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近两天，新闻媒体和网上，关于“广州立交桥下建‘水泥锥’防流浪汉”一事，议论颇多，都认为不够人性化，是对流浪汉的仅有栖身之地的破坏性建设。
我认为：这样的认识太浅簿了，从整体上看，中国改革社会无目标，不人性； 从事现代城市管理的人本身没有现代化。
1、从“水泥锥”建设者看，不是不人性，而是把流浪汉根本就没当人。
广州的城市管理者，提议建“水泥锥”，并决定建“水泥锥”的人，从他们心底里，根本没有把流浪汉当人看，甚至说比猪狗不如。
用他们的一切为了利益的眼光看，如果是猪，杀了，肉可以卖钱；如果是狗，要么当宠物养、要么可以看家护院、还可以作为人的食物。而流浪汉，一是不能当宠物，本来讨人厌，也没可宠的因素；二是不能杀，杀了要偿命，而且肉不能吃、不能卖；三是赶不走，赶走了又回来了，到处丢现代化城市、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丑；四是流浪汉不讲个人卫生，更不讲公共卫生，把现代建筑的美丽景观给破坏了；五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的，流浪汉还要吃、喝、拉、撒、睡，消费食品和饮料。
广州立交桥下建“水泥锥”，与人权理念没有关系，中华文化没有人权一说，只有“官爱民，民拥官”之说。按城市管理者的真实观点，最好是全国人大制定法律，集中起来，如纳粹集中营一样，全部火化了为好，这样既环保，又节约资源，更美化了城市。
在这一点上，北京的管理者要人性得多。北京不仅没有在立交桥下建“水泥锥”，还栽培有多种植物花草，也很少看到有流浪汉，在主干道之外的小街人行路边，还建有座椅，走累了的行人可以座一座，休息休息，似乎人性多了。但深入了解，原来是北京的流浪人口管理非常到位，一是集中起来送回原籍，二是为首都的安全和稳定需要，各地方派人到京领回本地不安份（主要指让访者）人口，三是北京市政府有专门的预算，收容与安置流浪人口。
建“水泥锥”的确是一个馊主意，全国城市学学北京市就是，市政府设置专门机构和专门预算，甚至建一些居屋，让流浪者居住不就是的。如果政府没钱，就让民间福利机构去做，不要政府拿一分钱，每年搞一点捐赠就可以解决的小事情。建“水泥锥”这么不人道的建议，怎么能让一个副省级城市的共产党的优秀份子的典范代表——官员给认可了呢？并付诸实施，真是不可思议。
2、我国“四大改革”，本质上与事实上，还不如“水泥锥”。
“水泥锥”只是剥夺了流浪汉（穷人）的栖居之所，还没有直接要他的命，而我国的医改、教改、福改、住房改革，基本上是把穷人往死里整。这里的穷人，是指普通靠工薪收入过日子的老百姓。
医改，原来医改方案，穷人基本看不起病。好在政府已经认识到原来改革的错误，正在按新的方案逐步实施；
教改，穷人的孩子，读不了好学校，读不起大学，读了大学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转不了户口，和农民工一样，在城里流浪打工，终生处于暂栖身之境地。而且，至今，教育部没有认识到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要怎样改？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错在那里都没有弄明白。
福改，本来没有福利改革一说，但事实上是把原来的职工分成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聘任制）、企业家、老板、员工、个体户、临时就业人员、无业流浪者等等，除官员、公务员、军人由政府保障，企业家和老板由市场的企业利润保障，其他人员原有社会福利政府和市场都不负责了，在理论上把福利转化成社会保障，而该保障的不保障，不该保障的乱保障。
如事业单位按原来的政策，应随公务员从2006年调两次工资，没调，等改革。该买保险的不保险，搞什么聘用制改革，真不知道聘用制有什么好处。而农民从来就没有纳入社会保障安排的却优先实行了社会保障，不是农民不该而是顺序有问题。
住房改革，至今没有认识到错误，只是怕房价大降给中国经济造成破坏性窒息，才采取限购政策。作者亲眼所见的事实是：一卖房者有多套住房，其中一套是2000年购买的，86个平方，当时买价是38万多元，2012年按210万价格出售。这些富人之所以轻而易举地、翻四五倍地剥削穷人，是党和政府的政策造成的、允许的、合法的。全国有几个家庭真正靠薪酬积蓄买得起北、上、广、深、杭的房子？即使有，也是几代人、多个家庭倾其所有集中加贷款，才能买上一小套低档住房。
