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楼市与车市来拉动经济发展，已难以为继了。未来要调整分配格局，根本的方向是让政府与企业的收入向家庭部门倒流。

盼望着，盼望着，上海世博会开了。周边地区纷纷与上海进行全方位的对接，其中旅游业是重头戏。很多城市与上海一样，都想借世博会举办之机，提升旅游产业的比重，以进一步优化自身的产业结构。

地方政府的这种努力，实际上融汇入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中。当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不仅是老百姓有进一步的旅游需求，各级政府也将目光更多地瞄向这一领域。2009年底，国务院首次提出，将旅游行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而2010年1月发布的《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称，2009年国内旅游增长10%，继续保持高于GDP两个点的增速；预计2010年国内旅游人次数会达到21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国内旅游收入将同比增长14%，首次超万亿，达到1.1万亿元。

在中国的三驾马车中，未来应提高消费、降低投资与出口的比重，已成为朝野共识。美国人消费不储蓄、中国人储蓄不消费，这种所谓的中美恐怖平衡是造成此次经济危机的一大诱因，所以未来的中美再平衡必将沿着“中国减少出口”之线展开。在应对危机的2009年，中国经济仍呈现出“增长主要靠投资、投资主要靠政府”的严重不平衡特征。这实际上旧病未除又添新病，巩固了原有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尽管政府出台家电和汽摩下乡、以旧换新等多项刺激消费的政策，消费“马车”依然故我，保持一种温吞的慢跑。有经济学者预测，消费在2010年可能出现政策效应递减，预计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5.6%左右，略低于2009年水平。

既是消费、同时又是投资的房地产和汽车业，再次成为无可替代的两大引擎。在多数人尤其是地方政府眼里，旅游业是难以与楼市、车市相媲美的，后两者的拉动力更为迅速、明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房地产投资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约20%，占GDP的比重接近10%，个别地区的比重更高；而稍逊于房地产的汽车业，也是拉动消费的重要工具，据说可以拉动国民经济150多个行业，汽车投资项目由此成为各地争抢的对象。

楼市与车市也确实不负众望，但这两大利器使用得越多，负作用也越明显：很多城市不但患上严重的楼市依赖症，而且资产泡沫膨胀，结果不仅没能刺激消费，还对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而汽车数量的急剧增加，造成城市拥堵不堪，还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依靠楼市与车市来拉动经济发展，已难以为继了。

在这种情势下，旅游产业后来居上的优势正在显现。它带动的餐饮、住宿、交通、娱乐、购物等都是终端消费，拉动系数不容小觑——按照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旅游业直接收入每增加1元，将影响国民经济产值增加4.3元。2010年6-月央行在《2009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认为，世博会必将带动上海交通、旅游、零售、餐饮等第三产业的发展，预计世博效应将会带动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2009年提高2至4个百分点，达到16%以上。

而且，旅游业还是低碳产业，具有更大的可开发性。对一个强调民本的政府而言，与其羡慕欧、美员工带薪休长假，不如将这项福利落在自己的民众头上。此外，出境旅游消费2009年首次超过入境旅游外汇收入，这种势头如果保持，也能减少国外针对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的指责。

中国消费的接力棒，应从楼市、车市转移到游市上。这种转移不是取代，而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尽管旅游市场的增长率高于GDP增长，尽管目前中国旅游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但仍存在许多制约因素。换言之，旅游市场还未提高到其应有的地位。

那么，如何促进旅游市场呢？答案不在于市场中的消费者，而在于政府的消费政策。在加快推进旅游市场的技术性改革之外，笔者认为政府的责任义不容辞：

第一，落实国民休闲计划。提高带薪休假覆盖面，必然触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在当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的背景下，国民休闲计划将遇到更大的阻力。这就需要政府知难而上，拿出当初推动新《劳动法》的勇气来推动公共政策的执行，改善劳动者的福利。再如，危机时期拿出来应急的旅游券、消费券之类，亦可常态化。

第二，遏制房价上涨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无庸置疑，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的动力，但也不能过于强调其作用，把经济增长的命运寄托在楼市上。如上文所说，依靠楼市与车市来拉动经济发展，已难以持续了。房地产价格跌下来，天塌不下来。相反，房地产的拉动下来一点，旅游产业会上去一大截，所以各地政府对房地产应“去依赖化”。有研究数据证明，2003年之后消费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从50%以上迅速下跌到目前的40%以下，与2003年的房地产政策调整密切相关。正是那年房地产在经济增长中的支柱产业地位被确立，导致居民通过购买住房的方式将自己的财富转移到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手里。这有力证明了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

第三，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降低贫富分化差距，让老百姓更有钱消费。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课题，但也是刺激消费的根本性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之所以能保持高储蓄、低消费状态，除了从民族传统与文化因素中寻找原因外，各种经济制度是重要原因，致使家庭收入不间断地向政府和企业手中转移，使家庭与个人的作用长期低于政府与企业。房地产就是其中的一个秘密管道。在探究中国的储蓄率之高时，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撰文认为，“由于劳工工资成本的真实化进程是渐进的，企业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此外，公共部门、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仍不彻底，影响了储蓄率的调整。当前应当加快政府部门改革和职能转化。”因此，未来要调整分配格局，根本的方向是让政府与企业的收入向家庭部门倒流。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强调：“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这句话放到今天，尤感迫切。

201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