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就是未来的近代史，但本文不是史记，是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轨迹中发现和推及未来的发展，寻找科学发展的必然路径。
本来，中国的现代史应该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但本文跳过以“革命和阶级斗争”为发展主线的过程，直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1978年开始。因此，主题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中国近30多年来的社会发展主题，现在再谈“改革开放”，再也不是这四个字、两个词的本义了，它代表着改良、改善、改变、进步的进取精神与放松、放开、接纳、开明的自信心态，这种渐进式改变的改革，起码在未来半个世纪以内，中国也跳脱不了这一主题。而且，一旦跑偏移主题，社会主导者就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最终，只有回到这一主题，才能安定社会，引导民群，进步社会。
回望这30多年，作为过来人，甜、酸、苦、辣五味具全。为了清晰可见，就砍去细枝末节，只就对全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事例一一列举，一一评论，并借用软件升级的代码标识，把改革开放逐步升上级的过程描述成1.0版、2.0版…
1. 改革开放1.0版
1．0．标志性事件。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做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邓小平在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的党”向“建设的党”的转折点，更是改革开放的起点，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将千秋永存。
1．1．民间标志性事件。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此“分田到户”事件，在“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环境下，是“复辟”行为，但是，却得到中央高层的肯定。
耕地承包到户，对生产力进步没有贡献，但事实上对促进农产品生产量提高，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较强的刺激作用。其基本原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匹配，仅仅是在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复辟”并不彻底，没有创造，具有较强的历史局限性。所以，至今农业现代化还没有正式提出，农业产业成为中国21世纪的弱势产业。
农业“大包干”是落后生产力条件下的组织形式相对改善，其作用被高估了，后来把农业“大包干，甩死砣子”的落后管理方式引进到城市，对现代工商业的国有企业，也实行“大包干”类似的管理方法，这是对国有企业管理上的一次破坏性试验。如果改革开放也允许犯错误的话，现代工商企业承包制，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其错误原理是用落后的生产关系不适用相对先进的生产力。
1．2．外交标志性事件。1979年1月1日，中国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建交，是历史性事件，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水火不融的突破；与“敌人”也可以做“朋友”，事实上正式进入了向过去的敌人学习的通道；“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愚蠢思维模式开始瓦解。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开始拓宽。
中美建交，是毛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开创的事业，改革开放事业与中美建交的效应基本一致，即“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任何政治、经济体制调整、改革，都是改革者承担责任和风险，后人得利，当时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1．3．法治标志性事件。1979年6月18日—7月1日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个法律。
刑法与刑诉法的通过，是中国大陆开始走向法治的标志。虽然，中国的法治步伐走得比较艰难，但这必竟是一个开端。
1．4．经济改革试验标志性事件。1979年7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是实行特殊经济管理体制和特殊政策，用减免税收等优惠办法和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吸引外商投资和促进出口的特定地区。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从1980年国家批准设立经济特区以来，“深圳速度”已经成为人们的一个习惯用语。在三十年间，深圳GDP年均增速高达25.8%，深圳从一个人口只有3万的边陲小渔村发展到人口过千万的现代大都市，城区面积也从最初的3平方公里扩大到了700多平方公里，GDP也从1979年的1.79亿元增长到了2009年的8201亿元，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深圳已经成长为中国内地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以及文化产业是其四大支柱产业。2009年，深圳人均GDP为92771元，按当时汇率计算，人均GDP达1.36万美元。达到国际公认中等发达水平，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
经济特区的窗口示范作用，像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80年代中期即失去其意义）一样，到了90年代末期，其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基本消失。
1．5．政治改革标志性事件。1982年11月26日—12月10日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委；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1983年，10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在1984年底以前大体上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
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使国家政治生活开始走向现代。
1．6．扩大改革开放标志性事件。1984年5月4日 中共中央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年，5月1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规定》扩大了国营工业企业10个方面的自主权。
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23日—6月6日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讨论军队精简整编、体制改革等问题，6月4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100万。5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1月26日 宝山钢铁总厂一期工程投产。
改革和开放，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主旋律。100万裁军，给世界一个爱好和平的印象。
1．7．涉外主权重大事件。1984年9月26日 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三个附件。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1987年3月26日 中葡两国政府草签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4月13日，两国政府总理在北京正式签署这一联合声明。
雪洗中华民族百年之耻。
