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机整体的高度发现孟子社会管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冯 彬
前 言
社会及人类发展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古代任何理论、圣人哲人们的理想都是为了天下安定、为了民众幸福安乐。看现在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的研究梳理，笔者以为，以现代的细化的语言定义来理解古代的话语意义，至少不够全面。
中国古代的文化政体等诸方面都是整体观念，现代分门别类的各个学科，在古代，都是浑然一体难以区分的。所以古人的一些观念、方法往往不是针对如今的语境。我们理解古人的智慧，也应该在古代的语境下，探讨古代智慧对“当下”的社会现象有什么启示。
一、 用中国整体论、系统论的思想理解春秋时期的百家思想
笔者认为，大到宇宙、世界、人类，小到细菌分子原子，都是一个这世界的巨大的系统有机的整体。科学，其实是西方社会为了方便起见，分门别类的对自然界规律进行细化的研究和探索。而自然界的环境与生态是没有边界的、连续的物质循环系统，西方科技观点为了研究的方便把它分成了各个科技领域，为了开发的方便把它分成了各个生产行业，为了管理的方便又把它分成了各个管理部门。
古代东方文化却以有机整体的观点理解自己及身外的一切。譬如“天人合一”，制造浑天仪等等，流传至今的中医对人体的治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古代的人们没有注意到世界宇宙的其他细节，仅仅是对自身的存在及人生天地间，充满了好奇，于是古人这样记载了最原始的一位思想者：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认为人与天地是“天人合一”的。
待到人类氏族公社兴起、族群的扩大，原始社会产生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间产生了种种需要协调乃至争斗才能解决问题，人类的社会现象及早期的社会管理就出现了。
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人与人的交往和社会横向与纵向的运行构成了整个社会系统。社会系统首先是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其次是有文化、有组织并具有心理、精神联系的系统，最重要的社会系统还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有机体。
然而，在西方价值观笼罩东方思维方式的今天，科学这个词，已经把这样一个有机的整体给“分崩离析”了：正如以上所说的科学，本来是人类社会分门别类的对自然界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自然界的环境与生态是没有边界的、连续的物质循环系统，但人类为了研究的方便把它分成了各个科技领域，为了开发的方便把它分成了各个生产行业，为了管理的方便又把它分成了各个管理部门，人为地将每一个行业、领域与部门的社会分工，固定在了空间环境的某一个局部、物质循环的某一个阶段，分门别类乃至““分崩离析””。使每个身处其中的专业人员对生态与环境全貌的研究、认识，都会受到职业分工的局限，以为自己的就是世界的全部，割裂系统后，把自己专业里的事物规律与万事万物的关系也割裂了。所以往往是每每要急功近利做好自己的专业，做到象牙塔的顶部，导致几乎所有的专业人员对事物的全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当今那么多的综合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佐证。
因此，一位叫蒋庆的先生这样说：“中国人百年来都是按照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中国与世界，中国人在心灵深处已经被西方学术殖民了。一个中国学人，尽管未留过洋，不懂外语，但其思考事物的逻辑、理解世界的规则、评判历史的标准、指导人生的价值以及研究学术的规范、评价学问的体系，都是建立在西方学术上。因此，回归中国东方话语的历史习惯的解释系统，用来解释中国与世界，就是把思考事物的逻辑、理解世界的规则、评判历史的标准、指导人生的价值以及研究学术的规范、评价学问的体系都建立在东方文化（主要是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上，用这样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理解并解释中国与世界。由于中国东方文化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与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不同，二者所看到的历史图景与世界图景就会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与对治的方法也会不同。这些不同正显示出中国东方文化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相对于西方学术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的独特优胜之处。”（语出《以中国解释中国》蒋庆）
因此，我个人以为，不要用今人的语境阐释古人的智慧，必须走进古代先哲的时代，理解并领悟那些古代的仁人志士，在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困苦中，所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究竟是些什么。
