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会上，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GDP的增长目标为7.5%，这是8年来GDP增长目标首次低于8%。在过去的7年中，中央政府一直以GDP增长率8%作为底线，其中最核心的理由就是如果GDP增长率低于8%，那么中国将会面临很严重的就业问题。为此，温总理还在2010年4月《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文章称“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劳动力供求状况来看，经济增长只有保持在8%左右，才能保持就业的基本稳定”。
然而，8%究竟是不是中国保障就业的红线？多年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
去年初，在参加我们投资的一个农产品企业新生产基地建设研讨会的时候，我对把生产厂设在远离市区的乡镇表示疑问，认为可能导致的劳动力来源短缺。企业经营班子解释说，咱们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了这个乡镇留守的中年妇女的人数，基本能满足新工厂的用工需求。倒是如果在城区设厂，很难招到工人，因为现在出来打工的年轻人谁都不愿做这样又脏又累的活。而中年妇女由于家里还有小孩、老人需要照顾，到城里就业又没有什么优势，都愿意留在本乡本土。如果能满足他们就近就业，他们都会很愿意来的，而且相当稳定，不要老为招工发愁。
曾几何时，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涌入大量的内地劳动力，工厂里清一色的年轻面孔。这些年轻人象机器一样重复着单调的流水线工作，为了赚取微薄的薪水，无怨无悔地加班加点，甚至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对被企业主侵犯的权益忍气吞声。
当老一代的“农民工”年华老去的时候。企业主们突然发现“农民工”成了稀缺的“资源”。为了抢“工源”，企业主们一则不断提高薪水，提高员工福利保障，为员工解决夫妻同居、子女入学等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直接把招工现场搬到内地省市，与当地企业当面锣对面鼓地抢夺劳动力。
而我们曾经在餐馆服务行业中常见的年轻、漂亮、充满活力的面孔，慢慢被老成持重的中年人逐渐替代。
我们曾经很忌讳那个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词语“失业率”，面对大面积的失业和下岗人群，很艺术地称之为“待业人口”。而现在，我们自然地称之为“失业人口”，大家对“失业”已经不那么敏感，反而是面对大量的企业招不到员工的现状，把那些主动失业的人群忧虑地称为“啃老一族”。
从中可见，当今社会似乎没有表现出深刻的就业矛盾。民众讨论得更多的也不是就业问题，而是为什么中国GDP年年保持高速度的增长，但民众的幸福指数却没有同比例的增长。
按陈志武教授的计算，从1995年到2010年，剔除通胀因素，“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翻了10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去通胀大概增长了2.2倍，农民收入增长了1.7倍”。衡量通货膨胀的核心指标CPI在计算收入增长时已经剔除了，百姓的收入实实在在增长了，但没有计算进入CPI指标体系中的住房价格却远远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我不记得1995年北京上海的房价，但我知道2011年上海同地段同品质的房价比2001年上涨应该在6倍以上。
房价上涨固然是经济发展起了核心推动作用，但和我们过分强调GDP增长不无关系。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GDP权重过大，使得地方政府把精力和资源都放在经济增长上。而推动经济增长一直也是粗放式的“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大规模的投资需要政府拥有大量的可支配财力。于是，推动房地产繁荣成了“一石数鸟”的最佳工具，既使得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得源源不断简单易得的资金，同时房地产行业带动钢铁、建材、水泥、建筑施工等基础产业，拉动家装、家具、家用电器消费等消费型产业发展，大面积地解决就业需求。
其结果是地方政府操纵炒地皮，把土地价格越炒越高，开发商房屋开发成本越来越高，百姓房价预期越来越高，最后导致房地产演变成为多放利益捆绑在一起，中央政府历时两年层层加码的“史上最严厉”调控政策仍难见实效的“社会问题”。
这次中央政府把2012年的GDP增长率调整为7.5%，地方政府肩上的担子骤然减轻了，在仍然以GDP增长为主要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中，这是一个最有影响力的调整。没有了8%的增长压力，地方政府官员或许就暂时没有了原先那么沉重的“投资”压力，地方财力也能相对地松口气，也就不再需要死挺房价以推动楼市“泡沫化繁荣”，更用不着三天两头搞小动作试图突围中央“楼市调控政策”。
如此一来，或许今年我们真能看到“房价回归到合理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