1．8．深化改革开放标志性事件。1986年3月25日—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7月12日 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从10月1日起施行。
9月28日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1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个计划又称“八六三”计划。12月2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12月5日 国务院做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1990年4月18日 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11月26日 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2月5日 国务院做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强调改善生产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91年6月26日 国务院做出《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做出《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牵一发动全身，改革的任务繁重，涉及各行各业，但起始动作都是基础性的改革、调整措施，由于没现成的理论准备，没有参照系可供借鉴，用小平同志当时的话说：“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所以，当时的改革具有较强的盲目性，目的、路径、方法都不十分明确，均须实践检验，尤其是改革的动机是以解眼前的困难出发，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不明确，都是单项独进，更谈不上系统性。由于我国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僵化，人民的诉求表达没有渠道，1986和1989年两次出现学潮，尤其是1989年学潮，让改革开放事业停滞了三年。
1．9．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科学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多年来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新的起点。
改革开放1.0版小结：从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小平同志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14个年头，整整13年有余，这一期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可称之为“试验与示范性改革开放”时期，它是以解放思想，冲破禁锢，下放（试点地区的）权利，尊重创造，以试点地区经济建设的高速度、试点与非试点地区的巨大差异，给国人以震撼与示范。
民间以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与城市大力发展个体户（1979-1982年个体户经营不征税）为标志。国家原有计划经济制度的僵化性、局限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当时的公有制的基层供销社，国有粮食、食品部门受到农民和个体户的全面冲击，市场占有率直线下滑。由于政治经济制度的顽固性，随时都有逆转的可能，尤其是改革开放事业受到1989年的政治事件的冲击，其逆转可能性加大。这就是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关键意义所在。
后来，人们对“南巡”二字有异议，认为“南巡”一般是对封建皇帝巡视地方的称谓，对小平同志不能用封建皇帝巡视的称谓来表述，应用“南方谈话”来表达，但事实上当时就是这样表述的。
2．改革开放2.0版
2．0．标志性事件。1992年10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代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年3月15日—31日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肯定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议通过《关于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等。
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的精髓就是推动改革，特别是市场化改革，是改革开放事业的战略性定位。中共十四大确立了这一主要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南方谈话的直接结果。把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精神，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从体制建设的高度认定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创举。
过去，一直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政治下特有的经济模式，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不承认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主体作用。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世界主流经济体的经济模式，在党和国家文件中，以及技术层面基本承认是一致的。但事实上，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甚至中央高层在具体问题上，还认为西方经济体制不可取，连西方经济学知识都认为是反动的东西。从2005年教育部取消大学单设的西方经济教学班的举措，就可见一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不能深入下去的深层思想根源。
2．1．国防建设标志性事件。1993年1月13日—19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制定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国防建设随改革开放进入现代化进程。
2．2．“92共识”与汪辜会谈。1992年11月，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所达成的以口头方式表达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1993年4月27日—29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并签订《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1995年1月30日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等单位举办的新春茶话会上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八项主张。
台海局势有了缓和的基础。
2．3．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事件。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11月11日—14日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2月15日 国务院做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2月25日 国务院做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1994年1月11日 国务院做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10月2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
