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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一词，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有关学术文章中（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雨林研究员在《社会学》杂志发表文章“县属镇中的‘农民工’”，首次使用该术语），已经沿用了20多年。再往前，似乎可以追溯到1956年就出现的“盲流”一词，即未按国家计划而擅自进城的农民。
“农民工”是目前社会上使用极为广泛的一个术语，包括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文件中有时也使用该术语；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术语。人们通常认为，“农民工”在使用之初，是一个带有身份定位和明显社会偏见、严重社会歧视的称谓，且这种偏见、歧视和身份定位现在仍产生比较广泛的负面影响，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因此，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强烈呼吁摒弃“农民工”这一称谓，使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从业者都能享有作为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尊严，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当然，也有人认为，问题不能归咎于“农民工”术语本身，而应归咎于更深层次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政策歧视等因素。因此，没有必要刻意更改“农民工”术语，制度和政策设计公平了，所谓的“歧视”成分自然也就没有了。对于上述争议，有必要作一简单梳理。
一、“农民工”的常见称谓
目前，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对农民工的称谓五花八门，主要有以下几种：
“农民工”。“农民工人”的简称，20世纪90年代以前又常简称为“民工”。“农民工”是使用最广泛的术语，指具有农村户口、有承包土地，但不从事农业生产，主要在非农产业就业、依靠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员。具体使用中，又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农民工”，是指离开农村到城镇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突出其“进城”、“流动”等特征。多数场合下，人们习惯在狭义上使用“农民工”这一术语。按照这一口径，全国农民工的大数是1.5亿人。但也有学者强烈推荐在广义上使用“农民工”术语，指离开农业在非农行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突出其“非农”特征。按照这一口径，全国农民工（包括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的大数是2.5亿人。
“农民工”的概念很笼统，所指的人群很宽泛、很复杂：“打工族”、“非农”人员是主体，占了较大比例；也有相当部分是小商贩；极少数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还有一些进入城郊在异地务农，是“非工”人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来自农村，身份是农民。
“进城务工人员”。也称“进城务工经商人员”、“进城就业人员”、“进城从业人员”等。这也是使用很广泛的术语，内涵大致相当于狭义上的“农民工”。劳动保障、总工会等部门推荐使用该术语，并在有关文件中多次正式使用它。国务院有关文件中也使用过该术语。该术语是个“中性”词，没有“歧视”色彩；但不够简单明了，且内涵略泛，既包括农民“打工者”，也包括进城的各种小商小贩和“小老板”。
“农业转移劳动力”（或“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官方统计口径上，经常使用这些比较精确的术语。“农业劳动力转移”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定义，狭义农业转移劳动力指农业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即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广义农业劳动力转移指农业劳动力的区域转移，即随着农业劳动力产业转移而发生的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流动。“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指当年有到劳动力所在乡地域以外从业经历的劳动力。这些术语都不够简单明了。
“外来从业人员”。也称“外来就业人员”。全国多数地区和城市通常使用这一术语。例如，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文件。这个术语较之“农民工”，歧视色彩减少了，但仍保留“外来”这个特征。最近，上海将“外来”改为“来沪”。北京也有“来京从业人员”的说法。这些称谓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若要在全国普遍使用，则“外来”一词显然不合适，因为他们都是我国公民。
“外来流动人口”。一些地方以该术语命名的进城谋生人员，是个复杂的群体，有时则与“农民工”是一回事。在城市购房的外来人口、外来就读的大学生、国外或海外进来的人员，虽然异地而来、流动性大，但也不列入“外来流动人口”。但不少已经在城里居住多年的外来人员，由于没有户口、没有住房，却仍然被归入“外来流动人口”之列。总之，该术语概念宽泛，既不严格、也不科学。
“协力工”。深圳市一些区、镇使用的一个术语，实指农民工。该术语属新造，字面上看是一个中性词，但较生僻，易疑为日韩外来语。
