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在岛争事情上的态度寻找理由（8月23日）

与越南、与菲律宾、与日本，中国在岛争问题上，不仅极其被动，而且面对国内的民怨沸腾也“泰然”处之。这让人颇感诧异，甚至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其不为人知的道理。本文就希望为中国官方如此对岛争问题采取令人难以理解的隐忍态度寻找一些似乎能讲的通的理由。

首先是从客观军事对比来看，中日开战谁都没有必胜的信心与把握。

虽然中国在同盟国的协助之下，在对日作战之中取得了完胜，最终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结局，但世易时移，彼一时此一时。日本的军事实力与科技水准远非七十年前所能比，依托自身强大的舰队与美国的军备支撑，海军更是威力强大；同时日本跟澳大利亚、韩国之类国家之间的信息共享与战略联盟关系，更是有恃无恐。

反观中国，朝野既没有如在野时的共产党一样，可以统领全国军民一心抗日的力量，也不会出现如张学良杨虎城那样的兵谏。从部队的士气方面，很难做到当初的出生入死。

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如果将士或者是觉得敌人不禁打而轻敌，还是觉得敌人很强大而畏惧，或者是一直图谋用外交手段争取和平，都已经在态势上失分了。

即使是民间，在抵制日货方面都来得纠纷重重，官民之间没有统一的舆论支持。这是由三十多年以来的市场化、国际化以及都市化所形成的小市民心态决定的。

其次从人的心理本能来看。

中国拥有特殊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中国的政治格局朝野分明，从来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就是说不存在跟执政党势均力敌，且如影随形反对党的力量存在。这就使得执政党不需要看民众的脸色，甚至相反，民众在庞大的国家机器的震慑之下，更多的是屈从。

比如抗战时期，或者更久远的晚清与晚明时代，面对倭寇以及其他殖民者的入侵，就是在判断民间反抗不给力，政府没有反抗的机制与实力的基础上发动的。

当政者通常都是拥有绝对权威、无法撼动的地位，所以不用费力去讨好民众的支持就可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相反的是，来自外部的侵略与殖民战争，只会让民众那本来如散沙一般的心团结起来，正所谓“国难兴邦”。

在绝对党派占据绝对权威而且不能轻易被撼动的局面之下，更有“攘外必先安内”的紧迫性，让执政党感觉更为值得焦虑与担忧的是国内的反对势力。因为反对派一旦羽翼丰满，就会发展成为对自己的威胁，所以才会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有人的本能决定的，跟人的水准高低没什么关系。

因为一旦绝对的权威被破坏，就会让反对派得寸进尺，并进而威胁到自己的政权安全。

在古代，有个人要图谋造反，并拉帝王的一个宠臣为内应，最终居然被那个宠臣所出卖。

事情败露之后，造反者问那个宠臣“因何要出卖我”，宠臣答曰“你失败了，我连命都保不住；你成功了，我依然是宠臣；但我现在就是宠臣了，而且没有任何风险。我为什么要冒杀头的危险去得到现在就很稳定的状态呢”。

一个人不是不想冒风险，而是看风险中所蕴含的机会，付出的代价跟获得的是否成正比。

当你不需要争夺就可以得到权威的统治地位，你还会有动力抗争吗？

当任何抗争都会对你的绝对权威带来伤害，你还会允许别人有抗争的机会吗？

第三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

在民间，中国有太多的人去日本留学、工作、甚至移民，即使在国内，也有大量的人在日资企业打工；在官方，更有很多人是在靠对日本事务的研究、贸易以及文化交往，甚至资本运营方面进行协作的。中日关系交恶，无疑将让他们自断饭碗，丢掉了养家糊口甚至安身立命的支撑。

没有任何人愿意做汉奸，但当不做汉奸就只能让自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商人也会断了很多财路。当了汉奸也未必就有什么难以宽恕的罪恶，怕是也不会有太多坚持原则的人。而中国政府也一直在购买日本国债，即使日本人并不领情，都在购买，这就是在商言商。

关于中国购买日本国债的问题，贾春宝在2010年9月12日的文章《渔船事故，增持日债与中日关系之间的关系》中，就曾经提到过，截至到2010年7月份，中国也已连续7个月净买入日元金融资产。而在当月，中国再度净买入价值5830亿日元(合69.7亿美元)的日本金融资产，高于6月份的4567亿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