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石碑文字献疑

丁启阵

 

 

在地震、矿难、大干旱、洪水、泥石流、外来坠机、异国人质、空难连绵不断的季节里，曹操墓的真假之争，多少有些分散、排遣国人郁闷悲伤心情的功用。不争白不争，白争我也争——尽管曾有来自社科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多位考古学家宣布，研究文史的人不具备参与讨论曹操墓真假的资格。

刻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石碑，无疑是河南省文物部门和一众考古学家认定安阳曹操墓的重要证据。质疑一方继“常所用”不合古代汉语语法、字体太现代化等论据之后，最近又有人声称掌握了有关部门和专家造假的铁证，可以证明这石碑是近二十年内新刻出来的。

孰是孰非，孰真孰假呢？我个人是倾向于质疑者一边的。

河南开封文联书画委员会主任林奎成先生，注意到了石碑中“魏武王”的说法是有问题的。他指出，从曹操死后至曹丕称帝的十个月间，世人对曹操严格的称呼是“武王”。任何史书都没有出现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在礼制森严的封建社会，曹操墓中出现的“魏武王”的提法不能成立。

但是，林先生似乎没有说明，按照封建社会的制度或者惯例，随葬的石碑中应该怎么称呼曹操。我这里自告奋勇，替他作一点补充：

如果石碑刻于曹丕称帝前，应该是“魏王”，也可以是“武王”；但如果石碑刻于曹丕称帝之后，应该是“太祖武皇帝”，或“武帝”，或“魏武帝”，或“太祖”。

相比之下，诸种称谓，“太祖武皇帝”的可能性最大，“武帝”次之，“魏武帝”、“太祖”再次之，“魏王”、“武王”的可能性最小。倘若曹操初葬于曹丕称帝之前，曹丕称帝之后，因为墓主“级别”不同了，按照生死哀荣的礼制，一定会按照最高级别重葬。庄重场合，惯例是用尊号全称，即“太祖武皇帝”。根据曹家的诗人做派，简称“武帝”也是有可能的。“魏武王”，应该是不了解封建礼制者自我作古“创造”的杂糅体称谓——假造文物，完全有可能。

从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曹操，除了指名道姓的“曹操”“孟德”“曹公”之类外，还有如下一些称谓：

 

一、先帝。

曹丕《毁高陵祭殿诏》：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

曹植《怀亲赋》：齐阳南泽，有先帝故营。遂停马住驾，造斯赋焉。

二、皇帝。

      曹丕《武帝哀策文》：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

三、上。

      曹丕《典论·自叙》：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

四、武帝。

曹植有《武帝诔》。

五、太祖。

      张华：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博物考》）

陈寿《武帝纪评》：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

六、魏武帝。

袁瓌《上书请建国学》：昔魏武帝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

沈约：《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宋书·乐志》）

吴兢：右魏武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乐府古题要解》，多处）

吴曾《倒行逆施》：魏武帝诗曰：“逆旅整设，以通商贾。”

敖陶孙：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诗评》）

谢榛：魏武帝《善哉行》七解，魏文帝《煌煌京洛行》五解，全用古人事实，不可泥于诗法论之。（《四溟诗话》，多处）

王世贞：魏武帝乐府：“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艺苑卮言》，多处）

七、魏武。

刘勰《文心雕龙·诏策》：魏武称作敕戒，常指事而语，勿得依违。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

房玄龄等：（王敦）每酒后，辄咏魏武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晋书·王敦传》）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经眼文献中的确没有“魏武王”的称谓。这些称谓中，“先帝”是缅怀抒情用语，“皇帝”是通名，“上”是口语词，“太祖”是史书用语，“魏武帝”是后世人为避免跟别的朝代皇帝混淆的称谓，“魏武”是“魏武帝”的简称。剩下“武帝”，比较符合称呼死者取最高级别名的礼制和惯例。

最后，我来讲一个多年前报纸上看来的故事：近代四川军阀部队中有个勤务兵，耿直，急性子，在长官跟他人谈话时，经常忍不住插话。惹毛了长官，长官发话：“下次再乱插话，老子枪毙了你！”不久之后的一天，长官跟他的朋友闲聊间起了争执，关于世上植物的叶子，一个说桑树叶最大，一个说梧桐树叶最大。各不相让，互不示弱。这时，只见站在一旁脸色憋得通红的勤务兵，突然拍着胸脯说道：“枪毙就枪毙，芭蕉叶最大！”本人主要研究语言学和文学，对历史只有一知半解的水平，对考古学则是一窍不通，有的只是那个勤务兵式的耿直和急性子，说得不对，请考古学专家、权威们一笑了之，不必动怒！

                                                        201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