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一：1977年恢复高考确立了很好的高考价值：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一次性书面考试固有的局限客观存在：一考定终身，一分定终身。

　　提要二：频繁爆出的高考弊案，说明高考的公正性已经受到很大质疑。多年来我们一直说，高考制度是我们社会最不坏的制度，或者说是最公正的制度，一说改革高考制度反对的声音很大。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正性已经受到了很大的侵蚀，而且，问题主要不是出在考试的环节，而是出在录取的环节。

　　提要三：降低英语的权重。为什么中国儿童从小学开始学习英语直到博士，英语还是不过关。相反一些小语种，从大一才开始学，照样能够用？所以我们建议降低英语在高考中的权重，而且可以把英语从“3+1”中拿掉，作为一个日常化的考试，就像托福考试一样。

　　提要四：学生自己交费上学，当然有权选择我喜欢的专业，但是现在不给他选择的权利。不论是鲁迅、郭沫若、胡适都是转学、转专业成才的，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发现是在漫长成长过程中逐渐完成的，高中的时候志向和大学时的志向不见得是一致的，所以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必须有这样的灵活性，允许学生调整和转换。

　　提要五：教育改革的阻力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多年来在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形成一整套旧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和经济领域不一样，这一套东西从来没有被触动过，经济领域已经完全更新了，教育领域软件和硬件没有升级，还是1950版，所以惯性特别大。

　　提要六：一场理性、建设性、实质性的教育改革是可能的吗？缺乏目标、动力，社会环境比较恶劣。但是我个人还是乐观主义者，或者说积极的悲观主义者，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但是还是应该有行动，改和不改还是不一样。关键在于你要放眼世界，你要在更大的视野中看中国的教育。

　　正文：

　　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杨东平老师。杨东平老师是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创始人之一和现任会长。在教育和环境保护领域，杨老师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并且持续努力地在工作，我们很荣幸请到杨老师作为我们讲堂的嘉宾，掌声欢迎杨老师。

　　嘉宾简介：杨东平，1949年9月生。1969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后赴黑龙江德都县太平公社插队。1972年至1975年在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学习，毕业后留校。现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会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理论、教育现代化理论、现代教育史、教育公平理论等。著有《通才教育论》、《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倾斜的金字塔》、《最后的城墙》、《无梦时代》、《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等，主编有《教育：我们有话要说》、《大学精神》、《大学之道》、《社会圆桌》、《中国教育蓝皮书》等等。

　　2009高考四大弊案回顾

　　杨东平：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和大家交流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问题，高考的季节刚过，这个话题引起的争议还没有平息，我们还处在一年一度巨大的漩涡当中，这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拥有悠久的科举考试历史。高考制度改革涉及到对整个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和中国教育的前途，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尤其是教育牵扯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儿童，所以它不仅仅是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中国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儿童也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育不仅是一个技术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国家事业，同时也是民生事业，所以要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过去我们一段时间强调教育是实现国家教育，今天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年高考的腐败事件，每一年都有很多高考腐败事件，前几年教育部开始实施“阳光工程”，加大了对高考腐败的惩处力度，但今年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今天统计有2000多例。

　　（PPT演示）这是被媒体披露的部分，它的严重性还是令人震惊。一、罗彩霞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这是在高考前披露的，几年前就被冒名顶替，今年大学毕业要找工作了，才知道自己被顶替了。之后，各地又出现了不同版本的“罗彩霞事件”。据你感觉，你认为你身边存在的高考不公正现象有多少？70%的人认为很不公平，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尽管罗彩霞是个案，但是各种涉及高考公正的问题普遍存在。

　　第二起是浙江航模加分事件。20几个加分的学生，几乎都是当地领导干部的子女，这个事情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航模加分虽然也算是体育特长生，但是与常规的体育项目不相同，做航模、做车模，这个项目很花钱也很容易取巧，因为测试标准是自己设定的，它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体育项目。

　　第三个是吉林松原的高考舞弊事件。非常令人震惊，考场内外大范围、有组织的，用高科技的手段兜售作弊的器材。据当地了解的人反映，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愈演愈烈。它是一个“重灾区”，到今天为止“松原事件”还没有水落石出。大家知道，被暴露的高中女教师，肯定只是一个末端，她的后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但是真相如何还没有浮出水面。这里有一个高考舞弊产业，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超过了以往的很多腐败事件。

　　第四个，最近引起最大争议的，是重庆31名考生民族身份造假事件。为什么这个事件引起关注呢？面积很大，大范围的侵害考试公正的现象，而且是有权有势的领导部门在负责，一般而言这是很不容易的，有很大操作的难度，只有这些主管部门才能做，所以它引起了全社会的震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何川洋考成了文科状元，如果他不是文科状元，这个事情也许没有这么大影响力。

　　这些事情说明了我们高考舞弊有一些新的特点。特点之一就是高度的组织化，高科技而且是制度化的。组织化的违法乱纪。它设置的一套有利于他们的制度，比如航模加分，他设置一套合法的制度来舞弊，这就更可怕，它和破坏规则还不一样。

