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是转来余斌教授的一篇稿子，从中可以看到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偏向性以及这种偏向的自我繁殖力，至于这种偏向的是非，相信各位自有判断。并附上我早先写的一篇文章。
http://blog.gmw.cn/u/36946/archives/2011/297150.html
从考研经济学试题看高校倾
余斌
近日从网上（http://bbs.kaoyan.com/f1810）看到考生回忆记下的几所著名高校理论经济学综合卷的试题，尤其是注明了每题的分数（满分是150分），这就给了我们一个从考研经济学试题看高校倾向的视角。
在五所高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试卷，政治经济学（包括传统马克思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部分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从分值的比重上看分别约占49%、26%、0%、27%、50%，平均约占30%，连三分之一都不到。作为传统政治经济学重镇的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倾向堪忧。
再从试题内容上分析（按政治经济学的比重，从小到大排序）：（1）南京大学的试题全部是远离现实的、人为编出来的西经的概念和理论。（2）中国人民大学的试题中有一道题涉及现实政策（美国奥巴马的减税政策）的9分题，占6%。（3）复旦大学的试题中有一道25分的题涉及国际货币体系今后的正确改革方向，现实问题占17%。（4）北京大学的试题中在政治经济学部分有三道共37分的题要求结合中国的改革实践，分析某些改革和某些关系；在西方经济学部分有一道18分的题要求对原材料价格上涨进行分析，并给出政策建议。涉及现实的题占37%。（5）西南财经大学的题中政治经济学部分有2/5的题涉及现实问题，西方经济学部分有1/5的题涉及现实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里存在一种巧合，似乎越是平等地对待政治经济学的高校，对于现实问题越是关注。只是除不关心现实问题的南京大学外，其他高校都试图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解答现实问题，而忘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表明，这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根本不足以回答现实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要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来回答当前的现实问题。但是，从这五所著名高校的考研经济学试题来看，我们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景象和倾向。
当前马克思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朱富强
一、前言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把科学与价值判断对立起来，并把自己的经济思想或自己所推崇的经济思想视为价值中立的，而将他们反对的经济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经济学视为价值导向的；但实际上，正如亨特指出的，“所有的理论学家，所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所有人在所有的认知活动中都包含相互贯穿的价值取向。……关于一些理论家是‘非价值取向’的论调要么是自欺，要么是欺人。判断不应建立在一个理论虚假是否具有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因为却是每个人都有价值取向——而必须建立在这些价值取向的具体本质的基础之上”。[1]究其原因，不同经济学家、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学说都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上，而每个引导假定本身都潜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从而体现了不同的利益取向。例如，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内涵了不同的价值判断：马克思经济学根本上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反映弱势者对社会正义的要求，从而不承认现实的合理性，而是持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并注重对异化现象的解释；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就是为既得利益服务的，它伦理实证主义价值观来为现实进行解释和辩护，以供求均衡来合理化社会制度，从而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
显然，由于这些经济学家或经济学流派对社会现实持有不同的态度，因而也就会受到不同团体的支持和反对，并导致它们在不同现实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一般地，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是人本主义的，从而应该得到广大弱势阶层的支持，而会遭受那些既得利益的强势者的反对；莱博维奇就写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露了剥削，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掩盖剥削，并把它作为当然的规则。那么，就不难得知，剥削者会倾向于哪一种经济学，而对另一种，则使感到不安，甚至宣称它已经消亡”。[2]问题是，为什么在以社会主义为宗旨的现代社会中，它也会遭到不断被边缘化的命运呢？显然，这可从马克思经济学本身的性质以及现实的学术氛围两方面加以分析：就前者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就不受强势者欢迎，二是马克思的性质蜕变而逐渐失去社会大众的信任；就后者而言，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学主流化效应使得马克思经济学不断遭受排挤，二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微观分析不足而失去青年学子的热情。是以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一探究。
二、马克思经济学被边缘化的本身性质因素
关于这一层面的因素，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特性，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蜕化。简要分析如下：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特性
