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再读《异端的权利》
一本书，1987—2011
读完一本书，留下一段文字，或者留在封底，或者留在扉页，或者三言两语，或者专成一文。算是一个总结，记录心情、感想、认识、收获、疑问、批评；有时仅仅是个了结，在日常繁杂而无序的生活中，总算做了一件有意义或者无意义但会留下一些印迹的事情。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可以接着做以后的事情了，读书或者不读书。
第一次看到斯蒂芬.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北楼后面小卖部边上的新华书店。那时的书店还没有开架，买书看书要请请示营业员。营业员的脸色总是一贯的数九寒冬，因此开口之前总要踌躇再三。看到那一本小书安静地躺在那里，它的名字很别致，封面很素洁，设计显得朴拙。鼓足勇气，终于将那本书拿到了手上。那是1987年版的《异端的权利》，赵台安、赵振尧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翻了几页就放在枕头边，这样一部文化史性质的报告文学，对那时认识能力低下的我来说是个挑战。后来在《世界文学》或者《新观察》上看到
我初次阅读这本书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正是一个精神激荡、风云际会的时代。一个开放的世界正在到来，新的思想和观念蜂涌而至；但是作为既得利益的维护者和守护神，旧的思想观念还保持着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还在竭力控制思想和观念的纯洁。斗争在或明或暗的很多战线展开，包括教室、宿舍、街角、广场、报刊、书籍，等等。那时候《异端的权利》在中国的出现，可以理解为对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一种呼唤，对文化暴政和思想垄断的一种挑战。不过，说实在话，那个时候思想文化界的环境相对来说还比较宽松比较自由，各种思想和观念都有表达的场所。从1986年底开始，形势渐趋紧张，因此《异端的权利》似乎也在预示着某种担忧。
我再一次阅读《异端的权利》已经是20年后的2007年。我经常到广埠屯菜场楼上的书店看书和买书。那一次，看到《异端的权利》时，有些邂逅老朋友的感觉。我想我应该再次读一读这本书了。想不起来原来的那本书藏在哪里，于是买了一本新的。这本《异端的权利》由任晓普、方红、尹锐翻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出版。迄今为止，这本书我已经读了四篇，扉页上记载着阅读时间：2007.7.9,2007.8.25,2008.6.3,2011.6.28。书页的空白处已经被我写满了标记和题注，评价和感想，再次阅读我得再买一本新书了。
20年间，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广度、深度和激烈程度可能是历史上最巨大的。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现代化是一个颠覆性的过程，传统和传统所内涵的那些东西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尽管新世界除了迅捷的速度和丰富的物质之外没有承诺任何新的东西。就思想文化界环境的自由度而言，与20年前相比似乎要好一些。控制依然，但技术进步似乎增加了控制的难度。不过变化还是明显的，那就是思想文化界越来越缺乏思想和文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现在的思想文化界实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过是表面形式和官样文章，在商品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只有一种文化具有生命力，那就是金钱；只有一种思想观念具有合法性，那就是利益。马尔库塞所预计的那一切，技术进步带来的集权和专制，一个单向度社会的形成，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有了充分的表现。我一读再读《异端的权利》，倒不是担忧正统对异端的迫害，而是担忧异端消失之后的世界将会陷入单调和危险。
正统和异端
作为文化史性质的报告文学，《异端的权利》讲述的是宗教改革家加尔文迫害宗教异端塞文特斯以及卡斯特里奥为塞文特斯辩护的故事。加尔文被任命为日内瓦的“圣经解读者”之后，获得了对日内瓦宗教和政治的实际控制权。他希望建立一个在物质和精神领域都绝对统一的基督教共和国。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只有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行为方式，那就是信仰上帝，将人的生命奉献于荣耀上帝的过程中。在基督教的观念里，罪性是人的基本属性，从出生到死亡，人无往不在原罪中；为了获得拯救，人必须从精神到肉体上绝对信仰和服从上帝。加尔文为日内瓦人民制定了详尽的清规戒律。一切与人的欲望的满足有关的消费或者娱乐都是非法的，从服装的式样、材料到建筑的格式、风格，从人的一日三餐到所思所想，无一不在严格控制之中。所有的节日取消了，所有的娱乐和艺术，从赌博、游戏、舞蹈到诗歌、音乐、绘画，都在禁止之列。加尔文将所有人看成是处于罪性当中不能自拔，只有他自己有着崇高的道德，完美的人格。作为“圣经解读者”，他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他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加尔文不仅是一位宗教改革家，还是一位政客。实际上，他将这两者完整结合起来，利用政治维护宗教，利用宗教维护政治。