　　第二个大的特点就是认识到整个的形势，高考的公正性已经受到很大质疑。多年来我们一直说，高考制度是我们社会最不坏的制度，或者说是最公正的制度。绝大多数人还是要力挺这个制度，一说改革高考制度反对的声音很大。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正性已经受到了很大的侵蚀，而且，问题主要不是出在考试的环节，而是出在录取的环节。罗彩霞事件也好，这两个加分事件也好，主要是录取环节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重视高考录取制度的改革和监督，这是当务之急。

　　近年来进行的高考制度改革回顾

　　由此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高考制度的历史，高考制度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近期要从 1977年恢复高考说起。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确立高考的基本价值，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是对学业能力的测试。在当时，这也打破了对政治身份的歧视。因为这之前有很长时间，社会上是有身份歧视的，也就是说你家庭出身，比如说“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军官等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就往往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政审不合格。总体而言，恢复高考，恢复了公民平等的教育权利，建立了一个分数标准。

　　但是，这种大家公认的高效、公正的考试制度存在一个天生的缺陷，考试的本意是甄别和选拔优秀人才，或者是选拔适合的人才，但是一次性的书面考试能够考的往往是一些书本知识、死的知识，在我们国家这种考生是以知识积累和解题技巧为主，所以它有天生的局限性，任何的考试都只能突出某一种能力。这样的书面高考，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强化训练提高成绩的，它存在的一个弊端就是“一考定终身”、“一分定终身”。虽然这个测试很高效、很公平，但还是存在缺陷，还是需要改革的。事实上，最近几十年全世界都在不遗余力的改革高考，因为这是一个入口。你怎么样甄别选拔人才，是提高高等教育的学术水平和竞争力的第一个前提。我们现在的模式比较多的是培养高分的考试机器，而他们的实际能力跟大学追求卓越的学术目标不见得是匹配的，这就是我们考试改革要面临的基本问题。

　　最近二三十年来也进行了很多考试改革。比较典型的一个是全国已经有16个省，分省命题。这种分省命题的改革。

　　其二是考试科目的改革，比如：“3+1”“3+2”“3+X”。去年第一批高中新课程的考生出炉以后，考试的内容五花八门，现在高中的数学物理都是模块化的，比如数学是七个模块，广东说我考这两个模块；上海说我考这两个模块；浙江考这两个模块。造成学生进高校以后要重新补数学，因为各省学生的学科知识是不一致的，这个情况也很麻烦，所以有人建议取消分省命题，恢复统一命题，就是全国一套试卷。

　　至于当时为什么要分省命题呢，原因很复杂。有人说，是因为上海、北京的考分太低不好看，所以要分省命题。从考试主管部门来说，考试安全也是一个重要考虑，如果全国统一试卷，出现漏题等问题，后果是很严重的。

　　第三是考试技术的改革，标准化试卷、机器阅卷、网上录取等等。

　　第四个是高校自主招生，这是在录取制度方面的，34所高校有5%的自主招生比例，上海交大、复旦实行自主招生直接面试录取。

　　总的来看这个改革的兴奋点还是集中在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的改革上，而在比较重要的录取制度改革上，缺乏整体性的大动作。

　　我们当前的高考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先说考试制度的问题，一张考卷考所有的学生，这样的方式至少是不精准的。你考清华北大的学生与考高职、高专的人完全可以在不同跑道上比赛。所以，所有人用一套考卷这个办法是非常粗疏的。没法比较非常精准的辨别人才，而且现在是以知识记忆和解题技巧为主。考试应该过渡到以学业能力为主，就像美国的SAT考试，包括中国的公务员考试也是能力水平测试，能力水平测试和学科知识的测试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能力水平测试很难通过强化训练提高，主要是考察你更为基础的综合能力，例如思维、判断等，这两种考试的功能有所不同，考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公务员考试，它总体而言是一个比较活的知识，很难通过强化训练来提高成绩，关于考试制度的改革我今天不多说，主要说一下录取制度存在的问题。

　　第一要务：改革高考录取制度

　　首先是倾斜的录取分数线。虽然是统一考试但是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每个省的录取率并不取决于这个考生的平均水平，而取决于这个省有多少招生名额。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全国的平均录取率是66%，但是在上海、北京、黑龙江等地已经超过了80%；而在贵州等一些省是40%左右，差了正好一倍。为什么会造成各个省的录取率和招生数差别比较大呢？主要还是由于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不均。我们知道中国的高等学校历史形成集中在比较少的几个区域，如北京、上海、武汉，这些省招生的数额就比较多，现在高校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部属的高校，是由中央财政出钱；绝大部分地方高校是省里出钱。从比例来看中央部属院校招生的名额在全国招生总数的盘子里占17%左右，但还是不足以改变各地招生人数的巨大差别，它是靠地方高校支撑，所以看上去很明显不公正，但是改变它还需要一个过程。省属高校也有跨省招生的名额，一般占总量的16%左右。也就是说把中央院校和地方院校的名额加在一块也不足以改变宏观的面貌，有的省高考录取率还是比较低。

