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我四岁时，父母决定送我去私塾启蒙读书，一方面让我长知识，幻想将来全家出人头地；一方面他们也好集中精力挣钱，养家糊口。
我曾先后从师三人，其中印象最深、时间最长的，当属蔡仕雄先生。他身材高挑，镶一口瓷牙，冬天时戴一顶黑色线帽，线帽的尖端有一个结。说话不紧不慢，感觉像个标准的学究先生。他系蔡家场（今龙江镇）人，旧学根基深厚，教材基本能倒背如流。他字迹工整，书法规范，要求学生很严格，管理上也很有办法，能因材施教，还能视家境差异进行不同的收费，因此口碑甚好，甚至连一些有钱人家也把子女送到蔡老师的私塾学习。
上学第一天，我父亲手拿一条木凳行于前，我穿了干净衣服随于后，手提竹提篼（相当于今日的书包），腼腆地走进了蔡老师的学校。
教室大约有十平方米，略呈正方形，有十来张大小不等的课桌，约有二十来名年龄差异很大的学生。老师的讲桌正中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木牌，桌边有一摞待批阅的大字本，文房四宝置于桌上。
父亲和老师寒喧之后，摸出红包，点上香烛，令我在孔夫子牌位前三叩首（磕头三次），再向蔡老师作揖一次，师生关系就此确立。我入学了！
仪式完毕后，蔡老师叫我取出《三字经》（上），翻至第一页。他手执醮了土红色的毛笔圈点，念完“人之初”，即叫我跟读。第一次上课，教我认读了六个字——“人之初，性本善”。然后给我安了一个座位，并令我反复诵读此六字。
读得疲劳了，我便好奇地四处张望。
私塾里的二十来名弟子，多为男生，年龄和学习层次都相差甚大。大者已经十多岁，在读“四书五经”，小者仅五六岁，还在启蒙读“人之初”。但蔡老师熟知每个学生的情况，给每个学生安排合适的进度，每个学生都是单独授课，一切显得有条不紊。
俗话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私塾的条条款款也很多，对学生约束甚紧。譬如说，为避免拥挤和在路上打架斗殴，放学时，先由老师在签筒中抽签叫名，被叫的学生应声而起，先向孔夫子牌位作揖，然后由学生照此办法，在签筒抽出一签，叫下一位，这样挨个抽签，依次离校，约两分钟才能完成一人。
课间解便时，得看厕所门框上悬挂的木牌，木牌一面为“入”字，表示里面有人，“出”字，表示里面无人，解便者方可进入。有一次，一个学生出厕所后忘记翻牌，另一男生拉肚子，却始终不敢进入，硬把大家整得捧腹大笑。
我每天早晨天不亮即要起床，到学校后，即朗读头天所教课文。背诵过关后，有时还教点新内容，然后回家早餐。
早餐后再去学校复读学过的内容，复读完后即授新课。新课结束后，再根据老师要求写大字或小字。之后，中年级的学生，也就是已经学了一段时间，文化达到中等程度的学生，学习《常用字义》（相当于今日之字典）或珠算；高年级的则学一些有关写契约和记账的知识等。下午亦如是循环。
晚上在家自习功课，主要是在油灯下朗读所学课文。一年之中，只有农历每月十五耍半天，端午、中秋放一天假，春节耍一个月。但放假离校前，全体学生都要在老师率领下跪于孔子牌位前，并随老师逐句朗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等先贤教诲。
《三字经》开宗明义把“严”字放在教育的重要地位，“教不严，师之惰。”严师出高徒，好像严才是好老师的标志。严的具体表现就是打。凡学生不能顺畅背诵课文，不能认真写字，不听师训，不守规矩，皆要挨打。打人的竹片二尺多长，一寸宽，约三分厚，俗称篾片。使用时富有弹性，打起来得心应手。打的部位极多，打的方法各异：如背不了书，颈项、肩部皆可尝到“竹笋子”滋味；字写不好，珠算拨不对，解释《常用字义》有误等，要打手心；有的屡教不改，或违反校规，则叫你自己端上长凳放于孔夫子牌位前，然后老老实实匍于凳上“打屁股”。一句话——打！黄荆条子出好人！（黄荆，一种落叶灌木，属马鞭科。）对此，几乎所有家长都极表赞成，我从未见过家长来找老师理论的，都说“打得好！”“谢谢老师！”
