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34周年。当初它是怎样经过集体修改、又是怎样发表出来的呢？原来竟是很曲折、很有意思的呢！


（1978年5月11日，一篇历时7个月，先后十易其稿的文章，在《光明日报》第一版的显著位置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怎样经过集体修改又是经过怎样的渠道发表的呢？恐怕许多人都不大清楚。我也是看了一本书之后才如梦方醒的。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新脑筋》，副题是《1978年以来三次思想解放的真实记录》，何虎生编著，甘肃文化出版社于1998年1月出版。副题中所说的“三次思想解放”分别是指：“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解脱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下面的文章便是从“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这一部分中摘引出来的，也算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34周年的一点纪念吧。）


（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老早就意识到，批“两个凡是”目的是为了否定文革，但正面冲击，难以奏效。他苦苦思索，写正面文章，论实事求是，很难直接触及“两个凡是”。批林彪“句句是真理”，有所触及但不能切中要害。经过一连数天的蚊叮虫咬，胡福明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真理的标准问题。这个题目切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又不用公开提“两个凡是”。他为抓到这个题目兴奋不已。

1978年4月的一天，胡福明论真理标准的文章发到《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手里。当时，杨西光刚从中央党校结业，由当时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推荐，调到《光明日报》来主事的。中央党校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就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杨西光也参加了这些讨论，所以当他看到胡福明论真理标准的文章，觉得正是自己要找的东西。他决定把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内容，然后放到《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以上两段见原书第80页）

在组织力量进行修改时，了解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吴江等人也正写此类文章，于是也被组织进来集体修改。修改后的文章突出批判那种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批判那些“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之上，甚至拿现成条文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的错误倾向”，定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见原书80—81页）

胡耀邦一到中央党校，就筹备了复校开学工作，并开始揭批林彪、“四人帮”，力求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为了有一个好的拨乱反正的思想战线的阵地，他主持创办了《理论动态》。《理论动态》一开始的印数很少。第一期只印了400份，全部是送给了地方和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也送给部队的一部分领导，以及校内有关人员，但发送范围和领导干部的名单，都是由胡耀邦亲自决定的。其第一期就送到了邓小平手里，并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见原书81—82页）

所以，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改好后，送胡耀邦审定。为了扩大影响，编辑们商定，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因为凡是在《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对这个方案欣然同意。

1978年5月11日，这篇历时7个月，先后十易其稿的文章，在《光明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特约评论员”很容易使人们想到这篇文章有可能出自某个权威之手。其实编辑部想出这个名称还有一层考虑：当时凡中央报纸上的重头文章若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都必须送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审阅，而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就可避免送审。

经事先商定，《光明日报》发文的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第二天即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在文末注明“新华社5月11日电”。而实际上，地方上也有《辽宁日报》等十多家省市级报纸同时全文刊载。这样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引爆的这颗原子弹，很快即由北京向四面八方辐射。等“凡是派”警觉过来，已为时过晚。此文直指“两个凡是”，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大讨论。（以上三段均见原书第83页）

据杰斯•布莱报道：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辩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凡是派”全被蒙在鼓里，一点没有觉察。据悉《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恰逢华国锋访问朝鲜之际，“凡是派”根本来不及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该文披露于世后，汪东兴、纪登奎联名致电华国锋，汇报这件事，并认为这件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向华国锋请示应付的方针，华国锋接报后，主张持慎重态度。（见原书第8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