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十八大会议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我们如果想知道十八大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得看当前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什么。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上从一个积弱不振的国家迅速崛起，我们超过了欧洲列强，赶上了日本，我们经济GDP排名全球No.2。中国经济的快速飞升，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世界经济奇迹。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有很多的偏颇。经济发展带来的系列问题大致可以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是当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首先，经济的发展没有带来社会综合的发展。我们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城乡差别依然存在，甚至加剧。拥有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农村，在国家投入的财政支出中仅占七分之一，有时候甚至不到七分之一，只有十分之一左右，所以这就造成了城乡的极大差距。这种不均衡，对我们公民来说，是不公平，它体现为在同一个国家，享受不同的待遇，这个待遇表现为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等等，特别是教育。
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社会不均衡依然存在，特别是城乡差异，这种不均衡也造成了一种社会心灵的裂变。我们体制的发展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前进，我们很多政治体制在20年来没有特别大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当前来说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经济问题最终都指向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说是当前的一个最大问题。
另外，社会进步与文明的提升，没有随着经济同步发展，这是一个隐性的问题——全民的精神焦虑，心灵沙漠化。这表现在人人自危，大家都生活在一种不安全的状态。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文革时期的政治迫害，对精神的迫害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政治给我们造成的心灵的阴影已经没有了。但经济上给我们心灵造成的压力却日趋严重。像在中国出现的毒食品事件，三鹿奶粉，毒馒头，毒胶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让我们的心灵感到很疲惫。再者，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信任。人帮人，人助人，这种现象愈发稀少，人对人的防备成为一种常态。人与人之间这种疏离关系，让我们感到很焦虑。三是，官民之间，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在降低，甚至构成社会主要矛盾。
这几点综合起来看，我们整个社会要求文明程度和体制的改革创新与人民期待的愿望还有很大的落差，我想这些都是下一届政府要优先考虑的问题。每月每周都有大量不可预见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可见社会矛盾的尖锐性与紧迫性。
可以说改革是下一届政府绕不过去的一个坎，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有句俗话说到，不改革就是等死。我们每年有上万起的突发事件，这些突发性事件，小到拆迁，大到部门利益之争，这些归根到底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因为体制上得不到保障，所以农民的土地经常被地方政府随意的征用，政府违规事件不断发生。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不对农民土地进行产权明晰和保护的话，这种违规行为还会继续下去。这么多的突发性事件，很难说哪一件会引起重大的骚动，这对国家而言将是一种灾难。因此改革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
下一届政府在考虑社会文明发展的同时和政治体制创新的同时还要考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现在，产业链条转移的比较优势，中国已经丧失殆尽，中国这种后发优势慢慢已不再成为优势，与东南亚等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丧失。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恐怕是下一届政府必须马上面对的问题。
无论是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是在解决一个发展和持续的问题。我们下一届的中央领导，依然要考虑可持续发展。只不过与原来的可持续发展，怎样提高生产力，怎样创建发展的综合环境，下一届政府会更多的放在人文的层面，怎样发展我们的文化生态，让老百姓有一种心灵的满足，幸福的认同，安全的自信，这将是我们未来中央要考虑的问题，即建立一个文化生态，在文化生态下进行经济的发展，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文经济。
综上所述，一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比较优势失去后，怎样获得经济发展的全新的第二动力，二是如何建立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文明大国，实现市场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这两点都是难点，也是重点。
2、习近平副主席经历对其执政理念有何影响？