　　第二个问题是重点大学招生的本地化倾向，这个问题在最近五六年，也就是2000年以后变得严重。由于一批研究型的大学和地方政府按照公办的方针发展学校，地方政府给学校提供了土地等一些政策方面的优惠，学校就要多招一些学生，提高当地的入学率，出现的情况就有点失去控制。比如，前两年在招收本省考生最大的研究型大学中山大学。占广东本省招生比例占70%左右；浙江大学录取的本省的比例占60%以上。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国立大学还是省立大学，你是用中央财政支撑的，你应该是面向全国人民服务，怎么能招收本省的学生为主，而且这也有违全国研究型大学招生的目标，总之是不公正的。

　　去年，教育部出了文件要求研究型大学在地方招生的名额不得超过30%，今年也提升了这个要求。但是据我了解还是比较难以达到，大多数还是在40%，虽然比前些年降低了但是还没有达到30%以内，这些省也有一些理由，譬如说浙江，他就一所研究型大学，他说你北京有很多所研究型大学，考生的总量在研究型大学上学的远远高于浙江这一所，所以公平的问题是很难较真，到什么程度才是真正公平不好说，只是相对的概念。

　　第三个高考加分政策。这个问题前些年不为大家所重视，近年来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今年的两起高考弊案都跟加分有关。我本人是非常反对高考加分政策的，因为你已经设置了一个分数线的规则，你再设置很多附加条件以至于让有权有势的人享受这些权力。最近我搜集了一些资料，教育部规定的加分项目是14项，包括少数民族、港澳台、烈士子弟或者是特长生等等。但是各地自行出台的加分项目累计总共192项，名目繁多、标准不一、过程不透明，这个数字我看了以后很惊讶，这是在7月8日《中国教育报》刊登的。192项，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很多加分项目已经变成了一个腐败通道。我个人最为反感的，一个是“三好学生加分”和“优秀干部加分”。我在博客里也写过这个，包括小升初和中考。这样使得道德行为变得非常不纯粹，很多家长想方设法贿赂教师，让他的孩子当上干部以求加分，是为了利益而做好事，完全是不合适的，应当取消。这种加分项目，在高考当中特别容易成为权势人物操作利用的工具。我遇到一个人向我反映，他上高二的时候班上一名同学失踪了，第二年高考完了以后，被北京大学录取了，他是省级“三好学生”。他的家长是市政府的秘书长，他就采取了偷天换日，换一个学生身份搞一份材料就变成省级“三好学生”，这既有违道德教育的宗旨，又成为了腐败教育的通道。

　　还有保送生问题，这两年反映的比较多，现在已经控制了规模，现在控制在每年5000人以内。保送生的本意是让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不再受高考的煎熬由推荐直接进入高校学习，它实施的后面是什么呢？重点高中为了提高自己的升学率，肯定不把最好的学生保送，因为最好的学生可以考高分，把不太好的学生保送再加上最好的考上了，这样升学率就高了。慢慢地，次好的也不送了，说得严重一点，现在的保送生连中等成绩都够不上，据某些高校反映，现在每学期考试挂科的都是保送生，这些人都是利用特权、不正当的方式来钻制度性的漏洞进入大学的。如果保送生直的已经成为“差生”的选择，那么，这个制度难道不应该关闭吗？从道理上来说，既然你是好学生，你完全可以通过参加高考来证明你的实力。所以，保送生这个渠道实在是不应该继续下去。

　　当然还有其他的加分渠道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文体特长生，为了鼓励扬长，或者是为了对偏科的学生不拘一格。这些制度设计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在操作过程当中出现很多问题，包括标准过于宽泛。比如原来要求省级冠军或者是一级运动员，有的地方放大到二级，放大到二级就完蛋了，所有人都是二级。有些地方测试体育特长生，连三千米都跑不下来，所以一项政策变形到这个程度，就要改变它、纠正它，不能任其蔓延。

　　另外高考加分的随意性，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增加加分项目，这也很可怕。而且我们经常会把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爱变成对教育机会的奖励。比如，在2003年“非典”以后，北京就出台一个政策，所有医务人员的子女加10分，这个政策合理吗？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的加分政策就完全失去依据了。我们必须意识到高考是选拔性的，不是奖励，不是照顾。我个人看法是应该大面积的减少杜绝加分政策，让大部分的考生公平竞争

　　我们的改革设想：放权于社会

　　我本人所在的民间机构叫“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我们在6月中旬提出高考制度改革的设想，其中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我在今天的场合也把这个设想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要确定高考改革的基本价值，其中有几个重要的价值：一是促进改善中学的素质教育；二是促进教育公平，刚才我们讲在高考的公平问题主要在录取阶段上，而不是在考试阶段上，因为不管你怎么考在这个阶段是公平的，但有的人可以加10分、20分这就不公平了；三是改变“一考定终身”，扩大学生的选择权。我们注意到在近年来的高考当中只有去年关于高分学生的平行志愿，这是考虑到学生的权益，我们希望高考改革能够实现像国外大多数国家一样一个学生可以拿到多数录取通知，学生可以选择学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变学校的生态，促进高校提高品质。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大学一来招生北大、清华都很紧张，美国大学现在也来招生了，更紧张了，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的考生是不给他们选择性的。 四是落实高校的招生自主权，现在高校的招生自主权是由省招办代替，高校没有太大的发言权。

