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的“水泥锥”说开去——北京记事(二)


柴福洪
 
近两天,新闻媒体和网上,关于“广州立交桥下建‘水泥锥’防流浪汉”一事,议论颇多,都认为不够人性化,是对流浪汉的仅有栖身之地的破坏性建设。
 
我认为:这样的认识太浅簿了,从整体上看,中国改革社会无目标,不人性; 从事现代城市管理的人本身没有现代化。
 
1、从“水泥锥”建设者看,不是不人性,而是把流浪汉根本就没当人
 
广州的城市管理者,提议建“水泥锥”,并决定建“水泥锥”的人,从他们心底里,根本没有把流浪汉当人看,甚至说比猪狗不如。
 
用他们的一切为了利益的眼光看,如果是猪,杀了,肉可以卖钱;如果是狗,要么当宠物养、要么可以看家护院、还可以作为人的食物。而流浪汉,一是不能当宠物,本来讨人厌,也没可宠的因素;二是不能杀,杀了要偿命,而且肉不能吃、不能卖;三是赶不走,赶走了又回来了,到处丢现代化城市、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丑;四是流浪汉不讲个人卫生,更不讲公共卫生,把现代建筑的美丽景观给破坏了;五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的,流浪汉还要吃、喝、拉、撒、睡,消费食品和饮料。
 
广州立交桥下建“水泥锥”,与人权理念没有关系,中华文化没有人权一说,只有“官爱民,民拥官”之说。按城市管理者的真实观点,最好是全国人大制定法律,集中起来,如纳粹集中营一样,全部火化了为好,这样既环保,又节约资源,更美化了城市。
 
在这一点上,北京的管理者要人性得多。北京不仅没有在立交桥下建“水泥锥”,还栽培有多种植物花草,也很少看到有流浪汉,在主干道之外的小街人行路边,还建有座椅,走累了的行人可以座一座,休息休息,似乎人性多了。但深入了解,原来是北京的流浪人口管理非常到位,一是集中起来送回原籍,二是为首都的安全和稳定需要,各地方派人到京领回本地不安份(主要指让访者)人口,三是北京市政府有专门的预算,收容与安置流浪人口。
 
建“水泥锥”的确是一个馊主意,全国城市学学北京市就是,市政府设置专门机构和专门预算,甚至建一些居屋,让流浪者居住不就是的。如果政府没钱,就让民间福利机构去做,不要政府拿一分钱,每年搞一点捐赠就可以解决的小事情。建“水泥锥”这么不人道的建议,怎么能让一个副省级城市的共产党的优秀份子的典范代表——官员给认可了呢?并付诸实施,真是不可思议。
 
2、我国“四大改革”,本质上与事实上,还不如“水泥锥”
“水泥锥”只是剥夺了流浪汉(穷人)的栖居之所,还没有直接要他的命,而我国的医改、教改、福改、住房改革,基本上是把穷人往死里整。这里的穷人,是指普通靠工薪收入过日子的老百姓。
 
医改,原来医改方案,穷人基本看不起病。好在政府已经认识到原来改革的错误,正在按新的方案逐步实施;
 
教改,穷人的孩子,读不了好学校,读不起大学,读了大学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转不了户口,和农民工一样,在城里流浪打工,终生处于暂栖身之境地。而且,至今,教育部没有认识到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要怎样改?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错在那里都没有弄明白。
 
福改,本来没有福利改革一说,但事实上是把原来的职工分成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聘任制)、企业家、老板、员工、个体户、临时就业人员、无业流浪者等等,除官员、公务员、军人由政府保障,企业家和老板由市场的企业利润保障,其他人员原有社会福利政府和市场都不负责了,在理论上把福利转化成社会保障,而该保障的不保障,不该保障的乱保障。
 
如事业单位按原来的政策,应随公务员从2006年调两次工资,没调,等改革。该买保险的不保险,搞什么聘用制改革,真不知道聘用制有什么好处。而农民从来就没有纳入社会保障安排的却优先实行了社会保障,不是农民不该而是顺序有问题。
 