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是始于1994年“分税制”。“分税制”是仿效西方国家从财力分配上，首次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利益分开。几千年来，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始终没有做出制度性规范，这是首次在财力上正式对中央与地方利益制度性划分。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初期，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没有做出科学的区分，在解决中央财政困难和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大背景下，财权上收，责任下放成为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公共事业与社会福利也认为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当时的困难。
2．4．劳动时间规范性事件。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决定修改职工工作时间。自5月1日起，职工每周工作40小时。
职工周工作时间的规定，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每周休息两天成为惯例。这要在西方议会制国家，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实现了，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下的优势所在。
2．5．民生重大事件。1998年6月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6月15日—17日 全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与住宅建设工作会议宣布，从下半年开始，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从1998年开始的“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其影响深远，以致住房建设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地方财力增加的重要因素，2008年后的高房价，绑架了整个国民经济，当年单一住宅商品化、市场化改革，后来演化为投资品，埋下了国民经济危机的种子。
2．6．扩大经济体制改革范围。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8月2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9月19日—22日 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1月15日—17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着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搞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2000年3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6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10月9日—11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0月26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在扩大经济体制改革范围事项时，市场的作用被告夸大，市场的缺限被忽视，一方面在加大经济社会的改革、建设力度，另一方面国家一味地甩“财政包袱”，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尤其没有认识到政府对公共事业、社会福利的责任，医疗卫生和教育、科技、社保等事业改革，事实上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减轻了政府的责任。
2．7．重大科技事件。2001年2月1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自2000年起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设立，标志着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是国家级大奖，是中国的诺贝尔奖。
2．8．重大外交事件。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在上海举行。中、俄、哈、吉、塔、乌6国元首共同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上海合作组织诞生。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以中国为主导之一的首个地区组织，是“不结盟”的新模式。
2．9．重大建设事项。2001年6月29日 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青海格尔木和西藏拉萨同时举行。2006年7月1日，铁路全线建成通车。7月13日 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体会议上，北京获得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
2002年1月10日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确定在过去两年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工程。4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12月14日，国务院发布《退耕还林条例》。7月4日，西气东输工程开工典礼举行。该工程西起新疆轮南，东至上海，途经10个省区市，全长约4000公里。12月27日 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江苏省、山东省施工现场同时举行。再加上2000年11月8日 贵州省洪家渡水电站、引子渡水电站、乌江渡水电站扩机工程同时开工建设。这标志着我国西电东送工程全面启动。
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是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建设事项；获得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是综合国力在世界影响力的肯定与提高。退耕还林、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工程是改善环境的重大工程项目。
2．改革开放2.0版小结：从1992年初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到2001年底，整10年时间，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改革开放事业由“试验、示范”阶段上升为“体制改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这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以江泽民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推动，国务院具体贯彻实施的，其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开始的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只能说是破了题、开了端，尤其是财政分税制改革，以“分税、分权、分征”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1999年的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剥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与“债转股”，1997年沪、深股市规范与统一监管，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造，打击走私和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等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且有一定的系统性、专业性和理论依据，为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但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是一个笼统的承诺，并没有全面设计、精心安排、系统推进，具体改革事项的目标也不够明确。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健全国有商业银行，改造国有大型企业，规范股票交易等，具体的政策导向是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为政府排忧解难，为国有企业卸包袱，为城市居民住房找出路。所以，后来出现了政府在公共事务上的责任减轻现象，中央财政收入增长，地方财力不足，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倒闭或被贱卖，工人大批失业，农村乱收费、农民负担重等问题。
