问，参加劳动，把当地的好人好事编成快板，确实太辛苦了。你们忘我的工作，值得赞扬学习。特别是你们演的戏，对我们的工作推动很大。戏演完后，一些干部群众，要求把本区最大的恶霸地主抓来清算、批斗、法办。”
安康解放初的文艺宣传，向人们展现出：演员表现感人，领导关怀感人，观众反应感人，真是感人至深，难以忘怀！
（作者：原中共安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潘世东转载于安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