一般地，任何经济学流派都具有隐含了一定的价值判断，都是为特定群体的利益服务；因此，经济学说往往与特定的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会受到不同团体的支持和反对。布卢尔就指出，“相关的社会因素可能是那些来源于专业团体经过仔细构想的利益、传统或管理的因素……在科学中进行的大部分工作能够被合理地看做是这样一种愿望的结果：保持或增加属于一个团体的特殊财产的方法和技巧的重要性、地位和范围。”而且，在相互竞争的理论和流派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往往又是由它所代表的社会利益（包括宏观的国家政治利益或者特定团体的特殊利益）决定的：代表上层统治者利益的学说往往会占据主流地位。罗斯就指出，“决定哪一个科学理论将普遍流行的考虑因素，包括用来衡量任何这样的理论被认为好于其他理论的标准，是同哪一理论能够使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团体的利益最佳的合理化的理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3]事实上，正是由于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其所代表的利益上存在着这种差异，因而在国内也就得到不同团体的支持；并且，由于当前社会力量对比上的差异，就预示了两者截然不同的命运发展：马克思经济学日益衰落以及西方主流经济学蒸蒸日上。
事实上，只要存在社会分层或阶级对立，就意味着存在强势者；而且，迄今为止的政权几乎都是由强势者主导并服务于他们利益的，这些强势者往往可能扭曲事物的本质来为其个人目的服务。正因如此，真正的马克思经济学不可能为任何类型的政权服务，而是对政权的各种不合理形态进行揭露，对当政者的不合理行为进行监督和制衡，从而也就必然不会被任何类型当权者所喜欢。即使那些曾以马克思思想为指导的社会群体或政党，一旦获得政权后也就转变成了当权者，其利益诉求与马克思理论也就开始出现分离；此时，马克思理论就从作为其利益的维护者转变成了批判者，而成为新的弱势者的代言人。波普尔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理论，一种旨在预测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的未来进程，尤其是预测革命的未来进程的理论。因为如此，在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马克思主义当然就不再为它的政策提供依据。马克思实际上禁止一切社会工艺学，并把它斥责为乌托邦”。[4]因此，在任何存在利益尖锐冲突的社会中、以及政权为强势者所把持的社会中，真正的马克思经济学都必然会被边缘化。
究其原因，尽管每一经济学流派都反映特定社会群体的意志和利益，但是，这种社会群体并非指固定不变的自然人，而是体现特定社会地位的群体性质。显然，随着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特定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地位就会发生变化，此时原先支持该团体的理论学说就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其内涵发生变更以与该群体变化了的地位相适应，要么坚持原先的价值立场而与变质的群体渐行渐远。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中几乎可以信手拈来，而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几乎也没有逃脱这一窠臼。一方面，当多年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还处于弱势地位时，他们极力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来批判异化的现实制度以推进社会制度的变革，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在他们中间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但是，当这些当年曾经的弱势者因取得政权而转变为现在的强势者后，马克思经济学对其现在行为就不再起支持和辩护作用，反而越来越凸显出明显的监督和制约性，因而马克思经济学也就逐渐受到他们的排斥。另一方面，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曾经由于为既得利益者辩护而遭到原先处于弱势地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批判，那些背离斯密学说中人道主义精神的经济学也被唾骂为庸俗主义；但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永远只是为抽象的强势者服务，而不会对具体强势者本身进行选择，因而在曾经的弱势者转变为现在的强势者之后，他们就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之服务的新主人，从而主流经济学也由庸俗性变成了实用性而地位日渐显赫。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蜕化
一般地，如果国家政权是建立在马克思的思想和学说之基础上，那么，这些国家的政府及其当政者就必然会采取一些措施来维护它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导致马克思经济学在当今一些国家依然具有某种地位和声势。但是，由于利益取向上的差异，当政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维护往往不是针对那些体现其本质的内容，不是挖掘贯穿于马克思整个学说体系中的那种针对现实制度之缺陷的批判精神和分析方法；相反，为了维持本身政权的法理性，他们将批判的矛头依旧指向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依旧在重复乃至夸大马克思本人有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记录。而且，为了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些当政者还“六经我注”或“六经注我”般地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扭曲性改造，以致马克思经济学似乎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但显然，这种得到维护和发展的主要是经过修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因如此，尽管这些当政者也周期性地提醒要发展和深化马克思经济学，但主要源于乃至停留在政治层面，而实际所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则基本上都是源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那些主张。譬如，在未取得政权之前，那些马克思主义先驱们为理想社会的实现而奋斗，强调人们的应得权利与国民财富的创造应该同向发展，至少应得权利应该与其贡献相一致；因此，信守“同等数量应该换取同等的数量”的理念，而批判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仅仅是在表面上呈现出平等形式，是在“自愿”交换的形式下掩盖了违背基本伦理的不平等。但是，一旦取得政权之后，这种对被异化的现实制度进行批判的声音就逐渐衰弱了，更甚者，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还转而采用西方主流社会的实用主义，开始用市场经济来为当前的一切社会经济问题进行辩护：当前这种极端低下的工资以及急速拉大的收入分配都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必然结果，这是合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以致即使在传统社会被认为明显不义的行为现在也似乎有了合理的基础。
