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勇平的同情也是民意的表达

王勇平被停职了，一时间王勇平又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公众对王勇平的停职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这种同情同样是民意的表达。

昨天我写了两段微博：“记者会上王勇平一脸憔悴，已经是‘弱势’了，但记者、老百姓不买账。现在离职了，倒成了真的弱势，赢得同情。”“发言人也应当锻炼培养，只有多锻炼才知道怎样面对公众，面对媒体。换了新人就一定比王勇平强！？”

假如把整个事件倒回去，记者会上并没有记者追问，一切都是“例行公事”，顺顺当当，那么王勇平也就不会不被停职，这个因果关系是非常明确的。正是有了记者的穷追不舍，“723”事件的发展出了重大的转折，铁道部退出了事故调查组，由国家安监局独立组织调查；事故的善后经济赔偿几乎也翻了一翻；高铁的运行速度减慢了；问题动车被召回了；6月17日国务院高速铁路及其在建项目安全大检查动员部署会议召开了，从这一系列的变化看我国的发言人制度是起了巨大的作用，不仅是媒体，公众都参与监督，这是前所未有的生动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是过去从没发生过的。

王勇平面对记者的回答：“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这些回答都已经成为今年网络热门流行语言，也让铁道部很不好受。

王勇平的回答确实让公众大失所望，有评论说这就是“铁老大”的一贯作风。现在回顾这一切我又有了新的理解。作为新闻发言人向公众公开信息，这是必须的，但新闻发言人所讲的一切也都要为其供职的单位负责，更多的意思是在表达领导立场和意志，因此讲话不能任意发挥，发言人也有权利为其单位辩护。此后铁道部也有表示说王勇平的发言并不不当，因此王勇平被停职确实属于无辜。

人民网有一篇评论说：“2003年的非典危机，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起点。2004年底，国新办第一次向社会公布了75位新闻发言人联系电话。经历‘七年之痒’，如何推动中国新闻发言人步入成熟期，如何变革新闻发布体制中的制约因素，让信息更加透明，让更多真相浮出水面，在‘回应社会关切’有更大作为，是我们不容回避、亟待解决的。”

我觉得能不能透明并不完全是靠发言人怎么说，而更重要的是发言人所代表的单位领导究竟想公开多少信息，如果信息公开的瓶颈不能打通，领导的顾虑不能解放，领导的顾虑越多，那么发言人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这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较为健全的国家也是这样。

铁道部发言人将易人，新发言人究竟怎样？还是取决于铁道部领导思想的解放。并不是全国各级政府的发言人应该在这件事情中汲取什么教训，而是各级领导在更多的公开信息方面要进一步打消顾虑，解放思想，这样中国的政治民主就会进步的更快。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八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