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生死成谜》的节选，首发于《大家》2006年1期）
郁达夫为何毁家
战乱时期，许多人都迷信神佛的开示。1937年底，郁达夫在福州天王庙抽得一支下下签：“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读了这首签诗，郁达夫既感慨，又感愤！他本就是自卑的，不放心妻子王映霞与外界多接触，害怕她接触之后，就会看轻他头上仅有的那两道“才子”、“文学家”的光环，而她的势利眼和虚荣心将全面占据上风。然而，在战争年代，流离颠沛无可避免，在杭州虽有风雨茅庐，王映霞却无法安身，她被迫单独接触社会。郁达夫读完签诗，那句“鸣鸠已占凤凰巢”太刺眼了，不由得心烦意乱。
事情很快就穿了帮，郁达夫回到丽水，在家中发现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信件，终于忍不住大发雷霆。他的精神受到强刺激，已无理性可言，王映霞既然红杏出墙，该吵架就吵架，该离婚就离婚，又何必将家丑暴露无遗？“纵齐倾钱塘湖水，奇羞难洗”，太夸张了。当年他追求王映霞时，妻子孙荃正呻吟于产褥之上，他又何尝设想过孙荃的精神苦况？这就是他自私的地方，不公平的地方，只准许自己自由寻找爱情，不准许王映霞也去自由寻找爱情，只许自己动别人的奶酪，不许别人碰自己的奶酪，在郁达夫则是浪漫，在王映霞则是淫荡，完全是双重标准，双重评价。他在《贺新郎》一词的注释中说：“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为我们的民族复仇！”这简直就是荒腔野板的胡诌，且不说许绍棣对王映霞并非“奸淫”，家丑与国仇也根本扯不到一块儿，女人红杏出墙的事何日无之，何年无之？并非只有抗战时期才有这种“丑闻”发生，将二者强相牵扯实为荒谬。此外，他还将王映霞委身许绍棣归咎于她贪慕富贵，更失公允。他说：“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他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故。”这一推论未免失之简单，王映霞真要是贪慕富贵，当初她怎么可能看中郁达夫这样病病歪歪的文人？在资本最雄厚的时候，她尚且不贪慕富贵，岂有资本消蚀将空时再去贪慕富贵的道理？郁达夫还说：“姬企慕官职，以厅长为最大荣名，对人自称为厅长夫人，予以取乐。”这就是把玩笑当真，既缺乏幽默感，又显得鸡肠鸭肚。王映霞曾在1938年10月18日致郁达夫的书信中表明她的愿望——“作一个很贤惠、很能干的大家庭中的媳妇，让翁姑喜欢，（在）丈夫宠爱的和平空气中以终其身”，你可以讥笑她胸无大志，但你绝对不能唾骂她俗不可耐。郁达夫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昔年赞之为天仙，今朝贬之为俗妇，处处走极端，我们该相信他哪一句？
1938年，郁达夫自暴家丑，许绍棣深知人言可畏，还哪敢顶风作案，谋娶王映霞为妻？他终究还是有些本事的，并非完全为了遮人耳目，他娶了徐悲鸿的情人孙多慈为妻，彻底从这桩丑闻中拔身而出，洗刷得一干二净。许绍棣只是玩一回心跳，枕边的誓言到底靠不住，苦了的只有王映霞，他与许绍棣挥泪而别，还得跟着郁达夫踏上颠沛之途，前往武汉。郁达夫感到极为耻辱，心气总不能平，就这样，他与王映霞的争吵再次升级，王映霞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住到朋友曹律师夫妇家。郁达夫慌了神，以往都是他玩出走游戏，这回却更换了主角，他又气又恼，丧失了残余的那点理智，竟然老虎吃砒霜，自己害自己，去《大公报》上刊登侮辱性质的《启事》，向外界暴露家庭生活的负面，甚至认定王映霞卷款而逃。
郁达夫精神狂躁，他一不做，二不休，又影印了许绍棣的三封“情书”，声称这是“打官司的凭证”，还请郭沫若等人前来勘察“现场”，要他们看一看王映霞“卷逃”后的痕迹，甚至致电浙江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的下落。一时间，舆论哗然，流言四起。郁达夫从曹律师那儿得知王映霞的行止后，又急不可待地要接她回家，王映霞自然不依。结果是，郁达夫乖乖认错，同意在《大公报》上再登一则《道歉启事》，稿子是王映霞起草的，其中那句“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也只能哄哄自己了。
