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传统
谈首译兰波的《淫邪诗篇》等
从本质上说，我始终不能理解男色文学，或所谓同性恋文学。虽然过去曾有句名言说：“一个好艺术家的心灵，往往是双性的”。
1857年，法国乃至西方近代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集之一，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出版了。但该书刚出，却因出版商马拉西斯曾参与过1848年的革命而受到牵连。在法国政府内阁的授意下，其中的六首诗，被起诉为“伤风败俗”，旋即遭禁，勒令从书中删除。这六首禁诗包括《雷斯波斯》《被诅咒的女人》《首饰》《忘川》《给一位太快活的女郎》以及《吸血鬼的化身》等。
恶之花，法语本意为“病态之花”。因波德莱尔擅于写性爱、死亡、荒淫与女人体的诡异之美，其诗风与神髓，又因长期从事于膜拜爱伦·坡的传统，也带有后者的残酷特质。波德莱尔曾被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概念中，也被很多西方批评家都称为“半个但丁”，这不仅因为他擅于描写地狱，而且最早他也有过一部散失的诗集，叫《冥府》。据说该书便是《恶之花》的雏形。当然，波德莱尔本身也是美学家、思想家和文艺批评家。他最精于描绘的还是写肉体，尤其是被性、传奇或死亡异化的肉体：无论是在色情的华宴中喧嚣扭曲的肉体，还是大街上腐烂发臭的死尸。
波德莱尔诗被禁的理由，自然是有同性恋描写与色情描写。
被禁的几首诗中，如《雷斯波斯》和《被诅咒的女人》等，都是描写女同性恋的。说同性之美学即“恶之花传统”并不太准确。因同性恋作家及其作品，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便充斥着西方文学史，艺术史，并不奇怪。那些在西方古典绘画上的同性恋作品浩若烟海，就更不用提了。奇怪的是这类作品始终盛行，又始终是禁忌。基督教社会的清规戒律不但没有禁止它们传播，反而像是美人身上的素装一样，起到了探秘与勾引的作用。且在西方传统中，古代奥运会最初也是赞美唯男性人体之完美的，拒绝女性参与，因女人体被视为有“缺陷”。而赞美男性美的人，自品达、普鲁塔克、萨福、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加图、西塞罗、欧里庇得斯、卢奇安、奥维德、尤为纳西斯、萨德、拜伦……一直到普鲁斯特、纪德、法斯宾德、巴索里尼、福柯、弗吉尼亚·伍尔夫、苏珊·桑塔格等等以来，从未间断过。同性恋文学或美学，始终有一股绵绵不断的潜流在持续。而这种作家里，又尤其以诗人最为多见。就是同性恋之小说家，也往往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譬如法国作家纪德在《地粮》中所描绘的那种对美少年之爱的赞美，及其阴郁、病态的幽美心绪。就是完全非同性恋者看了，依然会感动。
再譬如，与波德莱尔几乎同时的，十九世纪法国天才少年诗人兰波，除了他著名的《地狱一季》和《彩图集》之外，也曾写有一些同性恋色情诗，但大多散失了。1998年，我在日本偶然买到日文译本《兰波全诗集》（筑摩书房，1996年版，宇佐美斋），其中有三首补遗，统称为《淫猥诗篇》。因淫猥一词汉语较晦涩，我后来便皆译为“淫邪诗篇”。这些诗，大约因为出版环境的保守，所有中译本兰波诗集皆无。似乎也从无人译过来介绍一下，哪怕是作为学术参考。据说兰波当年曾参与由十几个诗人共同写出的一本色情诗集，其中收有22首诗。这三首诗是比较知名且收入其它选集的，当确是他的作品无疑。兰波是双性恋，少年时代生活尤其放荡不羁。其中《LES STUPRA》共分两首，亦皆为十四行诗。LES STUPRA是拉丁语，意思包括“猥亵、动物交配、禁毁变态之性爱”等，历代兰波学者推测的写作日期大约是1871年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左右。
以下便是我的译文：
《LES STUPRA》*
往昔的野兽们一边疾驰一边交尾
血与粪，如铠甲般披在龟头上
我们的祖先对刀鞘上的花纹和皱褶都可抛弃
但他们却爱到处向人炫耀那话儿
世间美女都是天使与荡妇的混合体
男人不过是她们坚硬的道具
仿佛克雷贝尔*一般，恐怕有无数的人会被欺骗
在短裤膨胀处，慌慌张张的阳具已准备就绪
原始人之所以是最傲慢的哺乳动物
便是因那话儿霸道：即大得惊人的阳物罢
但如今却被宣判为一个不孕的时代，甚至包括马
包括牛，那情欲的缰绳被勒紧了。人很孤独
他自己的性器官已不敢再站起来
只能在喜欢戏谑的恶童们之间僵硬地蠕动
*
我们的臀部和女人的屁股不同，我经常能看见
那颗在树篱笆环绕下的反传统扣子
而且孩子们会对它做出有趣的、无忧无虑的品评
那也是我对男性美臀之形态的印象与洞察
它紧绷着、如一根湛蓝的腰带
平坦之处往往清晰地覆盖着网状的毛
但女人们的屁股，却开满了细长如锦的花
那花的中心则是充满魅惑的裂缝
就像圣画中描绘的天使不能掉进眼中
精绝美妙的细腻，打击着我的心
那微笑的低洼地犹如面颊上的酒窝
哦，相似而纯粹的裸体，光辉的局部
朝向素颜，这便是我祈求欢乐和休息的怪癖
两个人在一起多好，谁愿独自用抽泣来宣泄一切呢
诗中的克雷贝尔（1753—1800）即随拿破仑远征埃及时的军队指挥官，他在开罗被刺杀身亡。巴黎的大街上有他的塑像。
