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发展到鼎盛，从鼎盛到衰落，再到复兴的过程，这种看似复杂的现象其实始终与其社会管理方式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社会管理的特点
通过前面关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管理历史的概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在社会管理上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下面我们将在前两章的基础上对这些特点进行简单地概括。
第一节 集权文化根深蒂固
中国社会管理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其高度集权的管理传统。除了夏商周时期和后来的元清两朝入主中原前尚存一些部落联盟民主管理机制，以及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非常类似今天的联邦制外，从秦代以后总体上就逐步走向单一的中央集权（君主集权）管理，一直发展到明清的专制集权管理，前后延续了两千余年。
漫长的中央集权管理在大多数时间里，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强大和统一。集权管理模式，一方面比较适应中国相对稳定的农耕文明，另一方面具有较强的社会控制能力。但也正是漫长的集权管理体制，使得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集权文化。
集权管理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国家安危完全系于极少数人，君主开明则社会安定进步，君主昏庸则社会混乱衰败，再好的制度安排，
集权文化还严重阻碍了社会创新，社会创新需要人的自由，而人的自由与集权文化是相互对立的。明清的专制集权，是造成整个社会固步自封、丧失创新能力，最后使国家走向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
根深蒂固的集权文化，又使得中国社会对集权管理非常迷信。一方面，集权管理几乎无处不在，管理者习惯于控制一切，而且每当出现社会问题，总是习惯于通过强化控制来解决；另一方面，社会百姓也相应地形成了一种逆来顺受的“臣民”文化，习惯于被控制一切，个体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非常淡薄。
整个社会对于集权管理的迷信，使得中国社会在集权之外几乎很少探索其他社会管理体制，也无法弄清自身治乱交替的真正原因，甚至在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之后，仍然接受不了他们相对先进的社会管理思想和体制，而是继续深陷在集权思想的泥潭里。
第二节 分权设计成就显著
中国社会管理的第二个特点，是当权者比较重视分权设计。中央机构，从夏朝的“六卿”，到周朝的“三公”，再到秦朝的“三公九卿”，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最后到明清的“内阁”制；地方机构，从最早的分封建国，到郡县制度，再到后来的行省制度；还有从周朝一直延续至明清并不断完备的中央监察制度，以及延续一千多年的“以科举士”制度等。
这些比较完善的分权设计，既是管理复杂社会事务的客观需要，也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管理智慧。特别是隋唐时期确立的“三省六部”制，已经很自觉地将决策、审驳及行政三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管理权力区分开来，在形式上与1000多年后西方实行的“三权分立”架构非常接近。所不同的是前者建立在君主制度之上，而后者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上。
在维护集权管理的前提下，管理者通过重视权力分立，既达到了职责分工、相互协作的目的，又达到了分散权力、制衡权力的目标，对于维护政权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也保证了中国长期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当然，这些分权设计和制度安排，也有很多不足和缺陷。首先这些设计和安排是为集权管理服务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集权，对
其次是这些设计和安排缺乏稳定性，最高集权者几乎可以随意调整改变甚至抛弃它们。我们在每个朝代都能看到这样的事实，一旦最高集权者觉得自己受到约束，他们就会“创造”出一个更便于控制的新机构，再好的制度安排最终都无法延续，社会也始终做不到长治久安。
再次是这些设计和安排缺乏理性思考，而更多是与权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制还较多地体现了社会管理的大智慧，那么到宋明清以后的制度设计则更多地
这也充分说明，再精巧细致的组织设计和分权安排，只要是建立在极少数人集权基础之上的，都难以带来国家社会持久的进步。
第三节 熟人文化影响深远
中国社会管理的第三个特点，是缺乏契约文化而过多熟人文化，重视人情多于重视法治。这个特点可以一直追溯到从夏商周开始建立并在以后逐步得到完善的“宗法制度”。
所谓宗法制度，就是按照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通过血缘关系管理社会，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深远，其本质是家族制度政治化，用“理家”的方法来“治国”。
中国从夏代开始就以“父亡子继”的家天下制度，取代了任人唯贤（禅让）的公天下制度，以后历朝历代皆无一例外地实行此项制度，并一直绵延五千余年。君权永远是世袭，并有严格的血缘继承制度；门阀世族权力也基本如此，隋代科举制度出现后才有所改变。
在血缘文化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又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更为广泛的熟人文化，即根据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来分配管理权力，通过“亲近疏远”来维护和协调利益关系。熟人文化是中国社会实施管理的主要基础，也几乎凌驾于一切制度法律之上，这一点在历代社会管理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对血缘文化和熟人文化的过度信赖，导致中国社会始终处在一种人治状态，一直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也使得社会管理无法形成持续稳定的机制。与近代西方以契约为主导的管理文化相比，熟人文化的落后性是非常明显的。
清朝灭亡以后，通过血缘世袭权力的
事实上，对血缘以至对熟人的信任，在人类社会中是普遍现象，在西方社会也广泛存在，而且这确实也是实施管理的有效方式。但我们需要清醒认识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熟人文化应当逐步让位于制度文化，也就是说熟人文化应当置于制度约束之下，而不是相反。
第四节 权谋文化比较盛行
权谋就是随机应变的计谋，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随机应变的能力和技巧，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管理社会的技巧和手段。从管理角度来看，所有非制度化、因人而异、隐秘不宣的方法技巧等，都属于权谋范畴。
权谋文化是专制集权的必然产物，专制集权是权谋文化存在的土壤！在专制体制下，权谋文化更多表现为个体所必需的形而下的生存智慧和技巧。在中国，权谋甚至成为政治的代名词，这显然是极其不恰当的。
权谋文化的核心，就是管理中的驭人之术。例如，为了加强皇权而削弱相（臣）权，利用心腹设置一个位卑权重的新机构，既可架空原有机构又便于控制，此种方法历代都可看到；人为地设置重叠职能机构，实现下属相互牵制，甚至故意模糊权责，让下属无所适从；宽猛相济、恩威并用等随意性极大的驭人之术；制造冤案、诛杀功臣、装疯卖傻、处处设套以及大兴文字狱，更是将权谋管理推向极端，等等。
