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的宣传管制严苛，是有历史传统的。记得文革前上小学时，就被灌输了许多强烈的阶级斗争烙印，知道“国际上的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帮更是磨刀霍霍，时刻妄图反攻大陆”。因此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要时刻握紧手中（红樱）枪，坚决抗击任何敢于来犯之敌。现在讲来像是一段黑色幽默，当年却是国人在那种血淋淋的阶级斗争教育下的高度警觉呀。那时的物质严重短缺，有钱买不到东西是正常的，几乎所有商品都是计划限量供应。而在精神领域中，文化生活更是单调的可怜，惟一知晓外部世界的渠道就是通过收听广播了。

但当时的电台选择极少，只有中央及本地的几个台，因为朦胧间知道通过收音机的短波可以收听到国外的对华广播，内心中对传说中的“美国之音”还真有几分期待呢。所以当时特别渴望能拥有一部可收听短波的半导体。其实那时家里的“红灯”牌收音机是有短波的，但因为那是被家长控制的，想收听“敌台”自然绝对受到禁止。尽管收听短波的行为是一种被当局严禁的‘反叛’行为，但因为有许多人都在听，并因此知道了许多国外的事情，更由这个途径了解到了许多国内事件的另一种真相。现在想起来，那个年代的国人真是很可怜啊，每天受到的教育就是“听党的话，做驯服工具，坚决执行不走样”。

文革结束后，自己也想过这样的问题：当年那样的思想禁锢，真的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吗？人家都在一门心思搞建设，为自己的国民提高生活质量呢，有谁真是在以你为敌呢？恐怕是自己吓唬自己的成分更大些吧。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宣传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如果让国民知道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我们生活的并不比人家好，反而却差得远呢，那我们一直高喊的许多骗人的东西不都现了原型吗？由此也验证了这样一句真理：掩盖真相的真实原因是心中有鬼，是一种内心虚弱的表现。真是不明白，那样一种噩梦般的生活场景，现在居然还有人留恋，真是不可思议呀。

坦白地说，我们党执政已经六十多年了，中国也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的许多当权者在骨子里似乎总是发虚，总是津津乐道于我们取得的成就，回避或讳言我们社会中的问题。难道我们这些领导不知道“知耻近乎勇”的古训吗？谁能做到完美无缺呢？总是把自己看得那么完美，这个社会进步的动力不是缺失了吗？明明有问题和瑕疵却刻意回避，文过饰非，这不正是虚弱的表现，更让人瞧不起甚至嘲笑嘛。有时也想，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那些精英级别的领导们能不明白吗？他们为啥硬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呢？的确，他们都是在装，内心他们也懂得，共产主义的信仰遥不可及，属于乌托邦式的空想，但既然已经喊了那么多年了，完全放弃，是否会显得连个信仰都放弃了的政党，太过现实和庸俗了呢？其实，许多百姓也是清楚领导们的苦衷的，有句老话说的好：一句谎言有时要靠一万句更大的谎言来园的。我们中国今天的许多事情大概要用这样的道理来诠释了。

还是要继续说我们内地的宣传管制，这么多年来，内地一直是坚持党管宣传的，党委的宣传部并非是一个政党的内部宣传部门，也是国家的宣传管制部门，全民的喉舌管制部门。所有的报社统统都归属为党报，不仅总编要党来任免，重要的文章，重要日子中的版面安排，也都是党来决定，这是一种怎样的全面管制啊。其实也曾经有过不这么严格控制的时候，1989年那场风波之前，舆论的氛围曾经很宽松，但风波之后接受了教训就又紧了起来。为什么要进行如此的管制呢？谁说假话、谎话、蛊惑人心的话、违反宪法的话，处理他、惩戒他不就行了吗？为啥干脆要绝对禁止呢？答案只有一个，怕真话说出来，让当权者的面子不好看平心而论，当局也并非完全禁止说真话，但为了稳定，有些即便是真话也未必能说，或是别马上说，过一段时间再说可能更合适吧。

真是难为这些宣传大员们了。于是，他们围追堵截、封杀、删除，撤职罢官，无所不用其极。就连总部在自由的香港、由国内出去的一群优秀传媒人创办的凤凰卫视也是处境艰难啊。他们披荆斩棘，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赢得全球华人由衷赞誉的同时，尤其难得的是也获得内地高层的首肯，经常有常委级的人物给凤凰以赞誉。然而，就是这样一家体制外的卫视，它却也难逃经常被局部封杀的噩运。其实，凤凰每次被某地官方封杀或限制落地的缘由，并非是它散布反党情绪，或是对党的领导有所不恭，仅仅是因为它不停招呼，曝光了某地的官僚主义、腐败堕落的真相而已。都是一些根本说不出来的理由，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通过控制舆论来稳定统治的做法，当年国民党在大陆期间堪称典范，结果如何呢？还不是失去民心，灰溜溜地跑到一群小岛上去了。历史竟有惊人的相似，如今，那些聪明的当权者也想通过混淆视听、封杀舆论的办法，实现愚民的目的，让百姓都老老实实地逆来顺受，结果究竟会如何呢？恐怕这些正是今后要实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革除的恶性疾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