3．改革开放3.0版
3．0．标志性事件。2001年11月10日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时间长达15年，最终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对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21世纪初的十年中，对外贸易强劲增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到2009年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3．1．取消农村收费和农业税创举。2000－2005年初，开始了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中心，取消“三提五统”等税外收费、改革农业税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
从2000年开始的减轻农负担，直至2006年中国工业社会尚未全面实现之时，取消了农业税，征收了几千年的农业税成为历史，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创举。
3．2．公共安全事件。2003年初，从广东河源市非典型肺炎疫情开始，3月人大会后在北京、香港大暴发，并延至全国的“非典”公共卫生事件。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煤矿事故为代表的生产安全事故；以石家庄市三鹿奶粉企业生产销售含三聚氰胺事件为代表的食品安全问题；以2009年2月9日，北京京广桥附近的央视新大楼北配楼发生火灾为代表的人为公共灾害事故；以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为代表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安全；以2009年6月5日，成都一辆9路公交车发生燃烧，造成28人死亡，74人受伤和2011年7月23日，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在行驶至温州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D301次列车4节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的铁路事故已经造成39人死亡、192人受伤为代表的交通安全等事故频发。
中国党和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发扬和衷共济、迎难而上的精神，夺取了抗击“非典”疫情的重大胜利。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抗击高传染性疾病，也因此建立了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与体制。
生产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火灾安全、民族与宗教矛盾安全集中在21世纪初的十年内暴发，经济高增长付出了高昂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代价。
3．3．重点建设事件。2003年10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6年2月13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4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5月26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2007年3月19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5月3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宣布：在渤海湾滩海地区发现储量规模10亿吨的冀东南堡油田。
2005年3月5日—14日 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4月17日，国务院印发《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7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深圳特区建设示范延续到21世纪，80年代有深圳，90年代有浦东，21世纪前十年有天津滨海新区，其建设与发展都比较成功，但示范效应已经消失，且有不公平的心理认知。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地区开发等区域建设，都没有三个点上建设成功。而行业振兴计划除80年代的纺织业升级换代比较成功，从90年代就开始的装备制造业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其他行业升级换代速度相对较慢。
3．4．重大民生和基础设施工程。2007年7月10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7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8月7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过去3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贫困人口减少2亿多，中国成为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2011年，中国将贫困线标准从2010年的1274元调高至2300元（2010年不变价），这一数字平均到每天，就只有6.3元。而这道新的贫困线划分，使得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到了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近1/10。
全国2011年新增高速公路1.1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8.5万公里。到2012年末，我国建成“四纵四横”高速铁路专线网，客运专线42条，总里程1.3万公里，其中时速250公里的线路有5000公里，时速350公里的线路有8000公里。
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解决贫困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中国政府的减贫措施得力有效。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大，效果好，但投资相对太过集中，对经济社会冲击较大。
3．5．重大灾难性事件。2008年初，中国南方部分地区遭遇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了抗灾斗争的胜利。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我国迅速开展了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夺取了抗震救灾斗争的重大胜利。
中华民族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增强，尤其是汶川地震三年恢复建设成效显著。
