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不接老百姓状纸，立法保护土地无意义

杨于泽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教授透露，针对地方政府低价征收农民土地、高价挂牌转让的问题，国家正在酝酿立法，解决诸如补偿标准过低、补偿不公、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暴力强拆等问题。法学专家习惯将“立法”与“解决”并提，有“立法解决”一说，但立法真的意味着解决吗？

       立法，让解决有关问题有法可依，这当然是好事，有法比无法好。但涉及司法问题，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司法环境，立法还得研究立法可能的实际效果，才能把问题考虑周全，防止高兴过早造成疏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乏有法不依、立法不解决问题的例子。立法是一回事，法律的执行是另一回事。

       地方政府滥征农村集体土地，损害广大农民利益，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达沃斯夏季论坛上直言，土地问题根本上与制度有关，是“土地财政”结出的果。土地财政，造成地方政府一手从农民那里廉价得到土地，又另一手高价卖给开发商。要解决问题，必须从制度上着手，正本清源。

       进行相关立法，当然是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但司法目前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权力重视起来法律地位高，有时候权大于法也是事实。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09年)》显示，去年各级法院新收一审、二审和再审行政案件154313件，审结154916件，同比分别上升8.02%和9.12%。但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即使有人告，法院也几乎不受理。因为案件法院不受理，很多人走上私力救济或上访之路，已造成严重社会问题。

       既然法院连状纸都不接，专家们拿着立法调研经费，弄出一部法律来，又有什么意义？闭门造车立出法律，只中看不中用，有其名无其实。比如2008年颁布《循环经济促进法》，其第二十五条规定，“对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除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决定拆除”，但现在“新城改造、土地再卖”愈演愈烈。这部法律规定，如果有关部门违法，由同级政府或上级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理论上居民可以“民告官”，但大家都知道，人家根本不理你。

       在保护农民集体土地上，首要的是解决“土地财政”问题，降低地方政府对征地卖地的依靠，这就需要我国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一定的事权联系着一定的财权，就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政府职能而言，中央该做什么，地方该做什么；就财政收入这块大蛋糕来说，中央分多大，地方得多少，都必须进行理性分析，重新作出安排，做到责、权、利统一，使中央与地方各得其所。

       只要一天不解决“土地财政”问题，立法对政府征地就一天没有约束力，立法没有实质意义。地方政府要政绩，需要钱而财政所得份额低，就难免不征地卖地。在征地、财产保护方面，目前已有多部法律管着。但在一个法看权脸色的时代，政府是否接受法律约束，就看政府自觉不自觉了。在政绩冲动下，哪个官员会有这份自觉？纵有立法，写在几页白纸上，地方政府也会视之若无。

       有法胜于无法，但有时候有法只给人一种有法的假像，反而麻痹人们的神经，迟滞政治上的努力。动辄立法，这是法学教授的迷信，我们还是先把财税体制改一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