正是由于经过政权的改造就形成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谓“正统”本身就是由几代革命领导者开创和继承的那套学说，这套学说的重要特点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而为社会主义制度提供解释并加以发展，在行政和政治化导向的时代，这套学说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根本性学术纲要。这样，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对早期资本主义中异化了的社会制度进行猛烈批判和嘲讽的同时却不敢对后来社会主义制度中出现的类似异化现象稍加微词。其实，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试图以绝对的方式、依据普遍的原则来对特定事物或制度进行批判，而是基于一种道德的历史方法；而且，马克思的一些批判都是为了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希望通过对现世社会中不合理现象和制度的解释和批判来推动现实社会的改进，因而马克思的批判主要体现为对现实的批判性。譬如，基于历史的方法，马克思深信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来说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是一种革命性的社会变革：这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促进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而且，也体现在道德种植方面，它导致了自由和平等的推进，带来了公正和权利方面的进步。但是，马克思依然将几乎所有的批判都集中在资本主义制度上，因为这种制度还存在缺陷，尤其是，“随着一种更新的、更高阶段的社会——社会主义——产生条件的出现，以及伴随它而出现的新道德越来越清晰，这些（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度和特权秩序，资本主义制度显得更优的）标准以及产生这些标准的社会，就逐步变得越来越有局限，越来越不公正。” [5]
显然，尽管马克思对他当时所能接触的最“先进”的、也是最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带来的社会不公正问题；但是，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诉求于绝对的标准，而是基于历史的相对标准，是“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的。[6]按照这种基本的批判态度和人本主义的关怀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马克思能够活到现在，也一定会对当前社会及其诸多制度提出批判甚至是更有力的批判，因为当前社会的异化倾向依然非常严重的，甚至比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幸的是，由于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马克思经济学与现实政权之间的紧密相结合，使得目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被严重政治化了，众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御用化了；结果，他们往往不敢对当前现实中社会制度中的异化倾向作实质性或者根本性的批判，而把精力仅仅或主要放在宣扬马克思曾经的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观点上，依旧在承袭和使用马克思当年的皮片，从而就逐渐失去了现实的批判性。而且，即使由于后来引入了偏至性的市场化改革而使得社会问题和矛盾日益暴露和尖锐，从而引起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有关现实的批判；但是，他们依然将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新兴的富裕阶层或者新型资本家，而很少能够直接对当政者以及整体的社会制度路向进行批判和反思，似乎没有这种市场化改革，矛盾就不会存在，至少不会如此严峻。
当然，正统马克思主义日益丧失现实感、丧失实现的批判性之类现象，不仅出现目前还依然存在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出现在那些左翼政党当政并倾向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也就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现象。例如，D.米勒写道：“社会正义常常是而且必须常常是一个批判性的观念，一个向我们提出以更大程度的公平为名义变革我们的制度和实践的挑战的观念，……（但）当代政治的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是，尽管许多民主国家现在是由左翼或中左翼的政党统治的，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他们对社会正义的政策的信奉削减到快要消失的程度，即使他们仍然修饰性地使用这个术语。存在着这样一种广为流传的观念，即每个国家在其所作所为上都受到全球经济理论的严格限制，这种经济力量会对人和偏离正统市场经济的改革政策立刻实施惩罚”；但是，尽管如此，这种解释并不能“说明在经济轮廓总体上相近的国家之间实质性不平等中的重要变化。我们还必须注意那些已经经历了并仍然在经历不平等的国家内部的制度、实践和社会规范的变迁。如果瑞典在今天是一个比十年前更少平等的社会，这不只是由于熟练的瑞典工人面临着更强劲的外来竞争，也不只是因为瑞典的超级明星像每个地方的超级明星一样发现他们能够得到过高的收入，而且是因为在瑞典的工会和雇主之间达成的限制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协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崩溃了，而且瑞典的观众已经变得更容易承认实质性的收入差距是正当的”。[7]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当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与政权的关系就如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儒家和法家与政府的关系：体现力量控制的法家学说可以自然地为维护政权服务，从而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政策工具；相反，儒家学说具有深厚的人本思想，但它一旦依附于政治就发展出政治化儒学，也就开始蜕变为当政者维护其政权的舆论工具。正因如此，在号称以“论语治天下”的儒家社会中，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实际上实行的都是“名儒实法”；同样，那些号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现世政权，基本上奉行的也是“名马（经）实西（经）”的治术。因此，尽管社会中会周期性的出现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的声音，但其中绝大多数都仅仅是停留在口号和形式上，而且，往往因为得不到政权的实质支持而无法真正获得持久、有效地发展。同时，由于蜕变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失去了现实的批判性，而往往是重复当年马克思所作的批判；但殊不知，时移世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马克思当时所认知的那种掠夺性资本主义而言，在各项社会制度上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结果，一项误导性批判往往比没有批判更糟，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味地集中于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或者与己“不相关”事物的批判，这种说教式的学说往往会引起世人的极度反感，从而也被社会大众和青年学子边缘化了。
