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语境下，中国电影如何生存和抓住发展机会，如何应对好莱坞大片的冲击，如何弘扬中国民族电影文化的优良传统等问题，一直是影视政策制定者和影视艺术创作者以及教学科研人员讨论的焦点话题。

　　有的人为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市场开放前景高声叫好，认为更多外国影片的进入有助于激活中国电影的竞争潜力，为中国电影走出国门开辟了渠道，也有利于拓展影视创作和研究的艺术眼界和表达手法；有的人则惊呼“狼来了”、“中国电影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电影的产业规模、工业化管理和资金、人才储备都远不是外国的对手，更加之被盗版光碟培养出来的观众欣赏口味导向，中国电影从此再没有后退喘歇的机会了。

　　对于这种背景下的中国影视发展战略，国家电影主管部门提出的口号是“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国家“主旋律”电影政策的影响和“主旋律”电影在近十多年来的中国电影格局中所占的地位，人共目睹。然而，鲜有人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高度来思考“主旋律”战略，更多的仅仅是把“主旋律”当作一种电影创作的方针和一种特定类型电影的标签来认识的。基于这种认识，创作者们对于主旋律标签的态度，同样大相径庭。有的导演乐于称自己的影片是主旋律电影，便于获得政府资金支持和组织收看保证，有的导演则大打商业类型片的旗帜，甚至惟恐回避“主旋律电影”标签不及。

　　在我看来，目前无论是创作界还是理论界，对主旋律的认识方面都存在两个误区。一是把“主旋律”局限在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重大现实题材”的影片类型上，二是虽然把主旋律扩展到一切弘扬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激励人们积极向上的题材范围内，但仍然坚持传统的重大题材加生活细节塑造人物性格的叙事模式。

　　本文拟通过对主旋律口号提出背景的回顾，分析主旋律口号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性和有效性，同时辨析其传统主旋律话语语境对于全球化趋势预见的局限，进而考察主旋律电影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新模式，寻求用新时期党的文艺观审视我国电影意识形态教化功能与市场商品化融合的可行途径和叙事模式，从而构建当下我国电影发展主旋律战略的完整内涵。

　　

　　一、主旋律战略的历史必然性

　　提起“主旋律电影”这个概念，通常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类型电影的集合，有的人也尝试性地将其定义为“宣扬社会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i][①]。而本文愿意提出的概念，是将“主旋律电影”当作一个中国电影发展的战略，这可以从主旋律口号提出的历史语境中得到印证。

　　“主旋律”作为一个口号的最初提出，显然是出于使中国电影的发展适应当时市场开放和电影商品化的一个战略性的考虑。刊载在“银海网”上的文章《大江歌罢掉头东—主旋律电影回顾》中写到：说到“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为了抵制商业大潮带来的混乱思潮的冲击，为了改变各电影厂一窝蜂抢拍武打片、娱乐片的局面，电影局首次在1987年3月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同年7月4日，经中央批准，由丁峤任组长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后正式更名为“重大革命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在北京成立。为了在拍摄经费上提供有力的资助，1988年1月1日起广电部、财政部决定建立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的资助基金。当时明文规定，基金所资助的“必须是重大题材的故事片”，而“重大题材是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重大现实题材”。[ii][②]

　　“主旋律”电影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当时电影主管部门从意识形态导向和艺术创作水平管理两个方面的思考。“主旋律”口号的提出，国家对于重大题材故事片的资助，以及意识形态标准在电影双奖评比中权重的增加，对当时国内电影市场的引导和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主旋律”电影成为近十多年中国电影最重要的创作现象，并直接导致了1991年（建党70周年）、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电影诞生100年）和1999年（建国50年大庆）三个“献礼片”高峰。电影《孔繁森》、《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巍巍昆仑》、《彭大将军》、《开国大典》、《周恩来》、《长征》、《七·七事变》、《红樱桃》、《离开雷锋的日子》、《生死抉择》、《故园秋色》、《横空出世》等一大批耳熟能详的优秀作品，歌颂了革命英雄的传奇。

