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已经成为了论证国家合法性的系统性话语。这套话语形成于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过程中，但抽象为论证国家公共性的普遍性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培育出的消费文化对于国家合法性提出了新的挑战。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后，消费行为挤占了政治参与的时间，消费的愉悦替代了政治的责任。在消费文化下，人们的行为呈现出两种基本趋向：一方面，人们的行为越来越个人化，他们日益关心自己的消费水平、身体状况以及独特性的表达；另一方面，人们的行为也越来越去政治化，表现出对政治生活的冷淡和疏远。对于国家合法性来说，这两种倾向都具有侵蚀作用。前者对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管理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国家不断地提高管理的“理性化”水平；后者则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行方式提出了挑战，使得国家政治生活日益倚重大众媒体，政治人物的行动越来越服从媒体的要求，出现了“媒体化”和“娱乐化”倾向。但无论“理性化”还是“媒体化”、“娱乐化”，对于国家的合法性来说，都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因为它们会导致合法性实现过程中各种支持性因素关系的错乱，甚至相互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