可见，尽管经济学这两大分支都必然会因提出某些政策而与政权发生某种联系，但两类联系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一者，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和伦理实证主义价值观而合理化了基于供求力量决定的制度均衡，而这种博弈均衡制度必然是有利于强者的；显然，除非真正实现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主权政府，或者重新回归到作为协调系统的本质，任何现实社会中政府都是一个强势者，因而主流经济学的特质与政权具有内在和自然的亲和力。二者，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主要是体现了底层人们对社会正义的要求，热衷于对现行强势者的剥削和掠夺行为进行监督和批判，从而它与强权政府之间具有天然的对立性；与此同时，一旦马克思经济学与政权开始相结合，就会出现扭曲、蜕化的现象，从而致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治化。正因如此，就马克思经济学的性质而言，就存在两方面被边缘化的因素。一者，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是人本主义的，它关注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因此，它不受既得利益者的欢迎，必然会被控制话语权的强势者所边缘化。二者，随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群体或政党取得政权，马克思经济学就逐渐蜕化成了经过特定注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它开始成为当权者巩固其地位的理论工具，而开始失去一般劳苦大众的信任而被边缘化。
三、经济学主流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排挤
马克思经济学之所以被边缘化，除了与其本身的性质及其蜕变有关外，也存在其他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日益占主流地位的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刻意排挤，二是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在微观分析上的欠缺。简要分析如下：
（一）主流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排挤效应
一般地，长期的学术压制一旦获得释放后就会出现了剧烈的反动，这在经济学界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支配地位，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支配势力一旦消失，经济学界马上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院派转向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西化派。以致出现了这样两个结果：一者，由于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盛行，国内学者失去了自我思考和探索的学术兴趣，而是将学术研究和论文发表当成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从而极力模仿主流的研究范式；二者，由于国内学术长期扭曲和滞后，青年学子越来越不信任国内的学术，而热衷于翻译和传播西方的前沿学术，从而极力强调与国际接轨。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国内那些所谓的名校，就不断地宣称通过与国际接轨来创一流大学，以致这些学校越来越不开设马克思经济学课程；即使开设了选修课，在各种学术舆论的影响下，也是选课者寥寥，因为学了这些课程对他们出国留学帮助不大。显然，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经济学之所以被边缘化，也与各院校的政策有关：大肆推崇所谓的海归学者；这些海归的学术轨迹也就成为那些打算从事学术的青年学子的模仿榜样，因为马克思经济学学得再好，今后在国内也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显然，正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了马克思经济学地位在国内不断衰落。
正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拥有了控制和排斥其他学派的无限权力，以致它已经不明白：一个正确的观点应该是通过辩论而不是通过把其他人的观点斥为“非主流”而得到的；因此，国内经济学界存在的对主流经济学的媚俗主义教条比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本本主义教条要严重得多，这种情况也腐蚀了“主流”经济学家，使他们更为懒散和傲慢，这种风气也逐渐蔓延到整个学术界乃至全社会，从而造成了当前这种极盛的功利主义风气。事实上，笔者每每与一些真正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谈到马克思经济学尤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些缺陷时，还常常可以获得一些正面的回应；但是，当笔者与那些主流经济学的信徒们剖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内在缺陷时，他们基本上都持直接的否认态度，不但由此把笔者打入过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由此以“立场”来否定笔者的分析。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截然不同的态度呢？关键就在于，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当前国内学术界的生存环境和现实地位是不同的，占据了各种资源的那种主流经济学不愿与他人分享其已占有的利益，从而对其他竞争者会持极力排斥和打压的态度。
其实，所谓主流经济学，就是占有绝大部分学术资源的经济学研究方式和理论观点。例如，按照Colander、Holt和Rosser等人的看法，就是“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内，一些人把持着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同时他们还控制着权威的学术机构、组织和期刊，特别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研究机构。构成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观点都是学术精英们在其学术生涯中发展起来的具有一种普遍的可接受性的学术思想，这里的学术精英我们指顶级研究生院里的顶级经济学家。”[8]再如，David Dequech对之的定义是：“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在最具声望的大学里面被教授在最具权威性的期刊上被刊载，从最重要的研究基金获得资助，同时获得最具权威性的奖项。”[9]事实上，就国内经济学的现状而言，无论是各种级别的奖项评比，还是各种类型的课题，乃至百优论文的评比，几乎都是热衷计量实证的“西方”经济学者获得。
