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狂潮，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谋生的人们很容易的发现，身边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当然随着大楼一起向上飞奔的还有房价，伴随着城市化建设的还有各种不可思议的拆迁。拆迁是一个能让人欢喜让人忧的词，在即将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以和被拆迁者眼中，拆迁是一种可以迅速变现的直接手段，虽然有一定量的强拆，但大多还是能够达成交易。拆迁造就了一批“暴发户”，也将很多农民的长期收益的土地快速变现，造成不可持续的富裕。

 

　　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2000年以后农村的蓬勃发展，除了城市华掉的农村，那些边远山区农村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腾飞，经济水平暴发式增长，使农民除了种地以外有了更多的收入来源、由原来的外出打工变成就近打工、做小生意、发展农副产品等收入都非常可观。这直接的减少了农村进大城市尤其是曾经以劳动密集的南方沿海城市打工的人群数量。

 

　　二、产业结构由集中到分散，改革开放初期，划圈圈的原因，长三角、珠三角、沿海地区先富了起来，产业相对集中用工量比较大，所以打工者一般都来自几个人口输大省如四川、湖南、河南、安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产业布局已有由原来的点式向全国扩散，在全国遍地开花。如内蒙古以资源大省的姿态傲视北方、东三省老工业基地的再开发、京津唐地区的环渤海经济圈、西安太原为代表的中西部重工业城市、长三角地区、受惠西部大开发成都重庆巴渝地区经济的大发展、云南广西海南为代表的休闲旅游产群。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都初具规模，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和产业集群。这些曾经的劳动入出省变成了劳动输入省劳动需求省。这是改革开放以点带面的实质性进展，这些产业结构的地理变化，对曾经的先富起来的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的劳动力需求形成巨大的冲击。产业大开发、城市化浪潮和农村经济多元化，背后有两项最直接的驱动力，一是地方负债的急剧增加，地方政府的债台高筑。另一个是货币超发造成的通货膨胀。

 

　　M2（广义货币供给）历年数据能从直观上反应通货膨胀。在生活中也可以直观的了解的通货膨胀率，以硬通货的价格作为参考系，比如房子、石油、猪肉。我们经常的感叹房价飞升，其实你可以反过来想，是你手中的钱贬值了，你没有可用于经营的不动产固定资产，所以老百姓是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在经济大起大落的过程中，固定资产、不动产、大宗商品的投资会有巨大的逐利空间，生意人讲究的是投资回报，在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日益严峻，生存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将资金投向获利丰厚的资产炒作投资中去更合情合理。这就是“温州炒房团”产生的原因。本来用于生产经营的大量资金和企业主去进行非经营性的投机，导致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是导致就业难的原因之一。

 

　　经济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却在不断恶化，从2008年危机以来，国家的各种政策向国有企业大力倾斜，对原本就是处于行业支配地位的垄断国企进一步扩大优势地位，强化了行业垄断。对市场中的解决就业的主力军中小民营企业造成至命的冲击。无论是在准入、市场、政策、融资等方面中小企在国有垄断企业面前都如蝼蚁般苟活。这样就导致中小企业生存恶化极度恶化，这种恶化的第一反应就是劳动力收益下降，在劳动力收益毫无吸引力、工作环境恶劣、没有任何保障，原来的民营小中企业招工难是一件非常可以理解的事。

 

　　国有企业垄断是权力垄断的延伸，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直接体现，权力垄断和缺乏有效果的制约是社会分配不公的始作俑者。频现的社会贪腐大案一次又一次的刷新赃款上限，这些贪腐大案均出自大型国企和政府官员，各种离奇的公布的未曾公布的数字都使我们麻木的国民已经过度震撼，倍感疲劳。利用垄断权利不断的贪污腐败寻租，疯狂的压榨劳动力人的剩余价值/应有所得和公平竞争机会，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矛盾重重。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毒瘤。权利寻租、黑色收入导致小部分人挥金如土，国外奢侈品纷纷抢滩中国就是佐证。这些大量的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混乱的消费破坏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平衡。贪腐阶层纸醉金迷，劳苦大众饥寒交迫，肥了国外奢侈品企业，损了国内大众消费。2008年以来，社会的群体事件屡创新高，这些都是因为人们生存环境恶劣、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矛盾的不可调和，民愤即将喷涌而发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