3．6．国力展示与体制改革事件。2008年8月8日—9月17日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功举办。2008年9月25日—28日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我国航天员首次实施空间出舱活动。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2010年11月12日至27日2010年广州举办第十六届亚运会，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2003年6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6月27日—28日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举行。2004年1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3月22日 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4月27日—28日 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举行。9月16日—19日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12月29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决定：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6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200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2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5月2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2007年3月1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2008年6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2009年1月1日，国务院决定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原在成品油价外征收的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是中国国力的展示，三大会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体制改革除文化体制改革、成品油税费改革和义务教育财政保障制度三项改革外，没有涉及核心体制问题，改革的项目与力度相对不大。
3．7．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事件。2008年12月8日—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受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07年底，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继而在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2009年蔓延至欧洲等发达国家。2008年，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内需、外贸、投资三大引擎中，金融危机只会对外贸有直接影响，但中国政府反应过度，加大投资保增长，一次性投资4万亿，带动地方投资总额达10万亿以上。使得我国产能过剩行业进一步扩张，2012年再次旧调重弹，发改委批复多项新投资，引发社会笑谈——5月27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动工建设。湛江市长王中丙在国家发改委门前难抑激动亲吻批复文件，网传“吻增长”。投资过剩产能，是在浪费宝贵资源，消耗国力行为。
房地产业高歌猛进，使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商品房翻倍涨价，北京城区由1.4万元一平方米上涨到3万元一平方米，三、四线城市上涨幅度更大，如中等城市黄州，就由2012年的500元一平方米上涨到现在的5000多元一平方米，上涨幅度达10倍。
房地产泡沫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旦泡沫被捅破，就是中国的经济危机暴发，现在的中国政府限购政策，只是防止其继续大涨，且有小涨，其状态是怕泡沫真破，又不得不维持高的房地产价格稳定。泡沫不破，这颗定时炸弹始终在我们头上，随时可能暴炸。而且，为维持经济泡沫，到2012年三季度央行货币发行总额M2达到92万亿，是历史最高位，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中国货币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了，货币量/GDP之比冠全球。
3．8．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2010年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中国GDP超日本正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对渴望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国人来说，自是盛事。
尽管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与全球第一的美国仍相差甚远。中国的人均GDP为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105位左右”。事实上，除了人均指标在世界排名靠后，中国在医疗、教育以及环境等较多领域仍比较落后。除资源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人均GDP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定国家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
GDP总量不是富裕指标，人均才是。2010年日本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2，983美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14，是中国人均GDP的11.3倍。2010年我国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尚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低水平档次。
发展理论把人均1000-3000美元认定为工业化起飞阶段，4000-6000美元为工业化中期。工业化起飞后，相对于传统社会，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尤其在人均GDP达到4000-6000美元时，一些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往往进入高危阶段。但人均GDP一旦达到6000-8000美元，尤其在8000美元以后，目前除阿根廷以外，基本都进入一种新的社会稳定状态。也就是说，中国人均GDP达8000美元以后，才能说明我国进入小康，但还不能认定中国一定进入稳定慢增长状态，因为到那时中国不一定建成了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社会政治生活也不一定能实现现代化。
3．9．官员腐败、群体性事件形势严峻。所谓官员腐败，就是党政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谋取私利的不法行为。腐败的本质就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它与权力是依存关系，权力在官员手中，使用不当就容易产生腐败。中国官员腐败大案要案数量增加，串案，窝案增多，形势十分严峻。除官方查处之外，互联网上民间反腐一查一个准，从南京周久根到重庆雷政富，其腐败程度，无不触目惊心。
官员腐败问题决定民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根基稳固，如果再不对腐败动真格的，党的执政根基被动摇是肯定的。不公开官员家庭财产、子女情况，不割断官员与企业的关系，不对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监督政策落实情况实行三分离，反腐难成。从税务部门“征、管、查三分离”实践看，政府内部工作机制也可以实行三分离。