二、 一切思想的诞生都是为了寻求治理社会的方法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天人合一”，古人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夫子”。而且，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就是说，人既生于自然、立于自然，就应当顺应自然，在与天地和谐、阴阳有序中过舒适安逸的生活。在此基础之上去寻找管理方法，夏商周统治者认为，对世界的管理的内容就是顺应自然，尊崇天理人伦；而管理方法的形式则反映这种内容，表达这种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冲决了西周井田制生产关系的禁锢，封建生产关系渐次确立起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中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之制步步瓦解，弑君杀父、僭越违礼、家臣执国等司空见惯，不同的社会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异常激烈，选择何种方法和如何协调与调整社会关系的变迁，不能不成为政治思想家关注的焦点。在此历史背景之中的各个阶段的那些代表各个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的思想家基于各自的立场和观点，相互辩论，形成所谓以道、法、儒诸派之争为典型的“百家争鸣”之景象，其间也阐述了他们对调整社会关系应当如何的看法。（改编自《古代思想家对法的应然与实然问题的追寻》）有些思想家还行动起来，周游列国，将他们的思想理念向各诸侯国兜售，比较典型的就是孔子、孟子，身体力行的到处游说。
春秋及其之前的社会系统及管理之道
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古代国家的正式诞生。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模式的演化来看，在夏之前，权力交接实行的是禅让制。从夏禹开始，这种中国远古时代一直延续的“传贤不传子”的政治传统模式被打破，权力的交接则转变为世袭制，中国的家天下由此确立，并同时铸就了中国往后四千年君主统治与宗法统治合一的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既是对父权的强调，又是对君权的绝对崇拜。中国古代对父权的崇拜，用意并不在各个家庭的长幼尊卑的伦理，而在于强调对君权的绝对服从，即所谓的“事君犹事父” ，将君权同父权结合在一起，将“国”与“家”同构，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也是数千年来专制主义政治最为成功的地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维护，各种社会控制手段的采用，都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摘自北大法律信息网《中国古代的社会控制模式与和谐社会秩序的构建》）
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控制是各种手段综合运用的过程，如天命信仰、崇圣而形成的对圣人、圣王的权威崇拜、礼法刑政综合为治、民间法在正统法制以外功能的发挥等。由于当时最明显的社会系统就是政治系统，当时人们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是小农经济时期，当时的农业还没有达到进行系统管理的地步，所以当时仅仅产生了农时历法，农时历法就是当时人类对农业遵循自然规律的管理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虽然学说各异，但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只不过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的看法和达到目的的方法手段不同而已。以当时影响较大的儒家和法家为例，他们在统治方法上是对立的，儒家强调“以德服人”的“德治”、“仁政”，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法家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认为只能“以力服人”，强调法律的作用，轻视甚至完全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但儒家和法家在维护等级制度方面则是一致的，只是维护的方式不同。儒家以礼制维护金字塔式的宗法等级制度，而法家所维护的社会等级只有两个分层，一层是在法外的君主，一层是受法管束的全体臣民。儒家的礼制治国是“刑不上大夫”，而法家治国则是“刑不上君王”。 （摘自北大法律信息网《中国古代的社会控制模式与和谐社会秩序的构建》）
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都不同程度的论及到了社会问题，认识到了地理环境、经济生活、人的衣食住等条件对人事、政事、军事、国家的强烈影响。例如：荀子和韩非的社会变动论，墨子的社会起源论等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在社会观与社会方法论上作出重大贡献的就首推孔子。