习近平在年轻的时候在延安插队7年，有了这种深刻的认知和体验，使他未来在农村的政策制定上，农村的发展上，有一个更加成熟的，可行的，稳健的政策改进，能真正把三农发展放在国家核心战略上进行推进。
习近平副主席曾主政浙江，该省经济基础原来非常薄弱，是在这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二十几年到三十几年时间里迅速崛起为中国经济的大省强省，这与当地人市场的意识是分不开的。所以浙江人是最具有市场意识的，也是最了解市场经济的，是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弄潮儿，最成功的实践者。从这些角度来说，市场经济对习主席的影响，或者说，习主席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应该说是非常充分的。所以，习主席在将来制定国家政策时，我想，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其重要的经济措施和手段。而且他会对市场经济把握得更好，运用得更好，发展得更好。
3、未来中国中央政府将如何解决腐败问题？
习副主席应该说是非常廉洁的领导。他这种廉洁主要是靠自律，靠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是，腐败的问题如果仅靠道德修养是远远不够的。不能要求我们每一个领导都像习副主席一样洁身自好，两袖清风，我们在防范腐败方面更多的是靠体制，制度。
我们当前反腐败的最重要的措施是体制内监督，而最大的监督是民众的监督，如果启动全民来反腐败，腐败自然无处可藏，腐败分子无处可逃。
同时我们应当深刻分析造成腐败的原因。腐败的产生是由于权力的寻租，如果让这些领导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有一种制约，我们常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只有消除绝对的权力，给予相对的权力，腐败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单靠体制内的反腐败，或个人自律廉洁都解决不了实质问题。所以，我们期待反腐败制度的创新和体制的突破，只有实行全民监督才能标本兼治。
4、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以前的韬光养晦转变到有所作为，那么中国会怎样加强其外交政策呢？
中国对一些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加强其有所作为，从而产生了中国“威胁论”，这个您怎么认为？
实际上韬光养晦大都是民间的理解，以前不韬光养晦也是不行的，因为中国没有实力还。中国现在发展了，但并不意味着你经济强了，军事强了，就可以去展示你这种能量。中国自古就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里讲到的“有所作为”是说涉及国家利益时，中国表达了一定的国家态度和国家意志。比如，在对待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岛问题上，中国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因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这是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原则，这在民间是有广泛认知的，如果这时政府不主张国家权利，那么人民会认为政府无能、懦弱。但在黄岩岛，钓鱼岛问题之外，中国政府的声音还是非常温和及中肯的，中国的有所作为是在国家利益的范围内去主张国家利益的保护，并不是去显示自己的霸权，没有任何大国的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表现及倾向。现在即将来，中国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这样的历史。中国一直坚持的是恩泽四方，更多的是跟周边国家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和睦的友邻关系。
这个不能理解为中国威胁论，中国不会威胁任何人，之所以说中国威胁他们了，是因为涉及到了中国的既得或潜在的国家应有的利益了。比如，以前有些问题不突出，没有人提到中国威胁论，但现在是有了钓鱼岛的问题。对于钓鱼岛的问题，先前我们是搁置争议，意思是先不谈这个问题，等我们有足够的办法了再解决。但日本突然把钓鱼岛“国有化”，这突破了我们双方默认的搁置争议政策。比如，我们的黄岩岛，这些岛屿很多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像菲律宾这些国家以前没有主张，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其中的经济利益，然后，他们就主张岛屿是他们国家的。在这种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中国显示出强硬的态度是拥护国家权利的需要。但是不是中国面对这些问题就一定要诉诸战争呢？其实不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显示自己的强硬让双方回到谈判桌上。比如我们跟菲律宾的问题就是这样，虽然我们出动了渔监船，但是我们不是要发动一场战争，而是希望双方能够和平共处，坐在谈判桌上谈判。谈判的办法永远优于战争的办法，我和你都知道战争带来的破坏性，这不是中国政府及老百姓所希望看到的。中国人民从内心上来说是平和的，但是这种平和往往会被民族情感所激化。比如说钓鱼岛问题，出现了全民游行。这是因为在老百姓内心深处都有着国家受辱的屈辱历史。中国和韩国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两个国家只有友谊，没有血债，中国也想和日本友好下去，但前提是日本也得有这个认罪态度。中国被日本欺凌的历史，让我们每个国民铭记在心，那种撕裂的伤痛在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是一种煎熬。所以当抗日游行的时候，每个人都从内心里呼喊一声“拥护国家主权”，这是人的本能，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去打日本，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是东方人平和的特质，儒家的文化讲求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我们内心深处所崇尚的这种传统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