这样一位绝对的理性主义者和独裁的统治者，绝对不能容忍任何对他的思想和观念的怀疑和批评，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权威的挑战。塞文特斯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位医生和神学家，在宗教改革的浪潮中，提出自己对基督教教义的怀疑——他不相信不承认“三位一体”公式。如果仅仅是怀疑基督教教义，加尔文也许还能容忍，关键是塞文特斯试图颠覆加尔文的权威。加尔文因为他的《基督教原理》而确立了在神学领域的权威地位，而塞文特斯居然写了一本《基督教原理补正》，将自己置于加尔文导师的地位，对加尔文的著作进行批评和指正。这是对加尔文权威的公然嘲弄和挑战，当然是加尔文所不能容忍的。加尔文利用各种光明磊落和卑鄙下流的手段，将塞文特斯逮捕、关押、审讯，最后处以火性。卡斯特里奥作为一位神学家和人文学者，因为对加尔文权威的怀疑，受到过加尔文的迫害。塞文特斯被处死后，出于对自由的维护，对独立的尊崇，卡斯特里奥以微薄的一己之力，对加尔文进行控诉。他的斗争，虽然没有危及加尔文的统治和控制，对宗教宽容精神的宣扬还是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统和异端，总是相对而言。正统是已经取得话语控制权甚至垄断权的方面，而异端往往是为正统不相容的尚未取得话语优势的一方。基督教最初无论在耶路撒冷还是在罗马都是异端，直到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大帝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才成为正统。新教在取得对天主教的胜利之前，也是异端，只是在取得话语优势的区域，才成其为正统。饶有趣味的是，英格兰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最初将新教视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亨利八世的好友，杰出的人文学者托马斯.莫尔也曾经担任过他的爪牙，疯狂迫害过新教徒。 后来，出于政治需要，亨利八世改信新教，天主教和新教交换了正统和异端的位置。
所有的正统都以为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其他的解读只能是耸人听闻的歪理邪说。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与自己的视角有关系的，而视角的选择往往受到利益、能力、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人们总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利益或者认识能力或习惯的方式来解释现象，解读经典。就圣经而言，其丰富的内容、广泛的范围、深刻的内涵，为人们从不同视角进行解读提供了条件。不同的人从解读圣经中得到不同的认识，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情。所以，所谓正统或者异端之争，或者说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而将一切与自己有差异的观点视之为异端，其实只是狂妄和霸道。这里没什么公正可言。
正统为完成其统治和控制，往往会借助于独裁和霸权。不过，对公正和真理的追求总是一种潜力巨大的力量，从卡斯特里奥身上，茨威格还是保持着对人类的信心。“好在独立不群的思想意识常常像一个神秘莫测的幽灵、像让人难以察觉的空气一样，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我们一切意识和原则当中，顽强地生长在那里。尽管那些有暴力倾向的人想入非非，总觉得自己能让这个神秘的幽灵服从自己的指挥，可是有压迫的地方往往就会有反抗，巨大的压力总能导致最强烈的爆发。无论如何，人类总还是能保持独立的良知，不会被毁灭殆尽——这也是令我们略感安慰之处。正是基于这种难以泯灭的独立良知，独裁与专制无论怎样残暴，都无法让某一种世界观永久地统治这个世界。”
异端和宽容
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和房龙的《宽容》都出版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是一个暴政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这两部著作的主题就是在暴政的背景下呼唤宽容，鼓励人们对宽容保持信心。
我差不多每个学期讲到经济学的“异端”的时候，都会提起《宽容.序言》中的那个故事：在无知的山谷里住着一群人。数百年来，那里的人们生活幸福美满，安宁祥和。可是每一代人当中，总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人，不满于这种美好而平静的生活，而向往一种哪怕不确定但不一样的生活，于是他们离开山谷，爬过山巅，进入遥远的草地、沼泽和森林。好像从来没有人成功过。放羊的人追踪失踪的羊群的时候，看到的是从山巅到草地和沼泽及森林的累累白骨。几百年平静地过去了。有一年，天降大灾，山谷里再呆不下去了。山谷里的人从来没有设想过别样的生活，没有设想过离开山谷的未来将会如何。他们一时间手足无措。牧羊人想起他所看到的累累白骨，说，也许在另外一个世界有着不一样的生活，也许逃出去的那些人当中有的成功了。于是他们沿着白骨铺就的道路往外走，终于找到了新的生活。最后拯救无知山谷人们的，实际上是宽容的精神。如果没有宽容，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们不会有逃跑的机会；如果没有宽容，甚至历史都可以被抹灭，人们将会失去对历史的记忆，那么就不会有最后出逃的机会。