孔子从自己坎坷经历与民主兴亡的反思中得出这样的结果：社会规律虽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也不是毫无作为的。个人的荣辱生涯与每个人的主观努力分不开，国家的更迭举衰也与每一们君主的思想水平和管理方法相一致，“为政在人”。从而提出他的“仁和”社会观与“中庸”社会方法论。当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自然与社会都服从于一个统一的不可改变的宇宙规律――“道”，人对此无能为力，从而主张“无为主义”的社会观与“任其自然”的社会方法论。
为什么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主流思想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以儒为主、博采众家之长互补”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三、谁的思想成为了儒家思想的制高点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唯一从未中断、延续至今的一种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能远播海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广大的儒教文化圈，这充分说明了儒家思想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纵观历史，从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到今天，如果儒家文化不是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继往圣、开绝学”，儒家文化不会绵绵几千年不绝，其他如道家、法家、阴阳、纵横、杂家等等，都后继乏人，充分说明儒家文化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而究其儒家文化的内核，唯孔孟并称，可鉴孟子的智慧已经与孔子并肩了，只是因为孔子是开创者，孟子是继往开来的把儒家学问提高到了永远没有人企及的高度。
这，从孔子、孟子的名言里，就可以考究出来。可以说，如果没有孟子创造性的开发儒家学说的新内容，如今的孔子，也许就只是百家争鸣中岌岌可危的一员文化名人了。
孔子只说了“仁”，孟子却把“仁”的理念运用到社会治理的具体环境中“学以致用”；孔子只说了“礼”，而且是向往周礼，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孟子却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这与西方说的人人生而平等是一致的。
孔子对当时礼崩乐坏，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
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句话可能反映着当时各国备战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敢说“舍生取义”，讲究的是行动，实际的行动，他当面提出建议，公民要有知情权，帐户、信息要公开，要加大农业的力度，人民要温饱，福利待遇要提高，让弱势群体有福利保障，没有后顾之忧，为了这些他奔走呼告，亲自交涉，反映，甚至不惜与领导翻脸，只要是公平、正义之事都理直气壮去争取，甚至当面骂领导，给领导难堪；他痛恨贪官、庸官，痛恨处处刁难弱势的官员，不惜与他们周旋，反抗直至他们明白了自己的责任，明白了为人民服务是宗旨，不是高高在上，鱼肉百姓，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真是有理敢把皇帝拉下马，凭着这股义薄云天的气势把儒家的仁在后面添上浓墨重彩的一个字“义”，同样熠熠生辉，光彩耀人，千古流芳！！（摘自《鱼与熊掌的选择：孔子与孟子哪一个更伟大》作者: 李善宝）
四、社会的进化使得社会管理必须与时俱进
从孔子到孟子，社会的进化已经如此巨大，可以见得，如今已经进化到科学现象飞跃发展、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乃至虚拟社会的状态。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社会大分工越来越细化，这将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竞争）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化，越来越复杂化，这也导致整个社会的博弈成本越来越大，涌现了许多新的、复杂的、专门化的东西。因此，西方话语境里的社会管理学问就出现了。但是，我们本该引以为自豪的东方传统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异化萎缩到仅仅是“新儒家”纸上谈兵、知识分子“犬儒化”的地步。而且以今人（细化、变异）的语义，肢解古人的系统智慧。
西方语境的社会管理，其实就是把复杂的世界复杂化治理，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再不行就手术割掉。但是，在社会系统的人，你总不能说杀就杀吧？在企业里不听话可以开除推向社会，没有他的位置，社会怎么管理他？所以，社会管理的精髓不是怎么处理不好管理的分子，而是如何在全局中平衡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在自己的系统内产生麻烦推向其他——（把自己的管理责任）推向自己的系统之外。
当今社会系统的进化及现状
人类社会总是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加速地发展。