另外，在三首诗中，最后一首《偶像》，也是十四行诗。这据说是他和象征主义著名诗人兼他同性恋人魏尔伦合写的。其中对“恋菊之癖”的绚烂修辞和夸张的心态表露无遗。看起来似乎夸张、诡异和极具挑衅性，其实也不过就是对一些异端词语的锤炼罢了。我试译如下：
《偶像》
——肛门的十四行诗
紫色康乃馨一般漆黑的皱褶
那是一种气息，流溢着白屁股的甘美
沿着折叠的边缘到达生机盎然的中心
在未被爱欲濡湿的苔藓间，潜伏着腼腆的肉体
肌理的细丝绸如牛奶之泪
飞溅，亦如冷淡的臭气吹过哭泣
在红黑色石灰岩缝隙里，有狭窄的泥土
弥补着坡道，它在呼唤并走向毁灭
我的梦总是被那个吸盘所缠绕
我的魂在与物质的交配中很焦虑
那是一洼褐色的眼窝，或一座抽泣的鸟巢
那是如痴如醉的油橄榄，是甜蜜的长笛
是天上降落的、一管注满了砂糖果子的扁桃
那是女人们被封锁的灵恩圣地
阿尔贝尔·米拉
P·V A·R
兰波是19世纪的诗人，不是现代诗人。由于其少年之叛逆性，人们很容易误读，觉得叛逆的就一定是现代的，张扬的。很多人把兰波都划入现代主义之鼻祖。20世纪初的未来派曾经还把他后期走向行动——即放弃诗歌而去非洲经商、卖军火与奴隶等，视为未来主义精神的先驱。其实这些都没说到点子上。叛逆从不分古今，也不是什么未来主义。譬如我们可以说《金瓶梅》的作者也很叛逆，同时其文字也很古朴。最关键的是，兰波这三首诗，都是传统的十四行诗，而不是兰波擅长的自由体或散文诗。他在写作时，是遵循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一切彼得拉克十四行诗（也叫“商籁体”）之韵律和格律之约束的。所以你不可能用狂野的翻译句法去打乱它，那样就不尊重原作了。
33岁便死于膝盖肿瘤和非洲热病的兰波，是后来全世界很多诗人（自然也包括我）少年时代最崇敬的天才，“兰波主义”还一度成为西方20世纪行动派艺术家与摇滚精神的代名词。譬如查拉、早期的马雅可夫斯基、或鲍勃·迪伦等就是兰波的信徒。兰波在西方诗歌史上不世出的彗星地位，相当于西方音乐史上莫扎特、绘画史上的莫蒂尼阿里、小说史上的拉帝格……兰波在15到19岁便完成了所有作品，而且思想之精绝、语言之高度，很多当时的大作家、诗人一辈子都没机会看到一点端倪。包括马拉美或缪塞等，本质上都不可望其项背。兰波的出现、行动和死，甚至比莫扎特等之意义更深远，因为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放弃为艺术而直接为人生。这在很多人来是不可能做到的。在19世纪的文艺史上更是一则天方夜谭。
当然，兰波的这种“淫邪诗篇”若在今天写，就不算什么了。但在当时肯定是很有风险的。如魏尔伦还因与兰波的“龙阳”之好而蹲了两年监狱。同样的情况在西方也屡见不鲜，譬如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也因此而进监狱，后来20世纪法国天才同性恋作家，《小偷日记》的作者让·热内，更是因此受到社会的不断打击，几次进宫。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更是著名的同性恋者。他的作品如《禁色》《假面的自白》或《奔马》，都几乎是以夺目的“男色叙述”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兰波这几首作品很难翻译，还因我个人在性倾向上是个正常男人，便很难想象或“换位思考”同性恋者们的具体感受，所以在阅读或翻译时往往也难以做到精准。但我们可以抛开世俗道德、肉体感知的局限和西方畸恋历史不谈，仅就诗与语言而论。兰波与魏尔伦他们当时这些被称为“戏诗”的作品，无疑也是写得非常认真、惊人和绚丽的。在结构、故事、句法和用典上，无一不细腻有加。窃以为：历代天才们的一大特征就是对语言修辞的极端认真和不厌其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无法翻译的。
套用赫尔曼·黑塞在《荒原狼》里的一句话：“有自杀倾向的人，并不一定就走向自杀”。同样，写同性恋题材作品、或研究同性美学的诗人或作家，未必就一定是同性恋者，更未必有此行为。譬如，一贯以严肃著称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也写过几首阳具图腾崇拜的诗。里尔克自幼因家庭原因，被父母强迫性地穿着童女的衣服，还取了一个充满了女性涵义的名字，即“勒内·玛利亚·里尔克”。我觉得他的风格与心理也几乎是双性的，尽管他并非同性恋者。肉体的叛逆与异化，或对这肉体异化的修辞，一旦完成于绮丽的文字，便转化成了另一种纯粹的东西。看诗、读诗，都和观察事物一样，我们不必看具体写作原因，而是要看其本质。诗的本质，无外乎就是对美、真实或性情等之咏物或言志而已。只是在很多历史时期，社会伦理的狭隘、政治媚俗和道德局限，尚不能容忍它们。就是在今日社会，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阻力与非议的。
于是，你也便会反过来懂得为何孔子会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了。因为诗还有一个本质，就是能表达人性中最隐秘幽微之叛逆呀。
2010-9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