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自由主义·经济的未来


 领袖·自由主义·经济的未来

文/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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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有选择群体领袖的本能,这是因为在个体的潜意识中有这样的认同:群体的力量大于个体,分工可以提升效率,领袖是群体的代表。个体选择群体领袖时,最重要的标准是坚定的信仰和意志,虽然符合这一标准的人的性格里往往更多的是狂热和感性,而不是冷静和理性。 

    不排除历史上有相当一部分的领袖是“政客型”的,他们主要通过迎合大众来领导大众。但还有为数不多的领袖,有狂热的信仰并对此有坚定的意志,在大众面前他们无须终日权衡利益、表演出不同面目,而是始终如一、简单重复和强化自己的信念,并成功地成为伟大的领袖,影响万世千秋。 

    从这些“伟大领袖”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很少考虑个人的利益和享受,传播自己的信仰、带领大众实现梦想是他们的最高目标,为此连自己的财富、名望、地位、欲望乃至生命、家庭都可弃之于不顾,他们是以真实的精神力量来凝聚和调动大众。 

    领袖的狂热有可能侵犯个体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而且他们同样对自己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同样不屑一顾。对此那些自由主义者最为深恶痛绝,他们认为在不侵犯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个体有绝对的自由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而“伟大领袖”的内心深处则信奉个体应该献身于群体,一般的提法是“献身全人类”。

    “献身全人类”是个人应追求的理想道德状态,但这应由个人作选择,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圣人。这就是自由主义者与狂热领袖们的分歧之处。在现代民主社会,狂热的“伟大领袖”市场越来越小,因为越来越多的个体信奉和追求个人自由,他们不再服从几千年的传统,其极端的发展方向就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泛滥。 

    每个人都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合成体,在自然的一面个体就是个体,在社会的一面个体则是群体的折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同时有着两个魔鬼,一个是成为领袖的极端的侵犯他人的一面,一个是崇尚自我的极端的利己损他的一面。前者让个人膨胀和疯狂,后者让个人保守和猥琐,两者的中间需要平衡。 

    个体始终处于与自然、社会的矛盾之中,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个体与群体的矛盾”,或者说是“自由与不自由的矛盾”。不能保护自由的民主并不是成功的民主,这正日益得到西方主流观念和舆论的推崇,我相信这可以从一个方面拉近自由与领袖主义的距离——通过自由市场的让步。 

    自由主义的崛起带来领袖的没落,至今现代市场经济、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贸易制度的每个细节无不充满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和追求。比如英美普通法系发端于赋予英国封建领主统治下的大众以更多自由的那段久远历史,并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步打上更多自由主义的烙印,最终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哲学和法律基石,任何领袖都无法否认自由是当今世界经济生活的灵魂诉求。 

    同时,现代知识与信息机制的发展揭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与“有调控的市场经济”相比,“有智能的市场经济”在实现理想的、自组织的自由市场经济方面很可能有更大优势。我在拙著《长尾革命》中提出的“新知识和信息机制”未必能给传统计划经济带来新的春天,但其对于完善市场调节机制无疑有着积极作用。“有智能的市场经济”将更多自由还给市场,领袖和政府就可以减少代替市场和大众作出的选择,或者说“增加大众选择,减少政府决策”,这从生产力层面强化了新兴经济体中普遍发生的上述趋势,从另一个方面拉近了自由与领袖主义的距离——通过领袖主义的让步。 

    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再平衡,成了自由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全球社会制度完善的一个重要任务。尤其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中,出于发展和效率的考虑,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倾向正在得到加强,政府正在从对社会和市场的管制中寻求合理而有序的退出,这代表了一个良好的方向,符合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 

   比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将实行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要求凡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规定均须以清单方式列明,遵循“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要求。“法无禁止皆可为”和无罪推定等现代法律理念都体现了西方国家个体利益高于整体利益的历史文化传统,上海自贸区的前述实验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政策信号,令人们预期中国的生产力可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 

    所以我们相信并期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市场经济必将更加有效,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必将更加自由。 

    顺风,名吴波,九三学社社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企业家世纪论坛副主席,微创新工场创新辅导员,新浪微博社区委员会专家成员,哈佛商业评论、中欧商业评论、人民网专栏作家。创立全息互联网理论,出版《长尾革命》、《互联网帝国》、《顺风新博客论》等,个人著述累200余万字、古体诗词800余首。最欣赏:前秦王猛。QQ:903403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