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国际板来挤压创业板泡沫、挤压A股泡沫，想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

一般推理如下：先引入香港的红筹股来国际板，港股的低估值将压低A股的整体估值，带动A股市盈率整体下降。

香港是成熟市场，投资者注重上市公司的主业发展、分红率等。投资偏好决定股东行为，港股与A股的氛围差异导致股东的“应对性歧视”：上市央企在对待境外投资者和境内A股投资者的股利政策上是不一致的。数据为证：对146家在A股上市的央企和134家在香港上市的央企作汇总统计发现，就2001年到2009年的分红率（红利占净利润的比例），A股央企的9年平均数为20%，而H股央企则达36%。尤其是在A股市场最低迷的2004-2005年，A股央企的分红率不足10%，而香港上市的央企分红率则在40%左右。

还有另一组数据为证：去年A股市场IPO重启以来，108只新股平均发行市盈率超过50倍，创业板甚至达到80至100多倍。而国际市场新股发行市盈率通常不超过10倍。

两组数据均指向A股估值的水位之高。由于资本管治“水坝”的存在，导致A股与港股间形成的压力差难以泄洪，但压力仍存。这种压力还将导致平静水面之下各种管道暗生。开通国际板，或港股直通车，两根巨大的制度化管道，都有可能拉平两个市场的水位。

市场的妙处在于比价效应。有了红筹股的锚，就会有中国股市的新坐标。我们还会联想到，中国改革有个智慧，叫以开放促改革。中国股市的改革，也在遵行这个做法：当因内部利益集团阻挠而无法推进改革时，借助外力就成为不二的选择。

但一俟国际板开通，这套说理能否如愿，仍在未定之天。不过，长期的机理不会变，只要开放之势大定，锚的互动终将缩小市场之间的价格差距。中美的恐怖平衡就是例证。

中国股市的“国际压力”，短期而言，倒是来源于美国那端。为了打击美元的最大敌人欧元，惠誉近日再度下调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标准普尔也将意大利主权评级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打击别人、在全世界制造动乱，目的在于将全球的资本赶向美国。

美国正面临2007年次债危机爆发后的“再危机”。次债危机爆发时所形成有毒资产，在2009-2010年被冻结，但未消失。一个标准的衍生金融合约一般是5年，2002年前后签订的衍生金融合约引发2007年的次债危机，2005-2007年更大体量的金融合约正在陆续到期，如不能兑现，将引发更强烈的金融海啸。二次危机正在逼近。

美国二次危机不只是房贷方面的危机，还是商业地产危机、美国国债危机、美国地方债危机、美元危机的交织。在中美互为锚时，中国股市即使无远虑，也有近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