在生态团体、经济或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复杂性增加的机会不断上升，如生物进化过程一样，并使得最大复杂性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最有意思的那些复杂性增加涉及到从低级组织向高级组织变迁的进化，这种进化主要是通过形成复合结构来实现的，比如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植物与动物的进化。
人类的一个家族或一个群体可以形成一个部落。一定数量的人可以通过合资成立一个商业公司来谋生。社会系统自身则可能在彼此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陷入竞争与协作的混合状态之中。对复杂适应系统来说，共同组成一个同样也可具有复杂适应系统功能的集体，常常是有益的。例如当个人或公司在经济中运作时，为了促进全社团利益，而由一个政府来对它们进行调节。
古代中国的县域内，一个县令、一个县丞、一个主薄，几个衙役，就可以了。没有乡镇、村级自治；而现在，一个县市区有多少个公务员或在事业单位的人员？这些都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体系内人员，必须的。还有乡镇一级，还有这么多的部委办局，人多了，科学发达了，事多了，情况复杂了，条块分割后的职能部门多了。管理可不就复杂多了么。
社会的发展好像是有一个加速度，自二百年前西方进入工业化、规模化、商业化以来，整个世界、全球都进入到科学的、分门别类的生存、进入了系统化生存的时代，即，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机器中的一个链条，被动的在一个具体的位置上，被高科技、信息化、被产业化的成为了社会某个体系中的一个节点、可以被替代的工具，而且一生都必须为此疲于奔命，被社会机器联动得“链式生存”。
因此，社会系统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及科学分工体系中，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系统、一种又一种的专业、象牙塔里的专家，他们看世界不再是满眼星空的遐想，而是虚拟世界的那一端，它是不是一只狗？
生存成本的增加使得管理难度增大。在古代，人们衣食足即可，因为小农经济就能养活一家；而现在，仅仅在服装方面，即使有一年四季的衣服，而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住、行诸方面，人们的需求已渐渐更难满足。
而西方科学语境下，人们也有意无意地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比如“味精”，在说明书上说“谷氨酸钠”，普通人哪里搞得懂？科技进步逼得人生活时必须是好多方面的专家，而事业上，哪方面的专家都做不好。建立了一个为自己服务的系统，就产生了对这个系统的依赖，西方学者说的“路径依赖”就是这个道理，看来社会问题的根源是所谓的科技让人类产生的“路径依赖”。
“百科名片”里这样解释：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又译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思，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因此的困惑，也使得社会管理遇到新问题，管理能力必须与时俱进。
但是，一切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往往还是“兵来将敌水来土掩”，最简单的，可能是最有效的。
五、一切社会现象的治理都是社会管理的范畴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进入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时代，西方学者贝克将这个时代称为“风险社会”。的确，我们从来也未像今天这样，处在一个自然的以及人为的灾害随时可能造访的环境中；在人类的语汇中，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地使用“危机事件”、“危机管理”等词语。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类正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也是人类的最伟大创造物——政府所面对的最为严峻的挑战。
本来，人类创造出政府的目的就是要由它来提供一种人类共存的秩序和环境，是为了集合某种共同的力量去应对各种各样来自于自然的和社会的挑战，然而，在今天我们所遇到的这样一个前所未见的挑战中，政府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了。从进入21世纪的这几年来看，各类危机事件造访的频率越来越高，危机事件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其中包含着一个趋势性的演进方向的话，必然意味着人类社会将会有更大的、更加难以应对的危机事件出现，会一浪高过一浪。（摘自《论风险社会中的治理变革》作者：张康之）