“打工者”。或称“打工族”、“外来工”。细分的话，男的又被称为“打工仔”、“外来仔”，女的被称为“打工妹”、“外来妹”。这是市侩和世俗的说法，也是媒体喜欢用的语言，一般官方文件中很少这么用。
此外，还有地方、企业和学者提出诸如“新工人”、“新移民”、“新型工人”、“新市民”、“新产业工人”、“员工”等术语。例如，长春市把农民工称作“新长春人”，萧山市也把农民工称作“新萧山人”。浙江的一些企业主说，“在我们的工厂里，没有农民工，只有员工。”这些都表明，社会各方面对农民工问题的认识在提高、在深化。
二、“农民工”术语之辨析
从纯学术的角度看，“农民工”是一个直观明了的术语：“农民”说明其身份；“工”说明其职业状况。但仔细分析，这一称谓确实有不妥之处，有“成份论”的嫌疑。我们通常总是按职业称呼人的，种地者称农民，务工者称工人，经商者称商人，办企业的称企业主，参军者称军人，从政者称干部，这些称谓前都没有加定语进行修饰,也就是说不管他原来是什么出身，都一律按现职业进行称呼。但“农民工”，也即“务工之农民”，其实是“不工不农”、“似工实农”的一种极为尴尬的称呼。当然，“农民工”称谓的内涵还是明确的，就是仍把这个群体界定为农民，而没有界定为工人。与此相应，统计部门至今未能将“农民工”纳入职工统计范围，各地的人均GDP、小康社会目标、城镇登记失业率、职工平均工资等，也都不包括已经成为各行各业主力部队的“农民工”。而这正是“农民工”称谓问题的关键或者说实质所在。
对“农民工”歧视问题的实质，并不是怎么称呼的问题，而是其背后的制度歧视和权利不平等。产生“歧视”的总根源，是“农民”这个身份，是城乡户籍的巨大差异，是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矛盾。如果说“农民工”称谓有歧视成分，那是因为仍把他们看作“农民”；如果说对“农民”有歧视，那是因为他们的户籍是“农业户口”。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的地位是“三同三不同”，即“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当然，农民工也更难以充分享受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子女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有学者测算，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居民户籍的隐性“含金量”，竟高达数十万元。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谓，既不符合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也不符合国际上的通行规则，负面效应是广泛的：它人为地强化了不平等的意识，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公正程度；加剧了就业歧视，影响了一视同仁、普惠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妨碍了正常的城市化进程；甚至对已有的较大的贫富差距，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在，社会各方面对更改“农民工”称谓的呼声还是很强烈的。例如，全国政协常委厉有为认为，对农民工不仅仅是个称谓问题，而是深层次的体制障碍问题。他建议把农民工的称谓改为“新型合同制工人”，简称为“合同工”。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书记李永海也认为，在“民工潮”刚刚兴起的时候，“农民工”这个称谓还无可非议，但是在20年后的今天，这个称谓越来越暴露出明显的社会偏见和严重的社会歧视，进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三、建议用“进城职工”替代“农民工”
我们认为，“农民工”术语是历史形成的，是我国特定时期的一个特定称谓。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从语义上看，还是从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待遇看，的确存在“歧视”问题。如果出于统一各地方、各方面不同称谓的考虑，且希望通过改称谓给农民工带来一些新的、突破性的“东西”，则给农民工一个新称谓有进步意义，但重要的是“名副其实”，相关制度和政策上也必须考虑要逐步作出重大调整。否则，单改个称谓没什么实在的意义。
如果要改称谓，可考虑用“进城职工”替代“农民工”。理由如下：
第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更加清晰。从内涵看，“职工”一词中，“职”表达的是就业状态和劳动关系，其中：就业状态指的是在用人单位（企业、公司、工厂、机关、事业单位等）就业（工作），而不是个体从业者；劳动关系也即雇佣关系，别人雇你干活并为你发工资，你为别人干活。“工”表达的是一个“非农”特征。“进城”则表达农民工“流动”、“由乡到城”的特征，但不表明户籍状况。从外延看，“进城职工”相当于狭义上的“农民工”。
第二，易于与国际通行术语接轨。从国际上，劳动关系中的双方一方是雇主、另一方是雇员。例如，公务员可称为“政府雇员”，甚至个体户也可称为“自我雇佣者”。在我国，我们通常把“雇主”称为“用人单位”，“雇员”称为“职工”，并通过加前缀的方式演变出“城镇职工”、“机关职工”、“企业职工”、“事业单位职工”、“乡镇企业职工”等术语。“职工”是一个中性词，没有任何文化上的歧视色彩。把“农民工”等同于“职工”，是一步到位的做法。
第三，符合时代进步的要求。现在，我们党和政府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新修订的《工会法》明确把农民工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使用“进城职工”这个新名词，有利于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实现“同工同酬同保障”，消除社会歧视，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注：本文初作于2006年，修改于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