　　同时，“主旋律”口号的提出，也反映了电影主管部门对中国电影长期优良传统的总结和信心，是一种基于理性的战略导引。应该说，主旋律模式是经历了中国电影发展历史的检验的，是新中国电影曾经辉煌的成功之路。从总体上看，虽然遭受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中国电影成功之作几乎都是主旋律的，偏离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作品是少的。回顾新中国电影50多年的历史，受“我国社会性质决定和政治斗争的需要”，“电影关注的重点是群体、社会，着力表现革命斗争对个人命运的拯救”。[iii][③]这个性质在具体创作上，决定了从50年代发端的战争历史片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和艺术多样化。[iv][④] 《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上甘岭》、《英雄儿女》、《地道战》、《地雷战》、《红日》等影片，塑造了一大批多姿多彩、可歌可泣的银幕英雄形象，也为中国电影对宏大叙事主题尤其是革命主题、英雄化人物塑造以及“伦理泛情化的叙事策略”[v][⑤]的偏好奠定了基础。进入到80-90年代，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和国家资金投入力度的加强，电影制作部门得以成熟的革命影像风格和叙事美学，以更大的规模表现革命战争和国家英雄的史诗形象，这种主旋律策略一方面可以满足国家意识形态道德教化功能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有国内观众较为固定的欣赏心理模式和因而形成的规模市场作保证，投入的巨大制作资金有望收回，并达到抵制境外商业娱乐片的入侵的结果。

　　毋庸讳言的是，“主旋律”战略并不可能完全解决电影创作中比较普遍存在的题材共性化、人物塑造平面化、叙事场景戏剧化的通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在国家文化壁垒政策保护心态下对于国外强势影视文化竞争威胁的估计不足和无奈，从而为当下国产电影市场的节节滑坡埋下了伏笔。

　　

　　二、主旋律影片的创作转化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史诗性革命战争巨片和革命领袖历史传记片之后，主旋律影片的自身形态也受到观众和市场的驱动。先前依靠充满着革命理想的英雄主义人物形象来发挥电影教育功能的做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1989年影片《焦裕禄》的出现为标志，“主旋律”影片开始了新的英雄人物的塑造方法，英雄人物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全能英雄，而是一样儿女情长的平凡形象。这种新的创作风潮使主旋律影片中的领袖人物个人魅力的表现和英雄人物形象塑造得到了明显的改观，但观众市场更多呼唤的是切近生活现实的时代的英雄主义。

　　由于主旋律影片的传统创作主题依然是聚焦在超出日常生活的英雄模范或典型人物身上，尽管这些主旋律影片也开始用伦理与亲情、家庭与事业等关系来丰满英雄人物，但由于人物形象的道德定位，使人物“内在的人性困惑和必然要面对的外在环境对人格的压力便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简化了，……人物形象往往缺乏立体性而成为了一个平面化的伦理符号”[vi][⑥]。而人物脸谱化和表演外露，是最易为观众识破并影响接受效果的方面。

　　主旋律影片对传统英雄人物创作主题的关注，除了受传统惯性影响外，主要是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电影媒介作用高度关注的影响。从媒介发展史来看，电影已经在电视媒体和网络等新媒体的竞争下逐渐变成一种大众文化的弱势媒体，其原有的意识形态教化控制力已经弱化。如果受众可获得的其它娱乐媒介短缺，只有电影娱乐形式易于获得时，受众在享受电影娱乐的同时当然会受到电影媒介教化功能的较强控制。但在已经到来的数字媒体时代，各种可替代性的娱乐媒介和娱乐产品极大丰富，人们可以方便地从各种易于获得的视听产品中进行随意选择。电影作品如果不能激发起受众足够的娱乐兴趣或注意力，就根本谈不上对受众意识形态教化功能控制力的实现。然而在另一面，由于电影在视听媒介领域的地位和国家间新闻报道的限制，电影在全球化的交往环境中依然是认识一个国家的重要影像工具，也是对该国进行文化记忆的重要手段，电影的这个特性决定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电影政治教育功能属性的高度关心。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电影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教化功能的本位观受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电影媒介娱乐特性的挑战。许多主旋律影片仅仅采取了伦理泛情化的叙事策略转化，试图从平凡的视角来塑造典型人物，试图用生活细节来丰富人物道德形象，而没有实行传统英雄人物的创作主题转化。这种折中策略，使主旋律影片的主题焦点脱离了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无法成为观众满足个人心灵抚慰、苦闷宣泄和乌托邦追寻的精神娱乐中介，也就最终失去了市场。

　　可喜的是，随着主旋律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和革命领袖传记题材的枯竭，近年来，主旋律概念的指称已经扩大到所有“弘扬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题材范围。这种认识可以从近来中央提出的“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vii][⑦]的宣传思想指导方针中得到解释。“唱响主旋律”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要求是：高举旗帜，坚持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宣传教育干部和群众，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宣传教育干部和群众，用一切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精神产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大力弘扬社会正气和时代精神，以激励、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在提出了这个全新的主旋律概念定义后，摆在中国电影艺术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解决主旋律影片的宏大叙事加人物性格细节描写模式中“两张皮”的问题。

　　

　　三、时代的主旋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矛盾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我们就能把当前的“时代的主旋律”理解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进而知道主旋律的主角为“人民大众”。