郁达夫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自己也没讨到一个好，最终两败俱伤。事后，他们又重新订下了“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更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誓约。郭沫若居中调解，亦认定错在郁达夫，这场风波纯粹是他的自卑心理暗中作祟所致。
1938年深秋，武汉岌岌可危，郁达夫听从好友易君左的建议，举家迁至湖南汉寿。一路上，郁达夫心情沉重，王映霞余怒未消，彼此形同陌路。破碎的情感要弥合裂痕，忿懑的怨偶要捐弃前嫌，谈何容易！在汉寿安家后不久，正徘徊歧路的郁达夫接到陈仪之邀，再次赴闽，决心为国牺牲一切。王映霞与老母幼子则暂时滞留在汉寿。
郁达夫千不该万不该在王映霞怨怒未消之际，又误信流言，说是许绍棣当初送给王映霞三十七万余元港币。王映霞被怄得手足冰凉，她在回信中写道：“这三十七万余元港币的存折，于我们死后，都留在这里转赠你，让你再去买一个有这样身价的女子，因为你是喜欢有价钱的女人的。我始终未要你一个钱，这似乎亦是你怕我会收别人三十七万余元港币的原因。”郁达夫在战乱时期采取撒手主义，任由妻儿处在缺钱缺粮缺安全感的苦况中，却还要纠缠“第三者”旧事，往妻子的伤口抹盐，这种做法，不仅不智，而且不仁。王映霞忍受刺骨锥心之痛，终于写下悲愤的感慨：“假如我有女儿，则一定三世都不给她与不治生产的文人结婚！自己是一切都完了，壮志雄心尽付东流江水，我对你的希望与苦心，只有天晓得！”她原本也主张，在婚姻触礁时，“大家把一切的气愤全都丢弃了，来计划计划以后的家计”，但郁达夫心不在焉，她只是一厢情愿。
纯性情的浪漫文人精神上极容易陷入感伤境地，变得神经质，极端者还会患有歇斯底里的疾病，他们并不适应家庭生活，郁达夫将夫妻感情弄得一团糟，势必如此。所幸他不曾像卢梭那样弃子，也不曾像徐渭那样杀妻，总而言之还算是中庸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这是郁达夫的名句，然而他只能做到醉酒使气，却做不到怜香惜玉。
1938年冬，郁达夫受《星洲日报》聘请，离开福州，投荒南下，前往新加坡。此前，王映霞从汉寿动身，前来与他会合。换一个相对安全相对陌生的环境，本来对他们修复感情不无好处，可是郁达夫却在这节骨眼上再次犯晕。当时，香港《大风旬刊》主编陆丹林向郁达夫约稿，他很快就收到了郁达夫寄来的二十首加添注释的旧体诗词，总题为《毁家诗纪》。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名人丑闻，而且是一堆令人难以启齿的“珍闻”，最能满足“扒粪族”的特殊爱好，其中一条尤为刺眼：郁达夫、王映霞二人在金华重逢时，王映霞以刚来月假为由拒绝与郁达夫行房，两天后却与许绍棣驰车夜奔碧湖。陆丹林如获至宝。他本可弭患于无形，婉言规劝郁达夫慎重此事，但他把朋友之间的道义撇在一旁，全然不顾忌这组诗词一旦发出有可能使郁达夫妻离子散的可怕后果。1939年3月5日，第三十期《大风旬刊》出刊，果然洛阳纸贵，万人争诵，连印四版，轰动海内外。王映霞在新加坡读到这二十首“家丑”全纪录的诗词，真是如雷轰顶，怒不可遏，两人早就讲好了不再互揭伤痂，郁达夫背地里却又弄出这些诗词，弄出也罢，他还要拿去刊物上发表，将家丑大白于天下，将谴责公告于世人！王映霞认为，郁达夫出此昏招，与当初在《大公报》上登载启事性质已经不同，那一回他可能是一时冲动，这一次则显然早有预谋。王映霞彻底寒心，作为应对，她写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两文，想要漂白真相，可是收效甚微。在《一封长信的开始》中，王映霞甚至发誓离婚之后不再嫁人：“实在说，又有谁逃出了棺材，而再爬进另一口棺材里去的？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辛酸的滋味，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炸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致再发生那第二次的痛苦的了。”经此变故，覆水难收，他们终于以“协议离婚”的方式分道扬镳，曾经轰轰烈烈的爱情传奇至此凄然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