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2008年最突出的例子是“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6.28”贵州瓮安事件；“7.19”云南孟连事件；“11.3”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11.17”甘肃陇南事件；“12.25”广东东莞劳资纠纷事件等。2009年最突出的是“3.28”海南东方事件；“6.15”江西南康事件；“6.17”湖北石首事件；“7.24”吉林通钢事件；“7.30”湖南浏阳事件；“8.3”福建泉州事件；“10.30”甘肃兰州事件；“11.4”重庆罢工事件；“11.27”贵阳暴力拆迁事件等。2010年有十大群体性事件，2011年有番禺、大连、乌坎事件等，2012年有什邡、启东、宁波反环境污染事件。
这些群体性事件规模都较大，有的一次参与人数达万人以上，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有的冲击、围攻县级以上党政军机关和要害部门，打、砸、抢、烧乡镇以上党、政、军机关"。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
改革开放3.0版小结：从2001年底加入世贸开始，到2012年整十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GDP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其经济增量文章做到了极致。但涉及核心体制改革的“改革开放”内容相对不多，伤筋动骨的利益调整较少，除文化体制改革、成品油税费改革和义务教育财政保障外，没有扩大与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版事实上没有把“改革开放”事业放在第一位，把改革开放主题演化为“经济增长”，展示中国经济实力。
一方面，2002年全国财政收入18903.64亿元，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2万亿元，10年整整增加了10万亿，是10年前的6倍多，这么大的财政规模，本可以做过去想做，不敢做、做不了的事情，可实际上我国的科学、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增加的财政拨款与之不相匹配，2012年还在为教育实现占GDP的4%可怜比例努力。中国近十年的公共事业财政支出增长大大小于行政经费和军费的增长比例，除义务教育外，其他教育仍处于困难状态，非义务教育工作人员工资八年没有调整，这一期间公务员调高了两次，高校四级教授档案工资不及一个行政科长、军队连长的工资水平。
另一方面，三万亿美元的超额外汇盈余找不到用途，人民币汇率却被美国逼得无止境后退。从1999年亚洲危机期间坚守不让人民币（1美元兑8.28元）贬值的承诺开始，到2012年人民币升值到1美元兑6.28元，升值24.15%，若从2005年7月21日，中国将历时十年的与美元挂钩的制度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计算，到2012年升值了29.14%。记得美国议员2005年称中国货币低估了27%，现在升值高于27%，仍然在说，人民币还是低估了，到底升值到什么价位，美国议员们才满意？
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在经济危机蔓延至欧洲等多个发达国家之时，中国经济仍以8-9%的速度增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约而同地嫉妒之心由然而生。加上中国在军事上，从“歼20”到“歼31”，从2012年的珠海航展到“歼15”着舰试验一系列意想不到无意示强。当然会引发中国护照新版图片的拒签，从钓鱼岛到南海主权之争，从非洲反对派武装掠杀中国工人到缅甸民众抗议中国企业开发矿山等，无不证明，中国的经济、军事发展已经受到世界围堵。高调展示中国实力，与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的策略相弊。引起国际环境恶化，传统盟友都对中国投资产生抵触情绪，美国以国家安全抗拒中国资本进入也就很好理解了。
暂时还不知道，我们要为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军事围堵”要付出多大代价，但我们知道过剩产能和房地产等经济泡沫是必须付出代价的，我们的对外投资是不赚钱的，外汇储备理论上在贬值，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在抛售企业股票，成百亿地赚走的是真金白银。而党的14大决议提出的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只是开了个头，远远没有完成任务。现在因为经济增长本身引发的政治等问题，逼迫我们不得不提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的改革开放事业，必须由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改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
然而，党的18大报告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本来是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定义，指导思想的进步，必然提高民众预期，等于新的承诺。即五个方面的发展才是科学发展，一方面是认识的进步，但也把改革开放的调子调高了，实际做起来比较难。
高调承诺，如果实现不了，不及于不承诺，现在的中国社会再不是过去以文盲、半文盲为主的农村社会，是以城市的知识人群为主体的社会了，党和政府官员，要实事求是，能做到的就说，说了的就一定要做到，做不到的就不要承诺。不能仿效西方选总统，先高调承诺下来，把总统位子先搞上手再说。做人要厚道，做官更要厚道，党和政府不能不厚道。诚实，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稀缺资源。
可是，近期目标又提得比较低的。18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GDP和人均收入翻一番，这是一个发展目标，不是一个改革目标。我们应该把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之前，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发展”，而不是“经济发展”带来“改革开放”，因果倒置。不能在经济发展上好高骛远，放弃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战略，好在小康的GDP总额，只要每年增长6.8%就能达到，更何况近两年平均是9%，未来8年压力更小。何况按现有国家管理体制，统计局做出让领导和人民满意的数字，不算难事。但“小康”不只是一个GDP数字和人均目标，它是一个系统的指标体系，好在这个指标体系，没有国际标准，都是我们自己定。
改革开放3.0版的经济增长成绩是显著的，虽然有泡沫在，但是借改革开放1.0、2.0版的东风与基础上实现的。3.0版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得不够，没有使出全力推动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发展来实现现代化。而GDP崇拜现象更加严重，腐败现象更加广泛、深入、诡异，全民似乎不约而同地信奉“金权教”一样。
4．改革开放4．0版
4．0．标志性事件。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14日在北京召开。选举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在18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出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和军委主席。
改革开放4．0版从2013年才开始，以下内容只能说是一种期盼、愿望罢了，这种期盼和愿望是在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的推理，历史的必然就是这样，做或不做，矛盾就在那里，怎么做，13.4亿中国人看着在。
4．1．人民的期盼。“肃贪、治乱、共富”成为了人民群众急切的盼望，反腐败这杆大旗具有巨大号召力，反腐倡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否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问题，越来越成为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反腐败是众望所盼。
官员财产公开是很有效的防腐反腐制度，却得不到实施。许多贪官案发以后，冒出那么多财产，令人触目惊心。西方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其出发点是人性有恶的假设，而中国则强调人性善和“大多数人是好的”前提，只有消极作用，没有积极肯定西方的那种假设的积极意义，是中国反腐制度建设的根本性问题。