从东方整体论的角度出发，我个人认为，人类社会遇到的一切现象，啥都是人的问题，人制造、人消费、人管理、人闹事、人承受。提高人的素质，比严厉外在的方法更重要，因为从“物质不灭定律”来理解，你管理用压制的方法，这一端你压了，他总要有一个发泄的渠道，他心里平衡了，才是真正的管理到位。西方的“踢猫效应”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踢猫效应在管理上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不对下属发泄自己的不满，避免泄愤连锁反应。人的不满情学和糟糕心情，一般会沿着等级和强弱组成的社会关系链条依次传递，由金字塔尖一直扩散到最底层，无处发泄的最小的那一个元素，则成为最终的受害者。一般而言，人的情绪会受到环境以及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当一个人的情绪变坏时，潜意识会驱使他选择下属或无法还击的弱者发泄。这样就会形成一条清晰的愤怒传递链条，最终的承受者，即“猫”，是最弱小的群体，也是受气最多的群体，因为也许会有多个渠道的怒气传递到他这里来。
因此，社会管理最忌讳，或者说绝对不能把在自己范围内的责任，以某一种方式，推卸到你范围外的任何一方去。这种管理中，如“铁路上的乘警，各管一段”的心理，其实把社会管理搞得复杂化了。
因此，人的自我管理是社会治理管理的良好基础。
人的自我管理，其实，不外乎两方面：管理好自己，修养好自己的素质，以及管理好自己份内的事，不给外在添麻烦，提升好自己良好的社会形象。而这，又回到儒家“内圣外王”的话题上了。
关于“内圣外王”，最有发言权的，当属孟子。我们还是看看孟子的管理建议吧。
六、孟子的管理建议
既然百家争鸣是各家针对社会现状开的药方，那么我们先看看，孟子有哪些社会主张：
1、“民本”：
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所在。先秦民本思想渊源已久，《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谷梁传•恒公十四年》：“民者，君之本也。”孟子对民本思想给以系统的发展和阐述。民本思想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他明确提出只有“保民”才可以“王”天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决定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政治基础是民心的向背，民心归服是统一天下的决定性因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比君主更重要，基于这种观点，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2、“仁政”：
就是以仁为出发点（以人为本），仁政的目的是用爱心为出发点，解决时代出现的不良现象如礼崩乐坏等等， 解决为君之道、富民之道，拿到现在，就是，如何当好负责人、让自己的员工、股东、客户实现共富、共赢。
仁政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在孔子仁政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建立起自己完整的仁政学说体系。
3、王道：“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孟子认为民本与仁政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实现“王道”这一目标。孟子所谓“王道”，即“以德行政者王”，他列举商汤、周文王行王道的例子：“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正因为孟子把实现王道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所以凡不以“王道”治国者，便都被他视为“罪人”，视为“独夫民贼”，遭到他的猛烈抨击。
王道，换到今天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何当好自己企业或者为官一方的负责人。
4、至于“性善”、“大丈夫”气节、“天降大任”、“舍生取义”、“义利观”等等，都是围绕人如何修炼自己到达“内圣外王”的境界。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说一个人，从一出生、到人生的巅峰，以及在人生不同的角色、位置上，如何优秀成长，直达追求人生卓越的。你在自己一个人时候，要修养自己，提高自己，也是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成家了，要在家里做好表率，负起责任；在单位做负责人，就要管理好单位的方方面面，别给社会添麻烦。然后，你才有可能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平天下）
但是，人一旦要追求卓越，就必须承担其他普通人难以承受的苦难：这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那段著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许多知能必须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取得教训，受到锻炼，然后才能得之。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
“舍生取义”，就是希望人们，在遇到人生各种选择时，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孟子给我们的管理建议，大体上可以说是这样：自己周围的人，都是自己的“人生贵人”，没有人类的群体生活，个人无法存在。要“民贵、人和”，做好人际关系，（西方语言说是“情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担当起所在位置上应负的责任、正确面对人生的波折。人生的社会既然是一座金字塔的结构，你能处在哪一个阶层层级，一要看自己的造化、后天的努力，更有学会在哪一个位置上，做好一个优秀乃至更卓越的人。
