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人才这篇大文章，推进我国科技创新

王小梅

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全面推进，全社会对于科技发展的关注和期待也更加强烈。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我们需要超越科技自身，进一步从战略层面上研究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为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7月8日《科技日报》）

然而，长期以来，在许多地方把招商引资、投资规模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之一。不可否认，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国内外实践证明，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往往是以人才为核心而聚集和流动的。对于我国来说，能否把人才这篇文章做好，充分发挥这个特有的优势和潜力，将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未来。因为人才队伍建设对于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更具有可持续性。

如何做好人才这篇文章，尤其是吸引留学人才回国，笔者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2008年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六届理事会上的讲话有针对性。他说，海外留学人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特需资源，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宽的眼界、更宽的思路、更宽的胸襟，做好吸引和用好海外留学人才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在推动科学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回顾改革开放走过的历程，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打开了学子出国留学的大门，30多年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20多万人。这些胸怀满腔抱负的学子走出国门，到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汲取发达国家丰富的市场经济管理经验，不仅提升中国学子的语言、文化、技术等方面素养，而且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特需资源。可以说，出国留学已成为培养中国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推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作用日益彰显。然而，除公派留学生回国率逐年提高外（从1997的92.25％增加到目前的98.77％），尽管近年海归人数略有上升，但比例依然很低。按照国际通行的计算方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起飞阶段，回归率与滞留率之比约保持在2：1为最佳，该比例被称为“黄金回归比例”。而目前中国回归比例远远低于该标准，仅1/4的海外留学生回国效力。今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完成的一份《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显示，当今“出产”美国博士最多的学校是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中国成为美国博士最肥沃的培养基地，在历史上这种情况还是首次出现。

为什么会这样？最近几年，因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引发各界对内地大学体制的反思，似已揭示了部分症结。内地的大学、科研机构有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学者是否享有自治的权利？他们能否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比如能否摆脱复杂的人事关系，专心进行学术研究？若干年来，大学、科研机构在这方面没有进行多少改善尝试，学术环境反而因为行政化、商业化而日趋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指望留学人员乐于归国开创自己的事业？尽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和整体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善。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期待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一方面加大对科技发展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学术环境。正如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教授曾说过：“中国这些年经济改革的步伐很大，科研经费和条件也迅速改善，但学术环境和国际先进水平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科学人才的成长，不在大幅提高经济待遇，而在大力改善学术环境。”

尽管经过30年的改革和建设，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但也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加大等突出矛盾和问题。正如李源潮所指出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走科学发展之路。科技创新关键靠人才，人才资源是实现发展目标的第一资源，人才要素是支撑科学发展的第一要素。因此，我们要按照李源潮“三个更宽”政策，一方面从过去着重引进资金和项目向着重引进技术和人才转变，把招商引资拓展为招才引智，充分利用国际人才资源增强我国竞争力，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另一方面要不断改造当前的学术盐碱地，让学术回归学术本位，为留学回国高层次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让他们领衔国家重大科研和工程项目，有职有权有责。要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符合国情的科研和管理方面的体制机制，促进引进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要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社会氛围，从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关心支持留学回国人才，使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科技创新创业事业。引凤先筑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