正因为主流经济学者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势力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因而他们就可以对少数非主流学者采取歧视政策，并由此占有更大量的资源比例；相反，如果少数的非主流学者对之提出挑战，或者说采取反歧视政策，那么，反而会对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害，这种损害远远超过对多数的主流学者造成的损害，从而使自己的境况更加恶化。正因如此，占据绝大部分学术资源的主流经济学者往往自视甚高，对非主流的挑战总是表现出一幅不屑一顾的样子；相反，那些非主流总是委曲求全，尽量使自己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内容向主流靠拢。也就是说，“市场化”博弈的结果就是：多数总乐意采取歧视策略刻意地打压少数，而少数派往往只能采取委曲求全的合作战略，即（排斥，顺从）。陷入，基于这种力量博弈分析，那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年轻学子在进入学术界时，就会选择遵从主流范式的策略，从而强化了主流研究范式。关于这一点，可以用如下博弈矩阵表示。
那么，为什么学术界会出现目前这种“主流化”现象呢？显然，这就与当前的学术大众化以及论文匿名评审制有关。一般认为，学术的大众化和论文的匿名评审制等强化了学术中的“主流化”现象：在学术大众化的年代，学术评价有大多数平庸的人士投票决定，这些平庸人士的学术取向、思维、方法乃至理论、观点就形成了所谓的“主流”；而且，为了维护这种既定的“科学范式”，主流者制定了一系列的论文“规范”来抑制其他非正统思想的挑战，这就形成了基于“规范”的匿名评审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经济学家可以封闭起来不与其他学派或学科交流而作“我向思考”的学问，以致学术圈中往往出现“傲慢的主流”：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往往自视甚高，对非主流的挑战往往表现出一幅不屑一顾的样子，这严重窒息学术的发展。
显然，这种傲慢的主流现象表现在很多领域，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学术上都造成了对非主流的歧视，从而窒息了社会和理论的开放性。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制度经济学的两个重要流派——源自凡勃伦的老制度经济学和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方法论意义上的对立，但两者的差异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尖锐：两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制度与制度变迁，两者都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因此，两者在方法和理论上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如卢瑟福就以5个两分法——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理性与规则遵循、演进与设计、效率与改革——概括了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差异，并试图在此基础上进行沟通和调和。然而，卢瑟福等发动的“架桥”运动在两个阵营却遇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老制度经济学阵营的反应较为积极主动，人们很容易听到与新制度经济学对话和融合的声音，如萨缪尔斯、霍奇逊、斯坦菲尔德等；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家则反应冷淡，除了原本就受马克思经济学熏陶的诺思出于完善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之目的而不自觉地做出回应外，只有瑞切特给予了正面的理论回应，相反，绝大多数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如威廉姆森、科斯等更持向老制度经济学宣战的态度，把两者上升为“反理论”与“非理论”之争。究其原因，新制度经济学努力向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靠拢，并以主流经济学自居，从而刻意地与老制度经济学划清界限，尽管老制度经济学中充满了思想的启迪。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分析上的欠缺
现代主流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排挤之所以如此轻易，除了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与政治相联系而发生蜕化有关外，还在于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在微观分析以及相应政策上的欠缺有关。一般地，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功能就是不断发现并改进社会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而且，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这种问题主要是微观的，是对每一个具体制度和政策的反思和完善，从而推动的社会进步也是持续的。但是，由于马克思生活在一个社会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以及社会不断动荡的年代，因而他主要关注社会整体制度的变革和改造问题；也即，马克思学说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宏观性的、宪法性的，而对未来社会主义国家中可能存在的微观制度并没有作系统的构想。正因如此，马克思经济学主要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关系以及社会资本的运行等一些宏观范畴的东西，而且，由于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马克思当年涉及的那些领域，以致对日益出现的贫困化、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社会保障体系缺位等现实问题以及个人和企业界日益关注的行为最优、企业治理、制度优化等微观问题缺乏具体有效的对策建议和政策主张。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期以来被“正统”包装、控制而逐渐丧失了包容性和开放性：一者，在理论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政治化而扭曲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因此，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技术上的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在对社会现象的本质认知上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二者，在实践中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实中的一些丑恶现象也不敢作深刻的揭露，因此，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者不断推出求新求异的观点和政策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往往只能集中于一些宏观层次的争论。