住房改革,至今没有认识到错误,只是怕房价大降给中国经济造成破坏性窒息,才采取限购政策。作者亲眼所见的事实是:一卖房者有多套住房,其中一套是2000年购买的,86个平方,当时买价是38万多元,2012年按210万价格出售。这些富人之所以轻而易举地、翻四五倍地剥削穷人,是党和政府的政策造成的、允许的、合法的。全国有几个家庭真正靠薪酬积蓄买得起北、上、广、深、杭的房子?即使有,也是几代人、多个家庭倾其所有集中加贷款,才能买上一小套低档住房。
 
然而,上述四项改革,除医改外,中央政府没有系统的认识与调整改革方案出台,还在继续任其发展,基本上是一筹莫展。“水泥锥”的目的,就是不让流浪汉住在立交桥下面,医改、教改、福改、住房改革的目的,就是政府卸责,让市场调节。医、教、福利、住房都是与人的生存与发展相关的政策,把人当人,就会照顾周全,不当人,就甩手不管。医、教、福利、住房改革与建“水泥锥”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把人不当人,流浪汉必竟是被社会淘汰下来的人,而普通劳动大众,是国家的建设者,把他们也不当人,应该说是罪加一等。
 
3、中国近30多年的改革没有目标,没有程序,有的是不人性、不人道的
 
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从国家整体来看,生产力得到发展,国力上升,但主要好处都是被官员、公务员、军人、资本家占有了,普通劳动者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处。其中有两种普通劳动者得到了一定的好处,一是农民,取消农业税和摊派,还给了社保和最低生活保;二是个体劳动者,只要勤劳苦做,尚能生存。所有的为他人和单位服务的普通劳动者,被剥削程度日益加深,生存困难程度在加大,门槛越来越高。知识已经贬值了,价值上升的是金钱和权利。
 
说实话,小平同志当初改革的设计,是“摸着石头过河“,明白地告诉我们,他的改革是没有明确目标的,唯一的动力是致富。因为没有目标,也不知道改革要如何进行,所以,没有具体方案,程序可言,走到那儿算那儿。而结果,现在看起来,整个改革不是以人为本的,是以国为本的,是以官为本的,以资本家为本的。尤其是没把普通老百姓作为利益获得者作为改革的动机和目的。所以,我们的医改、教改、福改、住房改革,最终是不人性的、不人道的。
 
如果我们的党和政府看到这一点,认真对改革的成与败、得与失,进行必要的总结,吸取教训,像医改一样,该走回头路的,重新设计,系统设计,人性化设计,为时还不晚。
 
4,真实的北京,基本上是农庄的压缩,管理,更无科学可言
 
中国有许多个城市在制定下一个“五年规划”时,有好几座城市有国际化城市的建设的设想,这些,且都不论,就谈作者作了实地调查的中国第一都——北京。因为北京在我脑海里非同一般,从小就知道首都北京,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看得最多的图片是天安门,90年代初,第一次到北京,座在车上看到天安门,心跳加快的感觉,有如高中生谈恋爱一样。
 
北京,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经济大国的首都,应该说建成国际化城市,实属不太过分。这次北京市党代会上,刘淇书记在卸任前给老百姓描绘了五年后的魅力北京,其中最具激动人心的是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即通常所说的GDP超过2万美元,使北京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文化创新之城。目前已经达到1.2万美元的水平。
 
这里且不说他不用人民币作标准,可以理解以美元为标准,是因为国际化城市,就要用国际通用的美元做世界比较,要问的是,如果人民币升值加快了,那不很容易吗?若是人民币处于贬值趋势,该怎么办?真的达到人均两万美元,北京就富了吗?就发达了吗?就可能建成国际化都市吗?我看不一定,北京差得远哩。
 
且不谈富裕程度,就谈人,就不够格。我从2012年6月初到7月初,租住在东南二环与三环潘家园一带,应该说是城市核心地带,住的老北京人口比例较高,旁边是有名的潘家园旧货市场。每天早上买菜,晚饭后,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转着圈儿溜弯。说实话,我还没见到几个像样的人,都是老头老太太,穿着不讲究,谈不上打扮,就是理发也和农村一样,没有那么多讲究,土里土气的,吃的东西很平常,更谈不上卫生与品味,最让我看不惯的是,晚上路边的大排档,羊肉串之类的小吃,那有食品卫生可言,街道卫生也谈上好。与农村和县城的集市没有什么两样,人群中间还发现有外国人,真是不可想象。
 