　　其次要确定高考改革的目标模式，“统一考试，自主招生，多次录取，公平公正”。第一“统一考试”，大家意识到，我们今天谈高考制度改革绝对不是说取消高考、废除高考，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消高考，只不过考试的模式会不相同。而且在今天的中国可能更需要强调统一，以今年为例，全国的考生是1020万，这么大规模的考试如果不是统一考试也是很难想象；第二是自主招生；第三是多次录取；第四是公平公正。

　　具体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指我们考试的模式，实行分层次、多轨道的学科知识水平统一考试。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的统一考试是文理两科，两个轨道，我们提出一个设想是多轨道的，可能是五轨、八轨，工程技术是一轨、文史学是一轨、商业和管理是一个轨道、数理化是一个轨道等等。考试的科目是不一样的，像香港和韩国都是如此。我们原来只有两套餐，等于现在我们把它改成五种、八种，不仅仅是由两轨改为多轨，而且是分层次的，分为三个层次：研究型大学、普通大学、高职高专，在不同的轨道上考试的难度也是不同的。选择考研究型大学，要求语文一、物理一，你要考普通大学数学二，每一科的难度都不同。今后按照这个规则，考试中心的工作量会增加很多，要出几十套考卷，但是这个部门的工作量增加一点是必要的，可以提高测试的精准度。我个人认为这种考试是非常可行的，也是台湾1990年代以来实行废除联考后实施的改革方式，韩国也是这种方式。

　　第二是研究型大学逐步实行自主招生，多次录取。现在研究型大学是以追求一流为目标的，从理论上讲应该给予它更大招生的自主权，根据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来选拔学生，这个权力本来就是大学的。我们可以从少数优秀大学开始，因为这个学校办学的历史比较悠久、自治的能力比较强，这些学校的自主招生实行多次录取，学生可以填很多志愿，可以参加很多考试，获得很多录取通知书，把现在一次录取至少改成两次、三次录取，这在技术上是没有难度的，很容易实现。现在录取学生一个星期就差不多做完了，把这个周期延长到一个月也没有问题，全世界都行得通的事情，中国也应该行得通。

　　第三是高职和专科院校自行确定考试方式，简单的说就是放开高职高专院校。你可以选择统一考试的方法。也可以选择自主招生，也可以用高三的成绩，再面试一下动手能力，这就可以解放将近一半的学生。我们知道考300、200分都能录取，你何必考他呢，测验动手能力，就直接把他解放了

　　高考改革的配套措施：实行高中会考和高考的社会化

　　刚才讲的是理想的模式，这种改革还需要配套的措施，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实行高中会考和高考报名的社会化。现在全国各地像上海、江苏从去年就开始实行，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高考不可能考试的科目太多，我们现在考试的科目还是太多。像韩国就考一天上午两门、下午两门；像芬兰就考两门，高中课程一共七门，考生挑自己学得最好的两门。我们中国会说那不就偏科了吗？我们要用高三的学业水平测试，保证均衡的学习，学完一门考一门，分门别类的考。高三各门学科考试合格，高中的教育目标就实现了，高中的任务就完成了。实现高考报名社会化，学生的升学与否跟高中学校无关，不作为评价的标准。不用升学率评价高中，高中不要管多少人考上清华北大，按照国家的课程标准完成学业高中就达标了。不用升学率评价高中，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行高中会考和高考报名社会化，通知书直接寄予学生本人，不经过学校，你只要拿到高中的毕业证书高中就完成了，就可以在社会上自行报名参加高考。山东准备从今年开始采用这个制度，高考报名社会化这个制度北京也实行过，在1999年、2000年的时候非常有效，明确地把高三的校长老师解放了，因为高三的老师非常辛苦。有人说你这不就是拐个弯吗，校长肯定知道自己的学生去向，但是教育部很难精确的对学校排名，教育局无法说你去年是第三名，今年是第二十五名，排不出这个名次，所以它是有意义的，而且也不困难。