正因为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并没有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很大的帮助，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僵化性、形式性已经日益显露出来，并且，社会大众和青年学子也越来越认识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内含的为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辩护和服务的意识形态；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全面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真正精髓以及相对欠缺，从而依然产生不了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当前经济学界，一旦有学人正面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解说和评价，他所获得的往往是鄙视或者嘲讽；因为当前流行的观点往往把马克思经济学视为上百年前的陈词滥调，甚至连带到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一切观点和分析都加以否定。例如，笔者曾在博客上挂了篇《不要轻易否定马克思经济学》的文章，结果就遭到众多始料未及的辱骂性攻击：有的说，“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骗人的！无论是从历史上的各种社会主义的试行，还是到后来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都预示着——社会主义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是不现实的。……实力上的差距不是吹吹牛搞搞这个思想、那个主义就可以弥补的。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比比，我们自己心里清楚我们连资本主义都不如！还别看不起人家资本主义！同样的，我相信资本主义那么重视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一定比半吊子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好的多，先进的多”；有的说，“100多年前的东西，只看看也就罢了，要向前看，向未来看。要分析新事物，新现象，写出新东西”。[10]
而且，对马克思经济学存有偏见的远不止是我们的青年学子，更主要的源自那些不求甚解的高校教师和学术官员。例如，笔者曾经向本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谈及马克思经济学中值得发展之处以及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内在缺陷，他的回答就是，“照你这么说，西方如此多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不是白做了”。呜呼，笔者从不否定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发展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但是，我们能够因此而可以看不到新古典经济学内在的问题了吗？甚至，新古典经济学就一定优于古典经济学吗？显然，这种把当前欧美国家的物质水平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高视为新古典经济学更为优秀的证据，不仅完全搞错了学术与经济发展非同时性这一事实，甚至也根本不了解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制度的健全程度之间往往存在二律背反的简单道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正是在古典主义时期（马克思所描述的那个时代），而自从进入新古典主义时期以后，西方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大大下降了，目前则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上述观点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单线发展的进步观，它视后来者一定比以前更为进步；但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发展都遵从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况学术乎？究其原因，人类思想本身往往就是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关联的，要知道，人类历史中所积累的思想有多少是经历了漫长时期的忽视或抹杀之后才重新得到挖掘的？远的如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它经过了一千多年才经经院学派重新挖掘而成为支配后基督-中世纪时期的主导思想，迄今仍然是政治体制以及正义概念最有影响的论述；近的如凯恩斯经济学，它是经过漫长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时期后向重商主义复归，新古典宏观派则是向早期的萨伊学派和货币面纱学派的回归。在当前这种媚俗主义甚浓的氛围中，笔者每每提到现代主流经济学潜在的问题时，他们总是以“任何理论都会存在缺陷”或者“你专门读那些批判性的文章”作为回应；而且，正是基于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无知和误解，竟然有网友把笔者视为顽固的马克思主义保皇派，“时至今日，还抱住那些陈词滥调骗人”。
事实上，任何学科或理论要取得发展，根本上就是要剖析其缺陷及其产生的原因，从而探究改进和完善的途径；相应地，一个学者的根本任务也正是在探究这种缺陷，并有责任且应该把自己的认知告知社会的大众，促使社会更好地认清时弊而完善之。而且，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思想往往没有绝对的“进步”之说，而只有适应与否的判断；同时，不仅真正的思想只有经过长时期的历史沉淀才可以得到更为普遍的认同和传播，而且其发展轨迹还往往呈现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轨迹。正因如此，对希腊语言和文学的通晓一直到古典主义末期仍然是西方知识精英的标志，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只有李嘉图不曾对希腊进行过研究；例如，斯密的《国富论》涉及到毕达哥拉斯、德谟克立特、伊壁鸠鲁、芝诺、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马尔萨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寻求对其人口理论的支持，穆勒曾翻译并提供了柏拉图四篇对话的注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德谟克立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所以，迪梅尼和莱维指出，“把经济学的发展史解释为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即从前科学和教条阶段到形式化了的当代科学的正统理论阶段，是不准确的。……在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最具有普遍性的核心理论在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他们是在研究目标上有很大差异的几位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了发展。这些基本理论在一个方面发展成了在意识形态上带有明显偏见的‘新古典主义’。……与那些热切关注经济现象的普遍特征的古典经济学家著作中的理论相比，新正统学派在努力加强经济学的严密性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缩小了经济理论的视野”。[11]