　　当前中国电影创作的主题如果能够从英雄人物“平视”到“人民大众”上来，就能实现“主旋律”战略重心的成功转移，从而找到当下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的语境下中国电影发展的正确道路，也就找到了电影娱乐属性与意识形态教化功能的契合点。

　　首先，这种战略可以解除原有中国电影格局分类的框架束缚。在中国电影的格局分类中，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电影、商业电影和体验电影之间，都好像是沟壑、界线分明的，只有少数影片，如《生死抉择》、《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多数人给它们的标签是主旋律影片，可是它们达到了很好的商业放映效果，同时影片内容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人物激烈的内心困顿和奋斗遭遇，实现了体验电影对现实生活的关怀。将普通大众作为电影创作的主题，可以使任何普通人物具备成为影片故事主角的可能，也就可以自由地将任意类型的情节元素添加到一部电影中，使原来类型单一的片种获得新的扩展空间，具备面对市场的广泛适应性。

　　在类型电影概念起源的美国好莱坞，当前的流行经验就是实行多类型的综合策略。比如《黑客帝国》，片子首先是一部科幻片，片中表达了对于未来计算机系统控制人类世界的后果的担忧，影片结尾由人战胜了“系统”，可以说是美国式的主旋律；该片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香港著名武术指导袁和平设计的武打和特技场景，这点迎合了当前美国流行的武侠热；此外，影片起用了男女明星，情节中设计了爱情段落，影片还有大段的射击打斗暴力场景，这些，都为该片的市场成功做出了贡献。

　　其次，可以从影片的题材选择上扩展原有狭隘的民族视野，塑造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国家和民族形象。把普通大众作为创作的主题，无疑将极大扩展我国原有主旋律影片、商业片和现实生活体验片的题材范围。更主要的，把当下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风貌作为创作的题材，将大大增加我国影视作品中当代人物形象的比例。众所周知，在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国一系列民族电影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应该说，这些作品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现实，影片展现出的中国形象是坚韧的、勤劳的，也是封闭和落后的。在国门开放之初，尽管“电影人采用一种制造民俗、政治、文化的东方奇观来作为电影的文化战略”[viii][⑧]是行之有效的，扩大了中国电影文化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但十多年里，这些获得大奖的影片也一步步强化着西方人眼中的那个伪民俗的旧中国形象，表现的内容与中国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且不说这些针对国际评奖的所谓“新民俗”电影，中国国内的影片，即使反映“农村教育、婚姻爱情、市场经济、反腐倡廉，大都是对本民族国家才关注的问题就事论事，很少能以小见大，从独特的社会问题中揭示全球性、全人类性的普遍本质。”[ix][⑨] 这种结果，将使中国民族电影在全球化过程中走向世界的步伐举步唯艰。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成功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加入了WTO，同时，也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从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到现代化的过渡时期，人们的外部环境和社会关系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样的一幅壮丽的生活图画，将是新时期中国电影展示中国开放新形象、表现中华文明的智慧和创新精神的最大资本。

　　第三，可以使中国电影站在更有利的地位实现与外国优秀影视文化的交流，实现对外国强势影视文化的抗衡。以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作为电影的“主旋律”，有利于视个人自由权利至上的西方文明国家对我国电影文化和民族理念的接受，同时也可以使我们的影人在一种更为宽松的文化交流环境中更好地学习借鉴外国优秀影视文化，便于“用最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x][⑩]。至于面对汹涌而来的外国商业影片和好莱坞的强势文化霸权的威胁，只要我们的影片能真正聚焦普通大众的现实人生，讲出他们爱听的故事，表现出他们生活中铭心刻骨的情感历程，那我们本土文化的亲和力就根本用不着担心外来文化的冲击。

　　

　　四、结语：主旋律与多样化

　　通过电影创作主题的转移，从而实现中国电影在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语境下的影片类型适应性、题材极大丰富性和中国电影的开放性和本土化，这就是本文提出的“时代的主旋律”战略，这个战略强调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媒体功能的转型，中国电影也必须与时俱进，实行新的发展战略，把当下时代沸腾的现实生活和努力创造新生活的普通人作为新的主旋律。

　　当然，在吟唱这首新的主旋律的时候，我们还要提倡艺术的多样化和不断创新。当我们为大众描墨弄彩的时候，也不要忘了组成大众的众多需求各异的“小众”；当我们学习借鉴好莱坞叙事技巧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东方文化幽雅智慧的传统和贯穿欧洲艺术史的文化批判主义精神；我们还要时刻不忘艺术的名义，为新的电影艺术大厦的探求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