　　第二个就是实现招生过程的公开透明，建立高校的公信力。高考改革在中国最大的悖论就是，从道理上来讲应该给高校自主招生权。但是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走出这一步，其实是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我们刚才讲单一的书面考试成绩评价学生肯定是局限的，他高中三年的表现、老师的评价肯定比一次性的高考更能说明问题。所以，美国的入学考试有一系列学业水平的测试，有高中三年的学习成绩、有老师的推荐和学生课外活动的表现，有这么几部分，显然更合理。但是在中国特别难，主要还是根据高考的评价。如果你在高考的时候，引入学生高中时候的学业、教师推荐等，高中老师就会迅速的致富，学生会行贿啊，这种情况在韩国已经出现。据说韩国有关部门的领导说你们千万别这样。但是高校的自主教师能不能扩大，实现高校的自主权。我的思路是用改革的方法来促进改革。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思路，多处高校建立一套全新的招生制度，过程公开透明，用公开透明的制度保证录取过程的公正。你建立这套制度才给你授权，这个制度其实并不困难，就是大范围全过程的信息评价，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是容易实现的，甚至还可以组织家长带队、学生带队、社会人士组成的观察团，我个人认为这在技术上没有什么难度，程度上也很低，只是你愿不愿意做，如果哪个高校率先做说明你有魄力。在技术上所谓的什么障碍，它会损害一些既得利益者，本来有些人可以玩些猫腻，但是现在玩不了了，他肯定会反对。

　　第三，均衡教育机会，规定农村学生的比例。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我们注意到中国研究型大学的招生，当前的情况总体而言，全国1000万考生当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在逐步增加，到2006年的时候农村学生的比例总数占53%，已经超过了半数。虽然跟人口实际份额还差很多，但是总体是不断增加的。温总理为什么说农村学生减少了呢，他指的是研究型大学，无论是清华、北大、南开等都是这样。中国农业大学曾经是农村生源比例比较高的，前几年是39%以上，2007年降到了31%。降低的趋势非常明显。

　　什么原因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因为我们现在这套考试制度对于教育资源比较匮乏的农村学生已经呈现了不公正。让农村学生和从三岁就上辅导班的城市学生公平竞争，实际上已经不公平了。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已经非常显著的体现在学业成就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是个问题，就需要校正它。像美国大学有强制性的规定要录取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学生，否则，美国这个移民社会的管理层就会是清一色的白人，会很难出现奥巴马、赖斯、鲍威尔。

　　第四，降低高考中英语分数的权重。这一条是引起议论最多的、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因为我们现在把英语作为跟语文和数学同样并科目。我专门讲过这个问题，日本的国际化程度比我们高得多，但它的小学不开设英语。直到前两年，感到日本人的英语能力较低，确定从2011年开始从小学五年级开设英语。我们国家是规定小学三年级开设英语，在各地的实践当中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英语教育何去何从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整个国家的语言文化方针，英语到底多重要，在幼儿和儿童阶段到底应该把主要的时间放在母语教育还是英语教育。还有英语教育的有效性，在农村，英语教师的匮乏是普遍性问题。教的都是广东英语、河南英语、四川英语，这没有意义，到了大学以后学习变得更难。即便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在小学五年级实施英语教育，最大的障碍也是英语师资，如果不具备师资，你把英语提得很高实际上没有意义。

　　再换个角度，为什么中国儿童从小学开始学习英语直到博士，英语还是不过关。相反一些小语种，从大一开始学，照样能够用？所以我们先给一个信号就是降低权重，而且可以把英语从“3+1”中拿掉，作为一个日常化的考试，就像托福考试一样。各个学校可以制定公共英语考试，可以通过每年公共英语考试拿到英语成绩，清华可能说我要求英语成绩达到660，农业大学说我只要400分就够了，高职高专说我只要有个成绩就行了。同时降低它的权重。

　　最后是培养中介组织，提高考试技术。我们现在的考试技术问题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各省自行命题的情况下

　　一场理性、建设性、实质性的教育改革是可能的吗？

　　关于高考制度改革，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缺乏一些东西，缺乏很清晰的目标、动力、法制、道德等环境条件。高考怎么改革都有人不讨好，既然如此还不如不改，改了还是有很多人骂你，何必非要改呢？动力来自何方呢？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模式的确不是很清晰，我觉得有没有这个目标很不一样，我们可以用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追求这个目标，如果没有这个目标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三十年以后还是一成不变。

　　一场理性、建设性、实质性的教育改革是可能的吗？缺乏目标、动力，社会环境比较恶劣。但是我个人还是乐观主义者，或者说积极的悲观主义者，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但是还是应该有行动，改和不改还是不一样，用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去逐渐地来逼近我们的理想，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改的，也应该改。关键在于你要放眼世界，你要在更大的视野当中看中国的教育。

　　我有一个说法，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竞争已经变成了教育改革的竞争。在美国、韩国每一任总统大选，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教育改革的方案。韩国的李明博总统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方案，卢武铉总统也有，他们的专业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是一个大趋势，如果不改中国面临一个严重的境地这，就是我们国家的优秀考生就会越来越多的流失，今年的情况就很明显。今年我们有80几万考生弃考，弃考考生的去向很难做分析。至少有一部分的考生参加了国外的考试，在北京、包括重庆，很多重点中学的重点班一个班一个班的考出去了，因为那个考试更为人性化，也能测试人的状况。

　　还有类似的一个故事，山东有一个女生，今年通过了美国考试，获得了美国几所优秀大学的录取通知。她今年也参加了中国的高考，只考到425分。如果中国的高考再不改，会有更多的考生流失。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高考改革都是应该进行的，而且我们有很多前车之鉴，也有很多各地有效地尝试，让我们共同努力，谢谢大家！