可见，就当前经济学界的学术氛围而言，存在两方面因素使得马克思经济学进一步被边缘化：一者，现代经济学存在明显的主流化效应，这种主流化效应不断歧视和排挤其他非主流学派，以致马克思经济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二者，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在微观制度的探索上存在某种程度的不足，以致在实用主义日益偏盛的今天，马克思经济学也不受青年学子的青睐。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本身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思路，这一思路可以很有效地对现实问题进行剖析；但不幸的是，长期以来的政治化取向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偏离了对事物本质的探讨，或者把马克思所理解的本质绝对化，把马克思的说教和观念视为惟一合理的，从而又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条化了。正因如此，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教程往往都偏重于具体观点的宣扬，而缺乏引导真正学生进行多角度的剖析和反思，以致很多学生都不把政治经济学视为真正的理论学科；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经济学连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也就不奇怪了。结果，即使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的今天，这些青年学子们也不愿稍微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经济学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相反，尽管没有几个人了解真正的马克思经济学，却往往乐于刻意地贬低它。
四、马克思经济学边缘化的抑制因素
上面分析了导致马克思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主要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失去了对马克思经济学中真正精髓的那部分内容的认知，反而由于其他因素而导致马克思经济学被异化。其实，根据马克思这一批判性特质以及对现有社会制度异化的关注，目前国内那些掌握话语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能也不敢对现有制度进行真正的批判；那些对马克思经济学不屑一顾的海归以及年轻学子则根本不了解马克思经济学，如邹恒甫在其博客中就爆料说，钱颖一、田国强和李稻葵等连《资本论》有四卷还是有六卷都搞不清楚，却敢于批判马克思经济学。当然，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因其关注弱势群体的价值取向而在阶级分化且强势者掌握权力的社会不可能上升到主流地位，但是，它也不会像福山所宣扬的那样将甚至永远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会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而周而复始地获得发展。其实，即使在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中，马克思经济学也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学术思潮，在日本等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地区以及法国等受平等主义熏陶较浓的地区更是如此；同样，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在国内不断被边缘化，但也总有一些关心社会的青年学子把马克思经济学当作抨击社会丑恶现象的理论武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这里从如下几个方面作了梳理。
首先，作为部分政权的法理基础而不会被当权者公然抨击。其实，只要如今的当政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取得政权的，并且还自称其政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以致马克思主义依旧是其政权的法理基础；那么，那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可能利用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对当政者的言行和政策进行制约，这也是当政者不敢、不能公开宣称支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学说的原因。显然，在当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无论现行政策如何，它在名义上都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追求社会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因而社会底层大众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马克思有关对人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关怀精神对现实中的“弱肉强食”现象进行合法性控诉；这一点与崇尚自由市场的西方社会有很大差异：基于供求关系的市场均衡反映了现状的合理性，因而西方各种喧闹而持久的社会舆论和宣传更注重维护现有秩序。当然，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得到盲目的推崇，国内学术界也存在相当多的人士大肆鼓吹自由市场的观点，并基于供求关系的逻辑而为现状和强者行为辩护，至多就是将之包装成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乃至必经之路。例如，一些学者就鼓吹社会应该要善待企业家，要善待富人的原因，这就是他们站在西方价值观的立场上通过比较中西方的社会现状而得出结论，而不是从社会关怀、事物本质方面看问题；其实，就很少听到这类经济学家呼吁，企业家和富人应该善待员工和穷人，尽管中国的工人和穷人处于比西方社会悲惨得多的境地。当然，当前实行“名马实西”政策也使得政府面临着严峻的二难困境：一者，尽管宣传上维护弱势者的利益，却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以致逐渐得不到一般草根阶层的拥护，反而使人们日益产生逆反心理；二者，尽管经济政策实施上有利于强势者，却往往会在政治权力上对他们诉求存在限制，从而也往往得不到那些经济上得势者的真心支持，反而一遇时机就会成为潜在的反对者。