在篾片的威慑下，学生一般不敢乱说乱动，也不敢不用心学习。篾片给学生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怖。一次，一个学生因怕屁股挨篾片，借拿长凳之机，一气跑回了家，从此再也未来上学。对此，我们私下议论说：“‘学而’‘学而’（《论语》首句），打得你钻桌儿；《大学》《中庸》，打得你屁股绯红；‘离娄’‘告子’（孟子两本书首句），打落你的帽子！”
我从四岁开始，在蔡老师私塾受教约四年，易地四处。共读了《三字经》（包括“人之初，性本善。”和“天生物，人最灵。”上、下两本）《四字经》《五字经》《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其中《论语》分为“学而”“先进”两本，《孟子》包括“离娄”“告子”两本）《诗经》等书。
私塾教材大致可分三类：
一是启蒙读物，多为白话，词句也很押韵，便于幼童习读，主要内容是向无知幼童宣传伦理道德和处世哲理。它包含《三字经》《四字经》《五字经》等。《三字经》（上）所涉内容极广，有“小纲鉴”之说。
二是“杂书”，是私塾学子步入中级的必读物，带有提高和获取日常生活知识的性质。此类书目较多，适合当时贫民子弟和家庭所需，包括《百家姓》《增广》《千家诗》《声律启蒙》（又称《对联书》）及《幼学琼林》等。
第三类为高级教材，又称“正书”。它包含孔子、孟子等儒家著作，如四书、五经，以及《左传》等等。在封建社会，只有研读了这些书，才能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取功名。
教材为线装书，多为木刻版印刷，纸质很差，封面、封底只是稍厚的两层纸而已。为防虫蛀，也为了经久耐用，我曾仿效其他同学之办法，将书合好后，用桐油涂上书的三边，我们称为“油书”。桐油易干价廉，故为首选。菜籽油和花生油价高，且易被鼠咬，故一般不用。
由于学生全部在一个教室学习，一般男学生要读《百家姓》《增广》《广宜杂志》（有如生活百科全书）《幼学琼林》《对联书》《声律启蒙》等，女学生要读《女儿经》《妇女贤》等，我天天在课堂上听读，渐渐也心领神会。其中《百家姓》和《增广》至今仍能背诵绝大部分，这是听多了而来的。
除了能背大量的书，我的珠算也不错。三盘清，七盘清；斤求两，两求斤（当时1斤为16两）的口诀相当熟，指法也不乱，能三个指头娴熟配合，速度算中上等。珠算中最难的六归七二五除，是算盘书上最后的课题，我也能完成。乘法的破头乘、留头乘都能运用。
我虽然天天练字，但由于缺乏恒心，又没有更多的钱买纸，也没有用过一支好毛笔，墨也是低级的，更无临摹的字帖，所以长进始终不大。即便如此，在读完“四书”“一经”（五经中的《诗经》）的那年春节前，大约九岁的我，还是大胆地在大东街摆了一个摊子，专为农民写对联。有的农民见我稚气十足，收费比其他“书法家”的墨水费低得多，竟也有几个朴实的农民光顾我的摊位。因为是交易性质的，故书法十分认真，比平时略好，顾客竟然也满意。我家门上也贴了我写的对联——“五老点头辞旧岁，八仙拱手贺新春”。反正父母不识字，能写出对联并且贴于家门，他俩笑得合不拢嘴，认为读书已见成效。
值得一提的是，蔡老师能和家长取得共识，既管校内，也管校外。譬如，为了防止夏天学生去江河中游泳出事，便采取了堵的办法：中午放学时，他手执红笔，在每个学生脚踝上写一“戒”字。因他所用的红墨水是用土法生产的，遇水即化，下午上学时，如发现“戒”字已化或模糊，该学生就要受罚。此举受到家长的认可。
私塾是适应最底层平民大众需要的，是一种应用型的传统教学模式。我在私塾中认识了不少汉字，初步学习了一些文史知识，对于平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珠算、记账、写信等等技能也基本掌握，为以后进入社会及深入学习文化知识打下了基础。
（摘自《离离原上草——我的自述（1934-2011）》。该书所有内容均为原创，目前尚未正式出版，首发于“离离原上草”及“鲁稚的阳台”博客，版权归博主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