　　 互动交流阶段

　　主持人：改革开放30多年，有一个说法，教育领域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我记得中国改革杂志的总编袁绪程老师写过篇文章叫“像搞经改那样搞教改”，我记得杨老师有篇文章“教改方案应当向医改方案学习什么”，高考的话题，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杨老师的设想细致清晰，如何变成实践，可能需要更多的人努力。接下来是提问交流时间，请尽量准确清晰地提出你的问题。

　　Q1：我的问题是关于民办教育的。各地有一些民办教育，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比如说小学中学还有幼儿园，不少是面向普通人的非贵族学校，后来都被收购了或者自己办不下去了。还有很多民办高校，我们发现西方很多高校都是私立的或者是以民办为主，但在我们国家，虽然民办高校是有发展，但是更多是偏重实用、职业培训方面，总体的评价也不是很高，不知道您怎么看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问题？

　　杨东平：民办教育发展是教育规划纲要制定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2003年《促进民办教育法》出台之后，民办教育的经历非常坎坷，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民办教育“死亡”的现象，我们希望在这一轮规划纲要的制定当中，能够继续强化2003年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精神。各地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像云南、广东、湖南、浙江这些省相继出台了重要的法规和文件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把民办教育视为在资源缺乏时的补充品，现在政府有钱了，就有点过河拆桥不需要民办教育的趋势。实际上，我们看到民办教育更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体制的多样化来实现教育模式的多样化，满足人们对教育选择性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仍然有非常活跃的民办教育，而且这些民办教育受到了政府的大量资助。

　　Q2：您刚才提到偏科生的问题，今天早晨逝世的季羡林先生，据说当年高考数学只考了4分，还有钱钟书先生，当年高考数学只考了19分。很多偏科生都成了大家。为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我想问我国的高考制度和教育制度是不是应该对这些偏科生开一个单独的通道，在中国现实的教育背景下我们如何开这条通道呢？

　　杨东平：确实，在人类当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天才、奇才、怪才，一个好的制度应该为这些人提供发展的通道，这也是我们做特长生制度设计的初衷。今年有一个写甲骨文的被录取了，其实这个在学校，很难从政策层面判断，或者是用政策来规定，学校认为可以就可以。一些老的大学显示出了这方面的高能力和它的眼光。

　　Q3：我个人认为偏科是一种客观规律，不是人为改变的，所以我不同意教育部就文理分科问题征求广大公民的意见，我觉得这很荒唐，这应该是在学术上研究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公众投票。

　　杨东平：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人的禀赋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教育的功效并不是追求平均发展。我们追求的是“全面发展”，在现实中往往变成了“平均发展”。我们希望用“个性发展”的口号取代“全面发展”，如果不能去取代至少要加上个性发展，这个非常重要。全世界的教育方针都是强调人的个性，个性形成了自己的兴趣。现在有很多学生研究生毕业了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必须具有灵活性：让学生可以调整和转换

　　Q4：很多中学只关注学生的升学率，只关注他们能不能考上大学，在学生考大学的过程中对学科的相关介绍非常少，特别是农村学生的父母很多是文盲，对报考什么专业不了解，但是学校缺乏相关的指导，造成很多学生即使考上了大学，也没有选择到和自己的兴趣相符的专业，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待，能不能组织要求一些教授去中学进行相关学科的介绍？

　　杨东平：这是非常好的建议，学校教育非常大的弊病就是脱离实际需要，高中三年就是对付考试，对于社会的了解、大学的了解、专业的了解都是非常欠缺。另外一个制度是在进校以后能不能转专业，这本身是属于学生的基本权利。学生自己交费上学，当然有权选择我喜欢的专业，但是现在不给他选择的权利。不论是鲁迅、郭沫若、胡适都是转学、转专业成才的。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发现是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完成的，高中的时候志向和大学时的志向也不见得一致。所以，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必须有这样的灵活性，允许学生调整和转换。前两年有个调查，北京的高校大概有将近四成学生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也没有学习热情，这就是巨大的浪费，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十年寒窗考上大学，学习不喜欢的专业，毕业后不知道自己该干嘛。所以这个制度肯定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也提到议事日程，很多高校开始讨论。

　　主持人：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牵扯到我们讲的改革动力的来源。有一种论调，你说中国的教育很失败，需要改，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得这么好？经济发展得这么好，还有必要改革吗？我记得这是3月的一次会议中，您问我的问题。我一直没想出答案，如果我们主张教育要改革，那么这个动力从何而来？换一个说法，如果要做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现在最大的阻力在哪？

　　杨东平：动力如何而来比较难回答，阻力是非常明确的。今天，改革的阻力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多年来在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形成一整套旧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和经济领域不一样，这一套东西从来没有被触动过，经济领域已经完全更新了，教育领域软件和硬件没有升级，还是1950版，所以惯性特别大。