4．2．政府与市场。经济发展要实现调结构、转方式，最重要的是推动政府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其中，政府改革是关键。政府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而不要越俎代庖。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要分清，凡市场能有效做好的就交由市场去做。政府应主要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特别是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应是一个公正的裁判员，而不是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
市场不是万能的，有其缺限，需政府纠正缺限，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和凯恩斯主义都不不是绝对正确的。政府更不是万能的，发展经济不是政府是资本家、是创业者，政府的责任是制定规则，限制、打击社会负能量，发挥市场和制度的正能量。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建立，但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以及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没有充分用信息化技术管理社会，节约资源，仍然延用人工管理一套旧模式。
4．3．经济的质量。中国的商品市场化发展起来了，但要素和服务领域的市场化还相对滞后，土地、劳动力、环境和资金等要素价格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但能源、资源和环境对发展的制约也开始显现。在重视“总量”问题的背景下，提升“质量”的要求日益迫切。民营经济搞起来了，但在诸多行业和领域阻碍和制约民营经济做大做强的垄断因素也不断凸显。
从整体来看，在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的经济效益亟待提高，农产业还十分落后；第二产业产能过剩形势严峻，节能减排降耗任务艰巨；第三产业的发展仍然严重不足，我国的经济发展还走在粗放、低效的通道上。中国的资源生态环境的压力渐趋增大，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远未完成，转变发展方式也是征途漫漫，工业化还处于中后期阶段，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同样存在很多问题。
我们既要有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更要有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还要有走出去，不计算国内GDP的国际企业，力争40年内不计算国内GDP的国际企业创造的GDP与国内相当。而且，爱步退出加工贸易，高附加值商品成为社会生产的主流，经济多为“绿色GDP”。
4．4．三次分配。社会财富在飞速增长，但是，“蛋糕”的分配却不够合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根本扭转，社会保障制度依然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三次分配：
第一次分配必须实现“合法效益优先”原则。技能丰富和高级的人才，能够顺利地得到相对高收入，使社会基本分配制度是阳光下的积极分配，对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正效应。
第二次分配必须实现“调节适度合理”原则。政府对第一次分配在“人性和生存”意义上的公平调节，必须在适度合理基础上实行“劫富济贫”。适度，就是政府征税决不能使纳税人产生“有能力受打击、政府抑制高收入”的感觉，出现逆调节社会认识，征税不是“杀富济贫”，要力争“拔更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合理，就是征税的动机和指导思想，符合大多数人的社会公平心理。
第三次分配必须实现“乐于、鼓励、引导”原则。第三次分配往往人们认为只有道德性捐赠一类形式。其实，它包括道德性捐赠和非道德捐赠两类形式。道德性捐赠，也有三种，一种是捐赠人与受赠人直接面对面的直接捐赠。一种是捐赠人与受赠人不直接见面间接捐赠。间接捐赠人，只把捐赠客体捐赠给社会公益或慈善组织，由社会公益或慈善组织统一实施救助。另一种是义卖和义举捐赠行为。义卖和义举捐赠行为是一些捐赠意向强烈，而没有捐赠能力或乐于用自己的行为号召更多有捐赠意向人们，集腋成裘。非道德捐赠，是指捐赠客体的非道德性和捐赠行为不是出于道德本意的捐赠。捐赠客体的非道德性捐赠，是指通过非法、隐密、非正义的手段获取的不义之财，事后，在悔过、“善良”心理的驱使下，借“道德”之名，而出现的捐赠行为。捐赠行为不是出于道德的本意的捐赠，是指如博彩业所产生的效益用于社会公益性和救助性事业的行为。
4．5．深化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深化国企改革和打破行业垄断，这有赖于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赖于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建设现代化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有赖于打破地方政府的市场封锁和分割；深化要素和资源的市场化价格改革，有赖于放松和消除行政管理价格；建立公共财政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赖于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有赖于政府的有效监管和调节；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赖于政府不再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
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提供公共产品（社保、医疗、教育、住房）、构筑市场秩序和规则（法治、信用）方面，不能出现了“缺位”和“空位”。政府不能替代市场，市场也不能替代政府，如何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既要打破垄断资源，减少市场扭曲和负的外部性、更要减少政府行为的盲目性，降低改革的风险与成本。同时，要把一切成功的有效的改革经验和做法，及时上升为法律，以便更好地指导改革、推进改革。逐步把改革和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
4．6．发展速度要降。两位数的发展速度是不正常的，旧的发展方式造成的资源匮乏、环境破坏、投资和消费失衡、民众收入水平提高过慢、最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依然远未消除，我们实在不能继续走这条给我们带来巨大代价的盲目追求高增长的老路了，中国必须走良性发展的路子。经济增速不放缓，增长方式就很难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适当放缓增长速度。
作为经济大国，中国若能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速，已经相当不错了。中国将7%左右的经济增速保持至2020年，应该不成问题，因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关键是要又好又快发展，在好的前提下发展，不要追求太高速度。从长远看，高速度的代价很大，治理污染和恢复生态需要漫长的过程。
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政企分开、打破垄断。目前，一些国企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行业垄断，而垄断行业的改革特别难，因为它形成了既得利益群体。近些年来，权力部门存在甚或强化垄断，导致行政垄断未见削弱，反而扩张；不仅使国企改革进展缓慢，反而出现了局部领域“国进民退”的势头。这与市场化改革方向渐行渐远。
“转方式”的关键环节在于，调整经济结构，落实“五个统筹”，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速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摒弃高污染、高耗能的盲目投资。同时，需要顶层设计，更要顶层推动、顶层实施。尤其是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很强大，若非顶层发力，则很难撼动。