再谈城市建设,就谈昨天(7月5日)晚饭后溜的弯吧,我从潘家园出发,过潘家园桥(三环)往东一直走,走到宽一点的马路,便转向北上,一直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全部叫农光里社区,路边全是大排档、小门店,真是人挤人,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往西的路口,过劲松桥(三环),再往南转回潘家园,历时一个小时。整个农光里社区起码有好几个平方公里,其中没有一条两车道宽的马路,全是居民住宅,与农村不同的,一是挤,二是脏,三是人多。大多数是六层以下的矮房子,也有高房子,但特土气,框架结构也不好,不通风,不透光,且每平方米都在2.5万元以上。
 
让我想不通的是:城市规划是怎么做的,居民小区多大面积应该住多少人口是上限;多少人口、多大城区面积应有多少面积用于交通;城市建筑的容积率上限是多大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城市必不可少基本要求,不知道北京市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潘家园是三环里,相对要好一点,虽然房子破旧不堪,但相对齐整,三环外的农光里,路上看,真不能说是大城市,最多只能说是县城或说是集市。潘家园和农光里居民区,不能说是住宅区,只能说是贫民窟,不仅居住条件是贫民条件,人也是。
 
再看菜场,卖菜的都是一口价,没有可以还价的,北京卖菜精确到角了。通过问谈,没有一个人是北京当地的,全是外地人,其中有两个老乡终于说了实话,北京的钱比家里的确要好赚多了,两米长的摊位可以养活一家人。而且,一个摊位只卖两三种疏菜、水果,从表面上看,全是大棚种植,黄瓜和丝瓜一头的花都是开着好好的,我怀疑它真的有那么新鲜。而到处摆地摊的,反而全是年轻人,开着小车往路边一停,后车盖一打开就是摊,有的干脆就在地上放上一张布,摆着就买,那个叫卖声,真是声声骗人。我连续两次遇到一位姑娘,拿着一把伞,口里一直重复地叫着:“防晒、防雨、防紫外线啊,十元一把啊!”一到下午五点钟,小街巷到处都是,我怀疑他们真的赚到了钱。
 
北京交通堵塞是常事,所有北京居民区和办公场所,全部停满了小车,人走的路只有一个车子的三分之一宽,整个北京城就上一个大停车场。实行了一年多的摇号,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最明显的需要实行的政策是:三环或四环内居民不应拥有私人小车。但没有人提出来,估计中国的政策都是北京三环内的人提出来的,所以,对限制自己的政策当然没有人提。提出来的是限制大众与未来人口的政策——摇号。
 
前天,正在街边人行道上走路,前边人群涌动,听人家说:“城管来了。”我便上前看个究竟,原来是一场虚惊,根本就不是城管,只看到一三轮车主被一大个子夹在膀子下面,头与身体是扭曲着拖下来的,再看,路边停了好几台车子,车子上坐着的全是统一制服,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像是打手,车牌用白纸贴着,写着“车管办公室”字样,原来是查黑车的。当时我还与车上的人对了几句话,并指他们不该车牌贴纸,没敢说他们的行为如土匪。看来北京的城市管理者的执法,比别的地方好不到那儿去,都一样。开黑车、摆地摊的人,这些人都是穷人啊。我认为:怎么对待穷人,说明一个执政党、政府和社会的性质。
 
作者认为:人类目前的国家现代化,是城市的现代化,农村只是青山绿水就是现代化。而现代化不只是GDP,最根本的是人的现代化,管理者要提前现代化。北京五年后就是实现了人均GDP两万美元,那不是现代化标准,是政府工作的内部掌握的统计标准罢了。但必须明确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标准不能按美欧的标准,按美欧的标准,地球的资源不够,需要按中华民族的发展需要与可能,合理设计。国际化城市的标准,也要按居住、生活、活动舒适为标准。总之一句话,以人为本,以老百姓为本,以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为本。不管是改革,还是现代化建设,党和政府做任何一件事,都要以此为标准。
 
宽官员,窄民众,不可取,不可续;限官员,宽民生,是可取,可持续。
 
【注:《赴京路上记事:给铁道部、北京市出三个馊主意》算作北京记事(一)吧】
                                     
 
 2012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