宋明以后随着专制集权的加强，社会管理几无创新，而权谋技巧日益盛行，并形成恶性循环，即制度建设越滞后，则权谋文化越发达，而权谋文化越发达，又导致制度建设越滞后，社会管理始终在非理性的状态下进行。
客观地说，权谋确实可以达到管理的目的，特别是在制度设计滞后的情况下，权谋技巧可以作为社会管理的补充。但权谋毕竟属于非制度化的潜规则，具有高度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可以做到一时有效，却绝不能利民治国。
专制集权体制以及缺少科学传统，是权谋文化在中国盛行的主要原因。过分依赖权谋技巧进行社会管理，不深入研究社会管理的本质规律，不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是中国逐步走向积贫积弱并大大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
事实上，社会管理应当而且可以建立在理性之上，这种理性包括人文理性和自然理性。所谓人文理性和自然理性，就是对人性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应用。只有对社会现象进行认真思考，找出其中更为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才有可能设计出合理的社会管理制度。
成功的社会管理实践已经证明，人们应当而且能够通过理性思考来设计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管理制度。然而直至今天，中国人仍然对社会现象缺乏客观理性的研究，对很多社会现象的认识非常感性和模糊，习惯用道德诉求或是意识形态代替理性思考。这种对于社会现象非理性认识的盛行，是造成中国权谋文化至今不衰的重要原因。
第五节 保守倾向渐趋明显
总体上看来，中国的社会管理有一种渐趋保守的倾向。从夏至周这一时期，随着统治范围以及社会事务的增加，社会管理不断得到创新，社会进步也比较明显。春秋战国，整个社会处于大调整时期，社会管理体制同样面临大调整，期间各诸侯国所进行的管理探索，为秦代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秦代统一国家建立之后，其后各朝代为适应社会管理需要，不断创新管理机构，持续改进制度设计，到隋唐时期在组织上和制度上已相当成熟。从秦至隋唐，中国社会管理总体上不断发展进步，中华民族也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民族。
然而从宋代直到明清，随着管理版图的相对稳定及对外交流的日益减少，中国在社会管理上不仅鲜有创新发展，反而日趋保守反动。随着君主专制集权制度不断强化，整个社会受到禁锢，社会管理难有创新。宋以后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制度上，都没有更多发展创新，而是为了强化专制集权，制度设计日益权谋化，导致社会管理陷于一种互相制肘、内耗不断、水平低下的“权谋陷阱”之中不能自拔。
自明以后主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越来越少，特别是清朝在近代西方列强打开国门而且签订了若干不等条约之后，仍然认识不到西方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先进性，也更不愿意去学习借鉴他们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先进做法，这种状况直到清朝灭亡也鲜有改观。倒是邻近的日本，在被强行打开国门短短17年之后，整个国家即走上了革新图强的道路。
中国在社会管理方面由创新发展转向保守反动，也是造成国家由强盛转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而且对于西方先进社会管理体制的认识，至今仍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这严重阻碍了国家社会的进步。
第六节 管理方式决定社会发展
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国的社会发展经历了从发展到鼎盛，从鼎盛到衰落，再到复兴的过程，其中更有频繁的朝代更替，这种看似复杂的现象其实始终与其社会管理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管理的主线是集权管理。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中国集权社会管理模式较之于西方是先进的，中国的社会发展也一直领先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新兴利益阶层兴起，并相应地出现了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议会制管理模式，这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很好地解决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大大调动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
而中国社会继续沿袭集权社会管理模式，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仍然得不到尊重，社会创新遭到抑制，造成中国从此逐渐地落后于西方。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在于其社会管理制度的落后。
事实上从中国每个朝代来看也大体如此。开国之初，出于稳定政权的需要，管理者常常不得不尊重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想方设法协调（调和）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达到恢复生产和发展社会的目标。到了中期，政权稳定，生产发展，一方面竞争会自然造成社会利益分化，另一方面集权管理模式不但无法消除利益分化，反而会造成分化日益严重，社会成员的利益冲突加剧，社会矛盾逐步积累。到了后期，社会管理模式对利益冲突无能为力，社会矛盾加剧导致政权解体。
如果说中国朝代更替是利益冲突的结果，那么利益冲突则是集权管理的必然产物，集权管理决不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相反却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强化利益冲突。没有找到能够协调好社会群体利益的管理模式，是导致中国朝代兴衰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发展的落后，无论是与西方相比，还是从其自身来看，其社会管理方式都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中国至今在很多领域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关键在于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管理方式，在于中国没有能够从社会管理方式上实现真正的变革。社会管理上的落后，导致社会成员经常处于利益冲突之中，其创新激情和创新能力远不能得到发挥，整个社会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
西方社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在于他们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在企业管理领域，逐渐找到了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管理方式。因为社会管理制度的成功，社会成员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经济、科技和文化才得以长足发展。
翻开漫长的中国社会管理历史，我们知道中国社会要想不断取得发展，必须持续改进其社会管理模式。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革新，既要尊重管理规律，又要结合自身文化，才有可能成功。简单地固守传统，或是模仿西方，都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