其次，得到与其立场一致的高度学术理念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其实，马克思理论的根本意义在于对资本主义所暴露出来“弱肉强食”现象进行批判，只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制度还处于一定的扭曲状态，其内在的社会矛盾还没有缓和或解决，东、西方社会之间还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峙，那么，马克思经济学就仍然具有存在的空间。正如莱文指出的，“只要是在一致团结的和反抗的精神下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在一个致力于建设以平等、自我实现和终结折磨人类的压迫为目的的传统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特征仍然有着强烈持久的吸引力”。[12]事实上，马克思学说的根本生命力在于对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而历史已经证明了它分析的独到性和正确性；相反，即使马克思对未来作了一些预言，一些革命者也号称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做了实践的尝试，但这些所有发生的一切都不能贬损它对资本主义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洞见。而且，尽管在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制度作了相当的调整，但其根本性方面并没有改变；因此，莱博维奇指出，“只要我们还没有处在有着丰富的人的社会中，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尽管在学术界，资本主义开拓者及他们的支持者宣称马克思主义将要消亡，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必要武器，因为他告诉了工人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经常性的不公正和不公平”。[13]正因如此，尽管在政治或功利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必然趋势，但在民意或学术层面上也许并不总是如此；究其原因，民意或学术往往为一些具有高度学术理念的知识分子所引领，而他们更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长期发展和普遍的社会正义，而不是关注特定政党或群体的利益得失。事实上，笔者一直强调，有理念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反对纯粹市场、反对掠夺性资本主义的，他们的人类关怀精神是其最深层的原因，而不是如哈耶克、诺齐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布坎南、兰德等所列举的那些表面的或被歪曲的理由。[14]当然，马克思作为一门对社会缺陷进行批判的系统学说，这种批判性不仅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而是对所有被扭曲的社会制度都适用，对当前的社会制度显然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自从它被政治化而转变成当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后，就逐渐失去了对其所依附的社会制度之批判。正因如此，尽管一些政府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却尽践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政策主张，并且已经造成了严峻的社会冲突乃至矛盾对立；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因教条化而失去了批判力，从而也得不到一般群众的支持，甚至人们已经越来越不能认识到马克思经济学的真正价值所在。
最后，可能为不同群体选择性取舍和改造。其实，即使在政治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是否会被边缘化，也要看社会政治体制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变化状况。一方面，如果在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之指导下，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大同社会，或者正在为落实真正“人民主权”而不懈努力，由此成立的政府从而也就真正地体现了民有、民享和民治的精神；那么，马克思理论所揭示的东西就必然会受到重视，因为马克思所努力揭示的事物本质正是体现在这种理想社会之中，尽管马克思本人并不一定真正地做到了这一点，但至少他的一切努力都在尝试接近它。另一方面，即使政权还是体现为某一强势阶层的利益而没有真正落实“主权在民”的思想，但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质已经发生了改变，特别是，那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经济学往往已经经过了当政者的改造；那么，当政者当然也就不需要完全舍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因为它已经丧失了生命力而常常被当政者在实际决策中漠视而已。其实，马克思理论的原本特质如何是一回事，而后人所理解和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一回事，当政者的选择性发展和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另一回事；正因为当政者可以根据自身所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选择性取舍或改造，因而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往往就会被扭曲，甚至已经蜕变为当权者所利用的工具，成为政治的附庸。也就是说，既然原先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而取得政权的当政者往往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以及稳定政权的需要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有意识地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日益政治化；结果，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就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批判性而转变为建构性，从制约当权者行为的思想武器而转变成为之行为注疏或辩护的教条。其实，学说的政治化现象本身就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早期的儒学就具有非常强的批判性，因而一直是在野的思想，但自汉武政治化以后就逐渐成为了政治的附庸，开始为当权者服务了；同样，基督教原先也是批判世俗政权的，是反映底层人民的渴望和要求，但自从被尊为国教以后，它也就为世俗政权服务了，并且，两者相互勾结导致了西方社会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