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当前到底有没有风险？中国会不会发生债务危机或是金融危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会是什么样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新一届政府会开出什么药方？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基本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的全貌。

事实上，近两年唱空中国经济的声音不断增多。从宏观数据上看，2012年第二季度至2013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速从7.6%下降至7.5%；同一时期，美国GDP增长率从2.8%下降至1.4%。这说明从经济增速放缓的幅度上看，中国经济似乎并没有出现“断崖式下滑”，但是为何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却越来越多呢？

的确，从风险的角度看，近两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滑落，风险开始“水落石出”，特别是当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经济增速换挡”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的时候，风险更是此起彼伏。当前中国经济最突出的宏观经济风险来自四大方面：债务风险、金融风险、产能过剩风险以及房地产泡沫风险，这四大风险息息相关。

债务风险是首要的宏观风险。从资产负债表规模看，中国政府有20多万亿元的“正净资产”，如果按照2011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7.2万亿元计算，18万亿元的政府债务共占到2011年GDP比重的38%左右，目前占比为50%，与国际通行60%的警戒线标准相比，尚在可控范围之内。

不过，尽管规模不大，但问题在于2013-2014年恰恰赶上债务进入集中还款高峰期，如中国西部的一些地方政府近两年由于财政的必要支出超过财政收入，存在比较大的偿付压力，甚至不排除个别地方政府会出现流动性风险，而一旦资金断流，大量工程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将面临烂尾，同时银行体系由于发放了大量贷款，将会出现不良贷款激增。

实体部门方面，同样面临着很大的债务偿付压力。近两年中国实体部门的资产负债率上升。根据社科院金融所研究报告，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在65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125%，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企业债务50%-70%的平均水平。资本密集型部门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而且越是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其资产负债率越高。

面对种种经济风险，新一届政府的重任就是“去杠杆化”、“去债务化”、“去产能化”及其背后的经济结构调整。这种结构调整必须触及其风险产生的制度成因。地方债务风险的源头是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国财政收入集中度和财政支出的分权度双双提高，突出表现在中央政府的事权比重逐年下降，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权比重也逐年下降，导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不匹配问题日益严重。

由于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一方面地方政府尽量提高地区性征税的强度，从而导致实体经济部门税负较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以及其衍生的房地产价格出现爆发式增长，导致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造成了整个资本配置效率的低下和资源配置的扭曲。

从金融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中国的信贷资金投放一直存在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传统行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与新兴行业信贷支持力度不足，特别是近年来信贷资金向房地产领域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严重倾斜。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与房地产贷款之和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近35%，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挤出效应。因此，新一届政府首先要从财政和金融资源错配入手，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

预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带来具有全局意义的改革。新一轮改革将从“放松政府管制，优化制度供给，提高要素效率”三大目标着眼，一揽子改革方案有望出台。除了已经在人们视野之中的财税、金融、行政体制改革外，实现“金融与实体再平衡”是重头戏。与以往不同的是，政府的宏观管理可能更加侧重于供给端，通过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人力资本、财政金融资源、技术与创新、产权等要素供给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