然而，上述四项改革，除医改外，中央政府没有系统的认识与调整改革方案出台，还在继续任其发展，基本上是一筹莫展。“水泥锥”的目的，就是不让流浪汉住在立交桥下面，医改、教改、福改、住房改革的目的，就是政府卸责，让市场调节。医、教、福利、住房都是与人的生存与发展相关的政策，把人当人，就会照顾周全，不当人，就甩手不管。医、教、福利、住房改革与建“水泥锥”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把人不当人，流浪汉必竟是被社会淘汰下来的人，而普通劳动大众，是国家的建设者，把他们也不当人，应该说是罪加一等。
3、中国近30多年的改革没有目标，没有程序，有的是不人性、不人道的。
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从国家整体来看，生产力得到发展，国力上升，但主要好处都是被官员、公务员、军人、资本家占有了，普通劳动者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处。其中有两种普通劳动者得到了一定的好处，一是农民，取消农业税和摊派，还给了社保和最低生活保；二是个体劳动者，只要勤劳苦做，尚能生存。所有的为他人和单位服务的普通劳动者，被剥削程度日益加深，生存困难程度在加大，门槛越来越高。知识已经贬值了，价值上升的是金钱和权利。
说实话，小平同志当初改革的设计，是“摸着石头过河“，明白地告诉我们，他的改革是没有明确目标的，唯一的动力是致富。因为没有目标，也不知道改革要如何进行，所以，没有具体方案，程序可言，走到那儿算那儿。而结果，现在看起来，整个改革不是以人为本的，是以国为本的，是以官为本的，以资本家为本的。尤其是没把普通老百姓作为利益获得者作为改革的动机和目的。所以，我们的医改、教改、福改、住房改革，最终是不人性的、不人道的。
如果我们的党和政府看到这一点，认真对改革的成与败、得与失，进行必要的总结，吸取教训，像医改一样，该走回头路的，重新设计，系统设计，人性化设计，为时还不晚。
4，真实的北京，基本上是农庄的压缩，管理，更无科学可言。
中国有许多个城市在制定下一个“五年规划”时，有好几座城市有国际化城市的建设的设想，这些，且都不论，就谈作者作了实地调查的中国第一都——北京。因为北京在我脑海里非同一般，从小就知道首都北京，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看得最多的图片是天安门，90年代初，第一次到北京，座在车上看到天安门，心跳加快的感觉，有如高中生谈恋爱一样。
北京，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经济大国的首都，应该说建成国际化城市，实属不太过分。这次北京市党代会上，刘淇书记在卸任前给老百姓描绘了五年后的魅力北京，其中最具激动人心的是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即通常所说的GDP超过2万美元，使北京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文化创新之城。目前已经达到1.2万美元的水平。
这里且不说他不用人民币作标准，可以理解以美元为标准，是因为国际化城市，就要用国际通用的美元做世界比较，要问的是，如果人民币升值加快了，那不很容易吗？若是人民币处于贬值趋势，该怎么办？真的达到人均两万美元，北京就富了吗？就发达了吗？就可能建成国际化都市吗？我看不一定，北京差得远哩。
且不谈富裕程度，就谈人，就不够格。我从2012年6月初到7月初，租住在东南二环与三环潘家园一带，应该说是城市核心地带，住的老北京人口比例较高，旁边是有名的潘家园旧货市场。每天早上买菜，晚饭后，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转着圈儿溜弯。说实话，我还没见到几个像样的人，都是老头老太太，穿着不讲究，谈不上打扮，就是理发也和农村一样，没有那么多讲究，土里土气的，吃的东西很平常，更谈不上卫生与品味，最让我看不惯的是，晚上路边的大排档，羊肉串之类的小吃，那有食品卫生可言，街道卫生也谈上好。与农村和县城的集市没有什么两样，人群中间还发现有外国人，真是不可想象。
