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西德慕尼黑召开。在运动会召开的前一周里，人们多次从媒体上看到关于这次大会的热烈评论：这是一次“和平欢乐的盛会”。诚然，这是当时奥运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盛会，参加的运动员及其代表的国家，超过以往任何一届。以色列也派了一个到当年为止最大的代表团———尽管有些人身上还有在德国纳粹集中营留下的肉体和精神的伤痕，但他们对参加这届奥运会显得兴致勃勃。谁也不知道一场灾难正在向他们慢慢逼近。
9月4日，以色列队没有赛事，大多数运动员在奥运村休息，晚上出去看电影。电影看完了，以色列选手陆续回到了奥运村。5日凌晨约4时，他们还在沉睡，奥运村外面忽然出现了8个模糊的身影，他们拎着沉重的运动包，悄然走向25A门旁边的一段栅栏。这8个人是一个名叫“黑九月”的恐怖组织的成员。他们带着冲锋枪、手榴弹，越过栅栏，直奔既定目标———奥运村中以色列选手居住的31号建筑物。他们选择从这里进去，是因为他们先前察看过，而且知道，一些运动员在外面喝醉了，回来时常常攀越这段2米高的栅栏，保安根本不会阻拦。这8名恐怖分子穿上田径服作为伪装。拿今天的标准看，慕尼黑奥运会的安全工作实在是一个笑话：整个奥运村仅用一层薄薄的铁丝网拦住，当运动员回来晚了，他们都愿意翻越铁丝网，抄近路回家。此外，奥运村内没有摄像机、探测器，也没有路障，门口有几个保安，但居然没配武器！这些恐怖分子事前也做了周密准备：一名恐怖分子曾在建设奥运村时当过建筑工，对奥运村了如指掌，另一人事发前一天还潜入了奥运村，详细侦察了以色列运动员居住的楼层。
他们在几个以色列人住的一号公寓套房外站好位置，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钥匙打开门。他们的行动被屋内一名以色列运动员察觉。随后，恐怖分子与以色列运动员们展开搏斗。25分钟后，两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打死，其余9人被劫为人质。在双方搏斗中，奥运村治安当局接到过一些路人打来的电话，但没引起足够的重视。搏斗时断时续，几声枪响和撕心裂肺的呼叫过后，一切又重归平静。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也闹不清出了什么乱子，因为在奥运村，几乎夜夜都有各种庆祝活动，经常有人放爆竹焰火，喧闹取乐。4时55分左右，一名没带武器的西德治安警察来察看情况。他打开步话机，朝站在康那利大街31号前缠着头巾的一名恐怖分子咕哝了一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人没吱声，从公寓门后溜了。
20时30分—21时，西德方面派出3架直升机。
9月6日，奥林匹克运动场里，一片肃穆。当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第二乐章奏响时，许多运动员禁不住放声痛哭。为了悼念11名死难者，11个座位被空着。幸存的以色列人在这个追悼仪式上，几乎控制不住自己。
关于这次行动的幕后指使，有人认为当时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下令安排了此次行动，而他所属的法塔赫组织的下属派别则负责实施这一行动。为了维护法塔赫组织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国际形象，这些恐怖分子自称为“黑九月”。尽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副主席阿布•伊亚德曾经公开领导过该组织，“黑九月”的成员还是拒绝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同时，它的领导者们也尽量避免泄露身份。后来，阿布•伊亚德在《无国籍》一书中曾提及“黑色九月”同法塔赫组织紧密相联。事实上，“黑色九月”并不是一个恐怖组织，它更像是一项抵制活动之后的替补小分队。所有的成员都极力否认他们和法塔赫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任何关联。
很久以后，此次谋杀的主要策划者阿布• 道乌德在他1999年出版的自传《一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随笔》中承认了他的身份。尽管这被认为是第一份承认巴解组织是慕尼黑惨案幕后黑手的公开声明，但事实上早在1972年约旦警方对阿布• 道乌德进行审问时，他就已经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慕尼黑血案之后，当时的以色列铁腕总理梅厄夫人下令以色列警方追杀凶手。为了完成梅厄夫人下达的指示，以色列摩萨德情报局开展了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项秘密报复活动：“上帝的惩罚”，旨在杀死所有参与了慕尼黑惨案的“黑色九月”成员。最初，摩萨德情报局的第一批行动小组试图通过正常渠道来展开报复行动，但结果证明这一行动失败，并且将整个活动曝光。数年之后，第二批成员成功杀害了五名慕尼黑惨案的制造者。此后在一次联合行动中，又有三名参与者死在他们手中。与他的同胞相比，阿布• 道乌德显然运气好很多。即使是在认罪之后，他还一直逍遥法外。他声称，他和他的队友们本无意杀害以色列的运动员，并且将责任全推给了德国警方和顽固的梅厄夫人。1999年，那本自传还为他赢得了“巴勒斯坦文化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