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凤凰卫视的“名人面对面”栏目，播出了对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的专访，看后感慨良多。南科大是一所肩负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重任的新型大学。因为它秉承了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比如去行政化、办研究式大学、培养国际化人才的目标，相对目前的中国大学体制，这些理念的改革意味是很鲜明的，当然也是很艰难的使命。作为南科大的首任校长，朱清时曾经在国内顶尖的中科大当过十年的校长，是响当当的副部级干部。由于创办南科大的许多理念与现行的大学体制有着很多的冲突和背离，因此整个筹备过程应该说是步履维艰。教育部对其办学申请有诸多不满，迟迟不批，导致其招生不能列入国家计划，自行招生的学生也不可能拿到国家认可的毕业文凭。即便如此，这所肩负中国大学改革重任的大学，还是在没有拿到权威批准手续的情况下，强行起飞，招收了建校后的首批学生。后来，在全国舆论及民众要求支持改革的呼声中，他们终于拿到了姗姗来迟的办学批准手续。

尽管他们走的是一条全新的办学之路，困难是可以相见的，但却一定是充满希望的。如同他们所在的深圳特区一样，好多东西在国内是新的，但却有国外很多成熟的办学经验可供借鉴。关于去行政化的问题，大概是国外大学无法想清楚的一项任务，但对于南科大说来，却是必须面对和突破的一个严峻挑战。因为国内各行各业盛行的是官本位，政府主宰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学因为是靠财政拨款生存的，因此当然属于必须遵循官本位规则的体制内机构。对于以培养人才为真正使命的大学而言，如果不能打破官本位，学校的大事均由具备相应行政级别的各级领导来左右，真正负有育人使命的教授却不能主导学校的教学与科研，而是必须要听命于各级官员。这势必形成一个巨大的悖论，因为教授的使命与官员的使命在本质上是完全背离的，官员遵循的为官之道是要凭业绩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理想的职位晋升，其外在表现就是大学的楼越盖越高，学生越招越多，校园的面积越扩越大，以致出现了一些大学入不敷出、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状况。而教授需要的教学和科研条件却不被重视，他们在学校人微言轻，以致出现纷纷脱离教学科研第一线，去行政部门当官的畸形状态。处在这种官本位的状态下，大学又如何能得到健康发展呢？

南科大要走去行政化的改革之路，想法和目标令人振奋，但其艰难程度也可想而知。因为在整个社会都奉行的是官本位的环境下，一所大学要出污泥而不染，又谈何容易呢？尽管朱清时校长原来的级别并不低，社会影响也很大，但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下，既然你在客观上是体制内的一部分，如果要选择一种不同于别人，甚至与体制规则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是否走得通，现在还真是个疑问。当年在深圳办特区，最后能杀出一条新路来，其根本因素之一，不还是因为有“邓大人”的一言九鼎吗？如今邓大人早已经驾鹤西去了，东风是否还能借得到呢？我倒是觉得还是有可能的，这个力量不会再出自某个“大人”之手了，因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巨人”已经成为了历史。但因为如今的网络空前普及，民众和舆论的力量完全可以成为推动南科大改革发展的巨大力量。（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