再谈城市建设，就谈昨天（7月5日）晚饭后溜的弯吧，我从潘家园出发，过潘家园桥（三环）往东一直走，走到宽一点的马路，便转向北上，一直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全部叫农光里社区，路边全是大排档、小门店，真是人挤人，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往西的路口，过劲松桥（三环），再往南转回潘家园，历时一个小时。整个农光里社区起码有好几个平方公里，其中没有一条两车道宽的马路，全是居民住宅，与农村不同的，一是挤，二是脏，三是人多。大多数是六层以下的矮房子，也有高房子，但特土气，框架结构也不好，不通风，不透光，且每平方米都在2.5万元以上。
让我想不通的是：城市规划是怎么做的，居民小区多大面积应该住多少人口是上限；多少人口、多大城区面积应有多少面积用于交通；城市建筑的容积率上限是多大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城市必不可少基本要求，不知道北京市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潘家园是三环里，相对要好一点，虽然房子破旧不堪，但相对齐整，三环外的农光里，路上看，真不能说是大城市，最多只能说是县城或说是集市。潘家园和农光里居民区，不能说是住宅区，只能说是贫民窟，不仅居住条件是贫民条件，人也是。
再看菜场，卖菜的都是一口价，没有可以还价的，北京卖菜精确到角了。通过问谈，没有一个人是北京当地的，全是外地人，其中有两个老乡终于说了实话，北京的钱比家里的确要好赚多了，两米长的摊位可以养活一家人。而且，一个摊位只卖两三种疏菜、水果，从表面上看，全是大棚种植，黄瓜和丝瓜一头的花都是开着好好的，我怀疑它真的有那么新鲜。而到处摆地摊的，反而全是年轻人，开着小车往路边一停，后车盖一打开就是摊，有的干脆就在地上放上一张布，摆着就买，那个叫卖声，真是声声骗人。我连续两次遇到一位姑娘，拿着一把伞，口里一直重复地叫着:“防晒、防雨、防紫外线啊，十元一把啊！”一到下午五点钟，小街巷到处都是，我怀疑他们真的赚到了钱。
北京交通堵塞是常事，所有北京居民区和办公场所，全部停满了小车，人走的路只有一个车子的三分之一宽，整个北京城就上一个大停车场。实行了一年多的摇号，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最明显的需要实行的政策是：三环或四环内居民不应拥有私人小车。但没有人提出来，估计中国的政策都是北京三环内的人提出来的，所以，对限制自己的政策当然没有人提。提出来的是限制大众与未来人口的政策——摇号。
前天，正在街边人行道上走路，前边人群涌动，听人家说：“城管来了。”我便上前看个究竟，原来是一场虚惊，根本就不是城管，只看到一三轮车主被一大个子夹在膀子下面，头与身体是扭曲着拖下来的，再看，路边停了好几台车子，车子上坐着的全是统一制服，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像是打手，车牌用白纸贴着，写着“车管办公室”字样，原来是查黑车的。当时我还与车上的人对了几句话，并指他们不该车牌贴纸，没敢说他们的行为如土匪。看来北京的城市管理者的执法，比别的地方好不到那儿去，都一样。开黑车、摆地摊的人，这些人都是穷人啊。我认为：怎么对待穷人，说明一个执政党、政府和社会的性质。
作者认为：人类目前的国家现代化，是城市的现代化，农村只是青山绿水就是现代化。而现代化不只是GDP，最根本的是人的现代化，管理者要提前现代化。北京五年后就是实现了人均GDP两万美元，那不是现代化标准，是政府工作的内部掌握的统计标准罢了。但必须明确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标准不能按美欧的标准，按美欧的标准，地球的资源不够，需要按中华民族的发展需要与可能，合理设计。国际化城市的标准，也要按居住、生活、活动舒适为标准。总之一句话，以人为本，以老百姓为本，以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为本。不管是改革，还是现代化建设，党和政府做任何一件事，都要以此为标准。
宽官员，窄民众，不可取，不可续；限官员，宽民生，是可取，可持续。
【注：《赴京路上记事：给铁道部、北京市出三个馊主意》算作北京记事（一）吧】
2012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