　　第二，除了体制性观念形成的障碍，现在多了一个，医疗改革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个情况在1978年改革的时候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被十年文革拉平了，大家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都是两手空空。今天不一样，30年来已经造就了强大的政府，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同时形成了一些相关的利益集团。比如说重点学校，它们都是不愿意改革，改革就会伤害他们的利益，这是非常现实的阻力，是我们改革所需要克服的。

　　而动力何来？从大的方面讲，只能来自于国家对民族命运的关心；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来自于千家万户，来自于学生、家长的压力。今天我们是交费上大学，跟以前国家公费不一样，我们是教育市场的主体。过去是国家付钱，学生必须服从安排，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自己花钱还不能选择，没有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的制度也应该改变。

　　Q5：正在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改革纲要，听说草案基本上已经出来了，能不能介绍一些可以讲的情况。第二，您觉得在做教育改革纲要的过程中，应该有那些措施利于各界人士的参与。比如说医改有多种方案，但是教改只有一个方案。另外，您讲到部门利益和特别利益，可否举例讲讲它们的具体表现。

　　杨东平：关于规划纲要现在的方案还没有公布，所以很难讲是什么情况，而且现在也不知道最终修改的情况，还在过程之中。我们不久前，开过一次讨论会，是“教改向医改学习什么”，医改的开放性更强，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医改的目标模式比较清晰，建立全民的公共医疗服务。教改的目标模式不太一样。

　　关于部门利益和特别利益的表现，我声讨过一次奥数，引起轩然大波。对奥数的声讨完全是无组织、无预谋的，是偶然行为。而且没想到这件事情真的产生了实效，大家知道前几天成都市教育局召开了全市的动员大会，全面治理奥数，用一年的时间用最严厉方式治理奥数。从奥数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它的既得利益，表面上看是培训机构可以从中盈利，让许多小学生牺牲假日去上补习班。但是培训机构并不是源头，它只是教育市场当中的一个食利者。真正的害群之马是那些重点学校。他们为了选拔尖子学生，提高升学率，维护自己的特殊地位，利用这一特权来“寻租”。本来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是非竞争性、非选择性的，结果变成了高度选拔性的教育，现在小学一年级就要求会做奥数，幼儿园大班就要参加奥数培训，这真是对孩子的伤害。中国基础教育的问题非常明显，就是以一小批名牌学校为主的，当然他们跟教育主管部门之间有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你想想一所重点学校的择校收入有多少，动辄几百万上千万，你让他自动放弃、立地成佛是非常难的。

　　Q6：我们知道您是教育研究者，也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创始人，现在自然之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活动当中。我想问的是，您觉得两方面的工作，相互之间的影响都有哪些？

　　杨东平：教育工作和环境保护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我努力把它集中起来，所以在北京理工大学开设了一门选修课《环境与社会》。我觉得对于理工科的学生进行环境教育特别重要。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批所谓的“专家”，叫“专门害人家”，像今天北京的城市面貌、城市交通状况都是这些“专家”闹的，他们缺乏人文教养，缺乏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另外，环境跟教育的关系就是家庭教育，艾默生讲过一句名言“培养好人的秘诀就是让他在大自然中生活”。这个建议对家长是比较有用。我们现在的孩子正在逐渐成为三毛所说的“塑料儿童“，生活在电子游戏、电视节目和网络当中，离真实的自然越来越远，这是世界性的现象，但在中国格外严重，由于沉重的应试压力，使得学生更愿意在网络世界当中躲避和宣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强调户外活动，强调真实和自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中国的教育缺乏理想：培养合格的公民

　　Q7：我很赞同您刚才说的教育目标，我们现在没有完善的对人才的评价标准。行政垄断会导致教育的市场价格比较高。幼儿教育市场相对跟小学、中学相比，还是比较开放的，但是，国内的幼儿教育市场现在价格还是很高，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第二个问题我看到《北京晚报》报道过一次北京市场幼儿园教育收费太高，北京教育厅打算干预幼儿教育的收费问题，不知道您怎么看？

　　杨东平：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教育缺乏理想，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流文化价值的迷失。大多数人在追求什么，如果在80年代这很明确的，是为了脱贫致富、为了追求金钱；今天却更模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教育价值观也会比较模糊，大家把当官作为追求，考公务员。所以教育精神层面危机的背后是社会主流价值的危机。我们的教育目标到底是培养接班人还是培养合格的公民？我们曾经提过建议改变“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提法，改变为“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公民”。

　　第二个问题关于大城市幼儿教育市场，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政府公共服务缺位，尽管幼儿教务没有被纳入义务教育领域，但是也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放弃责任，政府应该主导这个市场，仍然实现政府的目标。中国的幼儿教育比很多发展中的国家落后很多，政府公共服务的责任，需要向幼儿教育延伸。

