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分子的思索已经不少，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是需要一帮思想者、一帮知识分子的，也必定可以容忍他们的存在，这一点叶赫那拉氏懂，袁世凯懂，蒋介石也懂，唯有毛泽东不懂。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文化知识界的风云人物大都入土为安。无可否认，他们中的每一个参与者的人生都是跌宕起伏、慷慨激昂的，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从他们身上一是可以获得学识知识，二是汲取精神力量，在今天看来后者的意义远大于前者。他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与民族的兴衰是合拍的。
       忆民国初年，西学汹汹东来，民主科学响彻神州大地，自由政治也已初见端倪。时代让这批人的出洋留学成为可能。但同时他们的思想根基是中国的，他们的教育基础是传统的。国家民族的观念在他们心中是占有最崇高的位置的，所以他们学成后大都会选择归国。国内的政治社会现实与国外成熟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落差是巨大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研究社会问题，去探究我们落后的原因，去表达他们的政治社会理想并由此产生了对现行政权的不满。而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标榜民主、自由、进步的在野党领导最贫苦的无产者开展了针对现行政权的反抗革命。现存政权不是他们满意的，现存政权的灭亡也指日可待。一时他们——这批追求民主、自由、进步、人权、博爱的知识分子作出了令千万世扼腕的选择，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新政权，起码是没有逃避新政权。于是有史以来一个最悲惨的时代从天而降，中国乃至世界知识分子最无奈心酸的一页开始了。
       从任何一个理性的角度上看，任何一个政党都是没有这样的理由执行这种疯狂的政策的。但这的确在四十年前的中国大地上真实地发生了。这必定是有一股混沌、模糊却又顽固的个人力量在支撑这种疯狂，毛无疑就是这种力量的始作俑者。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毕业于湖南长沙师范的他无疑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这种对同类大开杀戒的疯狂举动还真是让正常人难以理解。
       透观他的一生，可以发现，知识分子的确给了他个很大的刺激，让他很反感。长沙读书时的他，是很激昂得意的，此时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还是正常的，理性的。后来到北大，毛期望能以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身份融入真正的知识分子队伍之中。在大师云集的北大，有可能接触这么多的大师，刚开始，毛一定是十分激动的。但不久他就发现大师们对他这个满口辣椒味、开口农村革命大话并且还十分自负的他并不感冒。据说，有一次他向胡适请教时，胡的表现也是很冷淡的。这里发生的一切令他很是自卑。也许就是因为这一段“碰壁”的经历让毛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不满。
        再有就是在井冈山时期，中央迁到苏区后，给了本来独立王国的毛很大的束缚。随后毛在党中央受到了很大的排挤，一度削官为卒并险有牢狱之灾。而此时给毛带来威胁的正是留苏的那帮人像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等，都是清一色的高级知识分子，是“海归”。特别是王明这个拥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特派员更是给了毛心理和事实上巨大的压力。王明、博古、李德这帮知识分子的瞎折腾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中共历史上血迹斑斑的西窜行动。此时的毛只是一个犯了路线错误的留党察看的普通党员，政治上没有任何地位，甚至生命也时刻受到威胁。遵义会议确立了张闻天在党内的领导权，也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毛在军政上的地位，这给毛的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并积极从事倒毛的活动，反对现行中央反对毛。王明的活动严重影响了党内团结，同时也给毛的地位带来了很大的太的挑战。于是毛在1942年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次整的就是王明的风，彻底地消灭了毛在政治上的对手，初步确立了毛的神的地位。这段毛与留苏知识分子斗争的复杂经历更是大大加深了毛对知识分子的不满与歧视、愤懑与妒忌的排斥心理。
        综上，日积月累这种畸形的心理发展到最后就酿成了“反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民族大祸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与二十世纪另一个大独裁者——希特勒仇恨犹太人似乎是一个道理，西方的毛的畸形心理发展到最后疯狂地发动了二战、大肆屠杀了百万犹太人。而这个东方的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无穷无尽地发动了“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派”“反右倾”“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四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至少饿死三千多万人、整死斗死上千万人、使上亿人套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特别是知识分子更是史无前例地沦为“臭老九”。几百万知识分子住进了牛棚，将大好年华甚至生命浪费在了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就是他们这两个神经敏感、精神紊乱人酿成了二十世纪人类最悲惨了两个记忆。
       再说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群善于思考，乐于付出的群体。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一—他们凭他们的专业技能谋取一份生计，过上一个中产阶级生活是不难的。但维系这一群体渊源的秉性决定了他们不能坐视反动与不公，不能坐视无知和倒退，于是他们中的一个一个拍案而起，怒目相争。他们争得并非是自身的利益。而是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形成，这是一种高贵的忧国忧民的精神。这种血液从范仲淹流到胡适，从顾炎武流到顾准，从林则徐流到储安平，从陈宝箴到陈寅恪，从士的阶层流到了知识分子阶层，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反应一个社会的良知。 

       最后真的希望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世世代代地在社会中扮演好自己为民请命的角色。只有这样我们的明天才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