每个人管好自己，再说率先垂范、管理他人、管理社会。
“修齐治平”，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素质，管理好自己的小家、治理好自己单位的事，你才可以进行更多的社会管理事务，社会上有事，你凭什么能摆“平”。
这个社会，指手画脚的人过多，具体做事的人太少，“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都喊，却没有人去打。
七、万物皆备于我——今天我们如何创新“孟子”
透过现象看本质，社会管理，看似越来越复杂，其实是整个社会的浮躁、急功近利、缺乏安全感等等造成的。
用东方人类的整体思维，让每个人在事业的神圣中，体现做事的尊严，恢复人生的价值感、责任感，使命感，意义感。
。《孟子·尽心上》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东汉赵岐（约108～201）注：“物，事也；我，身也。”这段话的完整意思是,世界上万事万物之理已经由天赋予我,在我的性分之内完全具备了,如果反躬自省,诚实无欺，便会感到莫大的快乐。其实，孟子要告诉我们的是，世界为我们准备好了成功的机遇与平台，如何施展才华，要看自己的造化了，同时要有“天赋大任”的使命感。
天降大任——社会给了每个人施展才华的机遇，为什么只有千万分之一的人成为尧舜（艰难的社会现实是磨练人才的“苦饿空乏行弗的平台”，诗云：梅花香自苦寒来）
学以致用与怀才不遇（屠龙术）人人都想做有用之人，社会管理就很简单。
按社会规律办事：孟子明确地看到，一切事物发展和变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进程。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作为比喻：宁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掌握客观规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据水势就下、可导而不可遏”的规律，来说明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须如此。
孟子心存大志，非常具有社会管理的责任感、使命感，有“舍我其谁”的大丈夫气概；强调良心是“仁”的一种表现，注重自己的血性，反对没有恒心持久而自暴自弃的行为方式（而这是大多数人人性中的最大弱点）。所以，孟子主张在选择中挑战自己，才能让人生博大起来。
《孟子．梁惠王上》中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义”，就是个人的良心，天下的公理，社会责任。一言以蔽之，人生在世，在求得生存的前提下，反馈社会的是给予而非继续掠夺。求利（生存成本）是对的，但要用义来求。而且世事玄妙，你苦心求利，反而无利。你一切无所谓，反而有最大的利益处。生命总是这样子“无心插柳柳成荫”，无欲则刚。
其实，这其中还是蕴含着哲学道理的。一、事情本身的规律。二、人做事的规律。而我们常常忽略事情本身的规律。任何事情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它有生命，在变化，而且会终结。如果要认为事情是死的，永远可以做，用不过时，那必定大错特错。有些机会稍纵即逝。有些事情意义有限，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还有些事情本身就拒绝人。
因此，聪明的人往往不言利，他只希望把自己做好。他洒脱，所以多收获。他不抓住什么，所以不失去什么。
孟子还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确实这样。孟子给我们说了很多的大道理，联系到自己如何去做，就靠自己的悟性和施行能力了。
古语说“人多瞎胡乱、鸡多不生蛋”，还有“滥竽充数”的典故，都在说什么道理呢？社会管理性质复杂了，是不是更棘手？如何快刀斩乱麻呢？普通人为什么难以解决问题，专家就可以?更多的权威为什么会令人信服？领导为什么会解决？不仅仅是权力，更多的是素质、是眼界、是处理问题的经多识广。
这，就是工作也是修行，修身啊。
可在现实中，更多的人，初中毕业，一辈子就是初中毕业的水平，高中毕业，一辈子就是高中毕业的水平，根本没有终身学习的概念，哪里还懂什么朝闻夕死呢。
在抱怨社会的同时，天降大任给你的磨难你理解不了，就不要怀才不遇了，屠龙术的故事不就说明了一切么？就如在电影院里看电影，里面每个人的位置都有，你在开场后才进去，哪里那么好找？这在西方，仅仅是从管理学的角度说，说的是“定位”。我们老祖宗其实早说了——有腚早坐下，不就全齐了。
怀才不遇，更多的是怀才不“找”“早”啊。而你的所谓的“才”，是否真的是才，社会有用之才，还没得到社会的检验呢。
结语
尽管孟子的管理建议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也类似于今日的“宪法”纲领一般，是行为准则的总纲。相信不仅对于大的社会系统的内部管理及外部协调，外在责任，对企业、社区、系统、行业、的各类事务性管理服务，对家庭的关系处理及教育，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处理交际，是有一些基本原理性质的。
毕竟，无论科技做到了什么，都是人在做，管理也是通过人进行管理、管理的对象最终页是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这就是今天都才想起来的，孟子早就阐述的“以人为本”。
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