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月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幅回落到15.7%、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幅回落到14.5%之后，或许人们已经放松了对继续上调法定存准率的关注。所以，此次上调法定存准率让人多少有些感到意外。但是，只要关注一下央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公开市场操作，对于此次提高法定存准率的动作就容易理解了。

其实，央行依然是在进行货币政策工具的成本置换――就是用低成本的货币政策工具置换高成本的货币政策工具。

当央行连续三次加息之后，债券市场利率已经大幅上涨，3至10年期国债和央票利率已经均以超过3.0%。这个利率成本已经远远高出1.62%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期间1.4个百分点的利差，意味着央行用法定存准率替代央票发行，每100亿元，将节省1.4亿元的成本。

从 3月4日之前的16周，央行通过央票到期共向市场中注入了11550亿元货币，而此间外汇占款投放也至少有8000多亿元（去年12月3000多亿元、今年1月份5000多亿元）加总之后大约2万亿元的货币投放。同时，到现在大约4次提高法定存准率，每次冻结3500亿元左右的资金，4次共锁定约1.5万亿资金，这样的成本替换至少完成1.4万亿元的替换，每年节约成本大约200亿元。

为什么说此次虽上调了法定存准率，但仍属中性货币中性条件？是因为，我计算不出货币的净回笼。当然，我所能看到的数据有限。央行现在可能是有意在掩藏数据，制造误解。让不明真相的人们相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就是在紧缩货币”。但在我看，这仅仅是货币政策工具的成本置换。投放量和回笼量大体相当，甚至可能是净投放。因为，M2增幅已经低于16%，继续紧缩，过调无疑。

这对财政而言或许是好事，因为央行支付的货币政策成本是财政出钱补贴，我们曾经专门撰文指出《别认热钱打劫中国财政》。现在看，通过这样的成本置换，财政的支出显然将有所减低。但对银行而言，这确实比较残酷的。因为，财政少出的钱，却将负担转嫁给了银行。说白了就是：银行必须吐出高收益的央票，去接受低收益的法定存准利率，这当然会对银行收益构成严重影响。

上市银行业绩预期不好，它们的股价表现会好吗？用不着我回答。3月20日樊纲告诉我们，现在央票占流动性比例大约5%。也就是说，继续置换1到1.5个百分点，问题不大。按此计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最多还有2到3次上调的空间。但前提条件是：外汇占款不会大幅度提高。也就是说，在外汇占款相对平稳的前提下，法定存准率最多还有3次上调的机会。

如果加息，那就没谱了。因为加息会引发国际资本流入，加大外汇占款。这是事实。第三次加息的结果现在尚未公布，但第一次和第二次加息，都使得当月外汇占款突破5000亿元。

我希望中国不要陷入，加息引来“热钱”，然后再提高法定存准率锁定的恶性循环。这会使中国支付巨额的货币政策成本。银行受不了、财政受不了、中国经济更受不了。因为这样的做法，不仅不会抑制物价上涨，反而会使“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越演越烈，最终陷于“滞胀”。

中国必须对“滞胀”有所防备。当日本大规模发行货币，利比亚战事升级之后，世界又增加了两大推动成本的因素，全球性“滞胀”恐怕已经难以避免了。正向厉以宁教授在“两会”期间所讲：现在，中国应当把对通胀的关注，转向对滞胀的关注。这是极其中肯而充满智慧的见解，希望中央高层密切关注。

3月20日，李克强副总理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开幕式上谈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一条就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问题”。从他的讲话中，我已经可以隐约地察觉到，中央好像已经意识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不确定因素”将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这很重要。

同时我也看到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输入型通胀”的问题，比如樊纲等。另有黄益平等开始担心过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