4．7．缩小差距。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比上一代人高得多，最上层人士分得更大一块蛋糕，除公务员和垄断行业外，连中上阶层的收入也相对萎缩，技能较低的人收入无论按相对还是绝对值计算都在萎缩。
理论上出生于占人口1%的上层社会之外的儿童跻身上层社会的人数，与出生于上层社会但未能保住地位的人数应该相等。但是，我国的上层的人下不来，下层的人上不去。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0.47，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仅在0.25上下。这已让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这个制度缺乏关怀，当前决定个人机遇的是其社会地位而非个人努力。因此，必须既要寻求扩大未能出生于富有之家人士的机会，又要遏制富家子弟所享有的部分先天优势。同时，任何就业机会公开竞是必须的程序。
为扩大机遇，一项最基本的措施是加强公立教育。基础教育要确保“一个也不能少”。高等教育靠天赋竞争，职业教育要政府兜底，把青少年人人培养成才，让每一位孩子在学习和事业方面都能“才尽其用”。必须保证绝大多数普通人家的孩子，都能进入职业院校学习，学会一技谋生，身怀多技养家。
4．8．缓解社会紧张度。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主要是与官员腐败相联系的非法高收入问题，以及城市和农村中低收入群体的赤贫化问题。近年来相当一部分底层群众的收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国家预算和银行体系在满足分配需求方面存在体制局限性，二是对土地和劳动力的使用进行管理时发生了扭曲。
中国的银行体系为国有企业提供大部分资金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矛盾。国家预算在提供公共经费方面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满足不了教育、卫生、社会福利与保障需要，尤其是在一个绝大部分资源都由国家控制的条件下。中国预算仍然是生产性财政，不是公共财政，其结果就是，公共支出与福利支出不足，它在GDP中所占比例不足同级别国家的一半。
没有哪个社会阶层比中国每年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和2.5亿农民工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社会压力，他们无法拥有普通城市居民所享受的服务和就业选择。随着年青一代人的成熟（这代人没有经历过改革前的苦日子），在一个正在步入现代化的中国，他们的“半公民”身份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理想与抱负。
地方政府在缺乏结构性房地产税作为收入基础支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急需获得收入。因此，他们不得不将土地使用权廉价出售，以实现预算平衡。地方官员一方面从所有者手中低价买入土地使用权，另一方面高价卖给开发商，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获得的收入可达最初支付金额的无数倍。这一过程给腐败分子造就了大量的可趁之机，因而破坏了民众对于当局的信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爆发社会抗议活动，如乌坎事件。
4．9．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关系；二是从“增量改革”迈向“存量改革”；三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和“市场”的边界；四是把握好“顶层设计”与“底层首创”的关系。
改革开放是未来半个世纪的主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主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开展改革，完成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任务，是2020年前的中心工作任务。同时，在处理改革中的社会关系时，完全可以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培养自己的市场经济知识人才，科学发展，科学改革，科学管理。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中国经济总量2020年将达24.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当年23.3万亿的水平，不过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强调，中国届时人均国民收入约为1万美元，只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1/4。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任重而道远，人均国民收入没有达到2万美元之前，我们始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官严，与民善，力争不卷入任何军事冲突，在世界上始终坚持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策略，做人要低调，做国家同样要低调。
改革开放4．0版小结：在4．0版的期盼与愿望中，没点到户籍改革、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农业现代化、养老与养老金缺口、高房价等亟待政策调整的问题，那是因为在宏观改革设计中已包含在其中，任何一项改革都牵涉到方方面，具体问题只是改革的切入点的选择，是纲与目的关系，这是领导科学与艺术。
例如高房价问题，这么高的房价对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不利的，世界上80%的经济危机是高房价引发的，如果中国现在的房价在短期内陡降50%的话，必然出现经济危机，银行倒闭，社会恐慌，劳动者失业。因此，高房价只能是慢降。而慢降高房价只能是疏导，开辟新的房源，满足低收入人群的刚性需求，再实行限居、限售，最终实现限价的目的。
又如财政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问题，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就要增加地方收入项目，其正确道路就是开征新税，如财产税---房产税、遗产税等，房产税涉及房地产政策调整，遗产税涉及第二次分配问题，再分头从房地产政策和收入分配深入改革下去，就更复杂了。改革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科学。科学发展观本身就包括科学改革观的内容。
而且，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永远也不能绝对分开，整个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是一个大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经济改革可能带来政治效果，政治改革可能带经济效应，效果与效应，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好的出发点，不一定就有好的结果，从不同角度看，没有绝对的好事与坏事，要以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定。包括本文对改革开放事业涉及的时间跨度从34年前到2012年，三个版本，如果说是史，它不是史，因为只是个人看法，可以争论、可以批判；但它又是改革开放史实的点评，却又不是定论。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引导读者回眸历史，以鉴未来。
从历史进程看，改革开放4．0版，不可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建设的党”向一个“普通执政的党”转变的起点，再经过30-50年的努力，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建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或超过4万美元以上，国家政治生活实现开明、文明、民主的社会管理，中共即成为一个“中国全民公共的政治组织”，以其政治理念和营造的文化引导人民过上幸福富强的日子，中国成为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中心。
2012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