　　主持人：我记得，我们的幼儿阶段和高中阶段教育是不包括在《教育法》里的。

　　杨东平：高中教育还有文件规定，还属于教育部。我们的幼儿教育现在是归妇联管的。

　　Q8：我我在国内的大学也教过书，在国外的大学也上过学。讲到高考改革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最近我看了中国高等教育失败的十大潜规则一文，讲了很多人在高校中根本不怎么认真学习，考试的时候临时抱书就通过了。高等教育选拔的人才，国外是进入容易出来难，咱们是出来容易进入难，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另外我也接触很多高校的老师，刚才您谈到有一些利益集团，很多老师没有专心的在教育上，却在额外挣钱，南方的法学院可以单独开律师事务所，很多老师已经成为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如您所说的“专门害人家”的专家，影响到国家整体价值观。因为知识分子是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支柱，如果知识分子也参与到腐败集团，腐败的官员+腐败的学者+腐败的商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杨东平：我觉得你说得很对，有人说如果我们高等教育制度本身很有效的话，那些弄虚作假的学生即使进了学校也不能毕业。我们高等教育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基本没有淘汰率，有人建议学习国外大学“宽进严出”，可以缓解高考压力；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结果一定是“宽进宽出”。我们大学的价值和理念，在执行的过程中确实是非常模糊的。

　　Q9：我发现很多家长已经成为这个体制的盲从者，他们为了高考，会把孩子送到这条路上，很多成为父母或者是即将成为父母的人，我们自己走过这条路，再看到孩子走这条路，这是非常悲哀的现象。家长的决策是不是也很重要，自下对家长是不是也有一些工作需要我们做？您刚才提到高考改革具体的建议在这次教改当中有哪些是有可能实现的，有没有可能和地方联合做一点试验工作。

　　杨东平：其实大家对高考改革的制度设计大同小异，我们并不是突发奇想的超越现实的。第一问题，个关于家庭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的儿童一半是被学校毁了，一半是被家长毁的，家长是需要进行教育的，这对家长是个考验，当所有孩子在学奥数的时候你让你的孩子在草地上跑步，很多家长过了几年就扛不住了。理念大家都有，我们的问题是家长没有其他的选择，比如，有没有另外的学校提供的不是应试教育，而是像台湾“森林小学”那样的教育？有的家长只能选择让孩子自己在家上学，如郑渊洁。但是大多数家长还做不到。所以，如果我们的学校可以多样化，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但是家长的选择把握还是非常重要。

　　Q10：教育的问题，包括高考制度的问题，其实不是出在教育界本身。家长要考虑孩子将来的就业。读什么大学，一直影响高中、初中、小学，甚至蔓延到幼儿园教育。当别的孩子在接受培训的时候，哪一个家长有勇气放任自己的孩子在草坪上玩，教育改革包括您说的录取制度的改革需要一个外部条件。我们需要怎样的外部环境来推动教育改革？

　　杨东平：教育问题确实包括两部分，像我们的传统文化、劳动力市场这些都可能影响到教育。但有教育自身的问题是同样重要的，尤其是对应试教育本身而言，高考制度或者说就业市场的竞争，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小学生和幼儿园，影响小学生、幼儿园的是中考，你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社会背景，不能说都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那什么都不能改了。小学生的压力来自于“小升初”，而“小升初”的办法是有法可依的，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是可以改变的，小学如果很正常的话，幼儿园的竞争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在台湾，我跟他们说我们“小升初”的竞争非常厉害，台湾人说我们没有，我们实行义务教育。我说我们也是义务教育啊！可见其实我们没有真正落实义务教育的价值。需要教育自身解决的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

　　Q10：在现阶段自主招生很可能导致腐败，您有什么设想可以解除自主招生的腐败问题？

　　杨东平：我们这次的设计理念对于自主招生的高校要增加一次统一考试，就是能力水平测试，我们建议组织一次联考，如果没有分数的门槛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现在各个学校也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专业考试的差距非常大，学生实际的学习能力差别非常大，如果经过了水平测试，比如说在一个分数线之上再来评价他的特长，它不是学科知识的考试，首先设置一道统一考试的门槛，第二就是加强录取制度的公开透明。

　　Q11：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今年重庆的高考状元何川洋是高考制度的牺牲者，这件事被揭露之后重庆市教育局仍然肯定了它的高考成绩，但是北大就取消了他的录取资格。教育部门和大学之间谁有资格决定这个学生被哪所大学录取，它们之间的责权应不应该分一下。另外，北大之外，其他学校是否可以录取他？

　　第二个问题，大学转校是挺难的。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读书，当年以高出人大录取线20多分的成绩录入了中青院。有一天我到人大去找到一位老师，现转到人大去，他说历来只有从清华、北大往我们学校转，也就是从高往低转。

　　杨东平：关于何川洋的问题，这次是由于北大没有录取，并不是省招办不让学校录取。我个人认为选择招生权是在高校，如果我是这两个高校的招生负责人我也认为不录取为好，尽管何本人是无辜的，这种学生我们称之为“污点学生”，已经成为标志性的人物，不录取他对于同类的学生、对于后来的人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本人还是不错的，他最近接受媒体的采访心态也很好，我相信他明年能够顺利的通过高考实现理想。当然，如果有其他学校愿意录取他当然也可以。另外你说的转校问题，像奥巴马是从社区学院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学法律的。我们的目标也是构建一个更加灵活，可以沟通各种类型教育的制度，但是这有很大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