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不劳政府接待办接待，政府接待办也无安排新闻采访之职能。漯河市政府接待办超越职能，冲锋在前，应非自呈踊跃，而是衔命疾进。
　　政府接待办负责“关注记者动向”，要求酒店报告，以便“酌情处理”。能够酌什么情，又能做什么处理呢？我们知道，地方一遇“麻烦事”，马上封锁消息，只当没有什么事情，这在以前是惯例。近几年，一般不采取这种做法，而是“掌握主动权”，“抢先发声”，由官方发布信息，看似“信息公开”，实则常常不容新闻媒体自行采访和证实，媒体的采访被“酌情处理”，包括“陪同采访”、“安排采访”、“阻挠采访”和“拦截采访”。阻挠和拦截的基本办法有软拖和硬顶，有时诉诸蛮力，有时借助“红包”。
　　漯河的“酌情处理”，也不会有什么新的花样，目的单一，手法可以多样。变酒店前台为盯梢记者的眼目，也就是视新闻记者为防范对象。政府接待办出面，显示阻止信息公开的行为要用“接待模式”，但说是接待，实为布控，如果记者“不吃软”，模式转换将是迅速的。“酌情”阻止采访，可用机构还有很多。地方宣传部门可以用，基层街道和社区可以用，警察也可以到酒店查身份证啊。还不能奏效，弄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员”去打人、砸摄像机、抢照相机也不是不可以。这类事情，近些年都不时有之，大家心领神会，按现在的网络常用语，“你知道的”。

　　漯河市民没有得到政府关于“健美猪”的任何信息，酒店却接到了“关注记者动向”的通知。防范在暗中进行，搞的是“外松内紧”的老把戏。这种老把戏不同于“掌握主动权”、“抢先发声”，表面看鸵鸟埋头，实际是鸭子划水，水面下忙作一团。
　　乾隆皇帝大征文献，编纂《四库全书》，说是要修明文治，实际是要消除掉各种违碍书籍，暗谕官员们“不动声色”，“慎密搜访”。一些地方因应网络信息时代，突发事件“抢先发声”，同时不许媒体去采访或证实，与乾隆“寓禁于征”的文治术不无相似。而漯河对“健美猪”不置一词，只去“关注记者动向”，文治之术更在乾隆之下。类似漯河的行为，并不少见，这就难怪今日还有好多人景仰盛世，提倡学习明君。
　　政府应当怎样应对公共危机，应当怎样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不乏谋士，献策也有聪明、愚蠢、开明、颟顸之别，终归而言，还是决策者作主。我向无献策的兴趣和能力，只想强调公众拥有知情权，这不取决于决策者是否明智。
　　漯河市“关注记者动向”的危机对策，在法治社会是否可能，万一出现又将是何种下场？但在这里，这不算违法，甚至不算错误，最多只是“应对失当”而已。漯河政府仍然可以自弹自唱在“依法行政”，就像制造了乾隆帝可以自夸“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然而，漯河方面依什么法在行这个“关注记者动向”的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