这学期学习小组讲完新剑桥学派，我做了这样的总结。“在经济学的历史上，新剑桥总的来说是一个异端。他们的核心思想，不是要对新古典进行简单修补以适应时代，实际上，他们希望颠覆整个新古典的世界。当然，他们并没有成功。说起影响，新剑桥似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他们的核心理论没有进入主流；他们的政策也没有得到认同，从而没有对任何国家的政策实践产生影响。像新剑桥这样的异端的存在有没有意义呢？有。异端的经济理论的存在，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经济运行的选择，他们的政策观念，也同样可以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比如，当新古典的框架无法给中国目前极端的收入差距问题提供合理解释的时候，新剑桥的分配理论可以成为一种选择。”
其实，在经济学领域讨论“异端”有些牵强附会。经济学总是意味着自由主义。这样说，一方面指的是经济学产生自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辩护，另一方面指的是经济学本身的自由竞争精神。在经济学中，存在着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成为主流的，不过是有着更强竞争力的理论和学说；而处于非主流地位的，不过是竞争力相对不足的理论和学说。由于技术进步及经济组织的变迁，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引起利益结构的调整，作为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其主流或者非主流的地位也会相应发生变化。由于经济学本身的自由和竞争精神，任何一个学派或者学说不可能取得绝对的话语权，也不太可能利用暴政实现控制。除非相应的学说成为集权和暴政的工具。所以，在经济学的历史上，总有一些“异端”会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影响。
语言和暴力
我一再阅读《异端的权利》，不仅因为历史和政治、宗教和文化、自由和宽容，还因为茨威格的语言。最近的几次阅读，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茨威格语言的吸引。在茨威格的笔下，人物描述的生动和形象，情感抒发的激烈和狂放；尖刻的嘲弄，犀利的批判，热诚的赞誉，真诚的同情，这一切，都体现出魔幻般的语言魅力。看看茨威格给加尔文绘制的肖像画——
“加尔文的面孔，仿佛就是阿尔卑斯山孤寂、遥远、岩石密布的景色之一，可能充满了神性的表情，却不包含任何的人性。任何能使我们的生命丰硕、快乐、美好、温暖、富于情欲（取这个常用之词的褒义）的东西，在这张不仁慈、不合群、永恒的禁欲主义者的脸上是必定缺少的。加尔文那张长而椭圆的脸，粗糙多棱，严厉阴郁，显得不太和谐。狭窄的前额严峻苛责，下面那双深陷的眼睛，如灼热的火炭般闪闪发光。那鹰勾鼻专横地从凹陷的面颊中伸出；那薄薄的嘴唇，也难得露出笑容。那暗淡苍白的皮肤上没有一丝血色。看起来狂热就像吸血蝙蝠一样把他面颊上的血都吸光了，那双颊是如此的惨白和病态，除了在盛怒之下，刹那间才会泛红。这先知的胡须（所有加尔文的门徒和教士，也都竭力模仿他们大师的式样）徒劳地给这张暴躁易怒的脸，添上一些男子汉活力的外表。稀疏的头发，像它们所附着的皮肤一样，毫无生气；它们并不像古画中摩西的胡须那般威严地下垂，倒像是长在贫瘠土地上一片稀稀疏疏、凄凉悲冷的灌木。”
这一段描述的生动、深刻和犀利，想象力之丰富，情感表达之强烈，显示出茨威格杰出的语言驾驭能力，同时也显示出某种语言的暴力。事实上，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到处是这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描述。茨威格的人物描述和情感刻画，有着绝对化的倾向。加尔文是绝对的阴险、狡诈、暴虐、虚伪；塞文特斯是绝对的疯狂、幼稚、执着、虔诚；卡斯特里奥是绝对的人性、宽容、真诚、坚韧。茨威格这种蕴涵丰富而深刻情感的描述，往往具有颠覆性的力量。在我一贯的认识中，加尔文不仅是宗教改革的领袖，反封建的斗士，而且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工作者，是最虔诚的基督徒；还有，加尔文所倡导的新教伦理，在马克斯.韦伯的观念里，是塑造资本主义精神从而塑造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力量。在这样的认识中，人们对加尔文的评价还基本上是正面的。可是，在茨威格的笔下，加尔文成为虚伪的说教者，暴虐的统治者，一个变态狂，一个阴谋家。
我能够理解茨威格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对集权和暴政的憎恶和仇恨，这种情感主导了他的写作，于是加尔文才呈现出这样的恶魔般的形象。我相信，语言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暴力。过于强烈的主观情感之下，某些情绪化的表述可能扭曲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可能掩盖某些事实，歪曲某些真相。一个人如果缺乏对加尔文的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从茨威格这里得到就只能是这样一个恶魔形象。历史的真实性确实是一个问题，问题不仅来自历史的复杂性以及时间对信息的遮蔽，还来自认识者的主观因素，比如视角、能力、利益等等。语言的应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语言既是描述所不可缺少的因素，也可以成为阻碍真实描述的因素。语言总要体现描述者的某种情感、情绪或者立场、观点，这些主观性因素会成为真实性描述的障碍。回到茨威格对加尔文的绝对化的描述上来。茨威格希望通过《异端的权利》来倡导宽容，但是，在对加尔文的描述中，由于仇恨和偏见，他没有很好做到宽容，而是将语言的暴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历史的真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克服偏见还是必须而且有可能的。这要求我们远离暴力（包括语言的暴力），需要我们具备宽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